今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正式施行，这于国于民都是件大好事，给种粮农民吃了“定心丸”。

　　1989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我作为“全国百名售粮模范”，走进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从此很多人都称我是“一代粮王”。在此后40多年的时间里，我带着老伴沙玉荣和两个儿子刘斌、刘杰先后在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鱼梁洲、枣阳市以及宁夏银川黄河边开荒种地2万多亩，产粮7000多万斤，植树100多万株，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尽一份绵薄之力。今年4月20日，在“农圣”贾思勰故里山东省寿光市，我和儿子刘斌、刘杰三人同台领奖，获得第二届“贾思勰农业奖”杰出贡献奖。

　　有媒体称我是中国农村改革后实行规模经营最早的一批人。我几十年坚持为国种粮，搞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虽经历多次重大坎坷但仍旧矢志不渝。当年跟我一同去北京领奖的“粮王”大多改行或者早就“退休”了，但我不仅自己坚守这份执着，还把两个儿子也培养出来了，“父子兵”接力种粮。粮食安全保障法的施行，对多年从事粮食生产的我个人及家庭来说，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大事。

　　多种地、多打粮，多为国家作贡献

　　1978年前后，我在湖北省襄北国营农场当农机员。早期这段农机员的工作背景，奠定了我一生发展的基础。1982年，湖北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瞄准“农机在分田单干中大有用场”这个机会，主动从农场离职，自筹资金买了4台东方红拖拉机，经营当地一个乡全部的“农机代耕”。两年下来积攒了第一桶金。

　　1984年，“大包干”如火如荼地展开。我又有了新的思考，觉得与其帮人代耕专搞一个生产环节，不如自己找地承包全过程经营。那年第一次就拿到了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的1070亩荒地的承包权，率先办起了机械化家庭农场，只用了两三年时间就将茅草丛生的乱坟岗地改造成了流金淌银的庄稼地。

　　1989年，我向国家交售粮食超过20万斤，被原商业部授予“全国售粮模范”，并且作为湖北省的优秀代表，与全国百名种粮大户一道赴北京开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那一刻，我坚定了一生的信心和决心，那就是：多种地、多打粮，多为国家作贡献。

　　初心不改，坚持把粮食生产搞到底

　　种粮40多年并非一帆风顺。历经“四起三落”，可是我初心不改，每次跌倒了又爬起来。那些年，我一直是湖北最大的种粮户，我曾在汉江边上的鱼梁洲开发粮田近万亩，后几度辗转，奔波多个省份找地种，最后选择了宁夏，承包黄河滩涂7000亩。老伴沙玉荣一路跟随，无怨无悔，只是偶尔跟儿子吐吐槽：你爸种田有瘾。没想到，这个“种田瘾”竟“遗传”给了两个儿子刘斌、刘杰。

　　但我心里清楚：农民只有种田才快乐。2001年11月，我已是满头白发，养足了力气，重抖起精神，开始从襄阳到北方的再一次奔赴。当时正是国家西北大开发如火如荼之际，我携妻带子，历时两个月，奔波在陕西、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行程3万多公里，考察了十几个县市，最终选择在宁夏银川黄河边的月牙湖安营扎寨，承包黄河滩涂。

　　那时的月牙湖，满目沙丘，偶有几蓬荆棘，狂风一起，到处黄沙弥漫，眼睛睁不开，张嘴一口沙，没有一条路，不见一寸绿。可我看中这里的三个条件：靠着黄河边，属于河滩地，承包费较低。我陆续投入上千万元，把沙丘规划成8大块，一块块地推高填低弄平整，第一年开发，第二年生产，第三年转亏为赢，之后连年丰收。2007年，收获水稻200万斤，直接经济效益达70多万元。

　　靠规模种粮赚到钱后，我也尝试着换过行当，当时煤炭生意很火，经过考察，我斥巨资购买了大型挖掘、运输设备，加入了贺兰山煤矿生意行列。可我人在煤矿，心却在农田。2017年，因政策性因素，当地上百家煤矿生产被叫停。我又一次面临重新择业，觉得还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不要丢了自己的“田饭碗”，开荒种地、搞规模经营更靠谱，也更适合自己。

　　2018年“老粮王”又要大显身手了，重操旧业种田，而且农业现代化水平比以前都大幅提高了，过去是水利自动化、种植科技化、生产机械化、销售市场化，现在都有了升级版。比如打药都用无人机，一天作业600亩，3000亩地只需要5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并且效果比过去还要好。两个儿子刘斌、刘杰的生产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也升级了，原来种水稻还需要我来动口动手，现在全给两个儿子包揽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了。

　　回湖北老家种粮，父子接力做“粮王”

　　家里人实在担心我的身体状况。2019年我已经“死”过两次了，一次是1月3日，正在工地上，我突发心梗，幸亏两个儿子在场，立马送我去医院抢救，捡回一条命。接着是3月份，因家中煤气出问题引发中毒，老两口幸免于难、死里逃生。老伴沙玉荣嗔怪说：“都七十几的老人了，就算种田有瘾，也不至于拿了老命去拼啊!”

　　年纪大了，“落叶归根”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2021年，我举家回到襄阳市，又开始承包起土地种粮，重新播种丰收的希望。此时，襄阳很难找到大规模集中连片的耕地，寻寻觅觅，才在枣阳市找到了5块相对集中的地块，在兴隆镇、王城镇流转了2000亩土地种粮。20多年没有回湖北种粮，农业科技和农用机械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父子三人又开始了新一轮创业。一边请教周边种粮大户，一边自行摸索，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种植经验。落户枣阳3年来，家庭农场的账本一年比一年漂亮，去年收了近300万斤粮食。盘算未来，刘斌、刘杰还想进一步扩大规模，准备到周边承接别人不种的地块。

　　如今，很多农活我已经不能亲自上手，更多时候担任的是“指挥”角色。让我骄傲的是，历经风雨，两个儿子都蜕变成了现代农业管理者：大儿子刘斌，大学本科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跟着我南征北战开荒种地，主攻市场和管理，现任枣阳市弘农种植家庭农场理事长;小儿子刘杰十几岁就来到宁夏，跟着我在地里打拼，还会看书研究，现代农业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把机械设备功能摸得明明白白。如今两个儿子都是这个家庭农场的顶梁柱。这些年，也有朋友动员兄弟俩回乡包山场、跑运输、搞餐饮服务业，但他们没动心，他俩的心不在别处，只在农田里、只在土地上。

　　随着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实施，我相信下一代一定会越干越好、越干越有劲儿。刘斌说：“我们兄弟俩哪儿都不想去，只想跟着父亲干、帮着父亲干、接着父亲的事业干。”儿子刘杰说：“中国需要有年轻人种田，我更喜欢大面积开荒种田，这是老父亲的初心，是我们家的‘基因’，我也想像老父亲一样成为新时代的中国‘粮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