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减缓饥饿和贫困、促进就业和生计、改善和修复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得到世界认可。很多国家提出希望与我国在渔业领域，特别是水产养殖领域加强交流合作。

　　从战略方向上看，水产养殖业“走出去”是拓展养殖空间、缓解资源矛盾的重要措施，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水产养殖业的有效手段，是中国水产养殖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必由之路，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沿线国家的高度关注点和利益结合点。多渠道全方位促进中国水产养殖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水产养殖业在稳产保供、资源养护、服务政治外交大局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目前，中国水产养殖业“走出去”仍处在摸情况、找规律、探路径、育实力的初级阶段，理论研究不多，相关信息有限，成功案例和重大项目较少。笔者通过对水产养殖业有关企业的实地调研，分析中国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的现状，提出影响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的主要问题和措施建议。

　　中国水产养殖业

　　“走出去”现状

　　中国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的含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走出去”是指水产养殖企业在境外建设养殖基地、产业园区、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广义的“走出去”还包括水产品对外贸易、水产养殖国际科技合作和对外援助等。中国水产养殖企业海外投资与对外贸易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如一些大型水产饲料和养殖龙头企业在开展对外贸易过程中，逐渐尝试建立海外销售渠道，打造海外品牌，进而探索发展海外养殖，从产品贸易发展到建设海外基地和产业园区，或通过收购当地企业以提高产业附加值。

　　中国水产养殖业“走出去”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国，如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适宜的气候、丰富的水资源、低廉的土地和人力成本，为发展水产养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受双边关系、地缘政治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资源保护主义等影响，境外投资风险和困难远高于国内，企业自身防范化解境外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中国水产养殖业“走出去”仍以少数大型企业为主，中小型企业受资源和能力限制“走出去”的较少。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水产养殖业“走出去”企业主体相对薄弱，政府推动仍然处在投石问路阶段，短期内水产养殖业“走出去”困难多、风险大，“走出去”步伐或将趋缓。但放眼未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便利化是大势所趋。随着国际社会对水产养殖的认可和关注持续增加，中国作为世界水产养殖大国，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的发展形势总体向好，未来有望形成立足东南亚，向非洲、拉美、中东拓展的发展格局。

　　困扰水产养殖业

　　“走出去”的主要难点

　　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相关政策法规相对滞后。相对于种植业、畜牧业等其他领域，水产养殖业“走出去”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相关政策法规不能完全满足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的需要，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提出的诉求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如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在越南、印尼等国家发展水产养殖业，需向海外基地大量出口水产苗种。根据目前中国海关规定，养殖出口水产品必须来自备案养殖场。但备案养殖场的标准未考虑水产苗种，也没有针对水产苗种出口的相关规定，这就导致水产苗种出口非常困难。苗种出不去，影响海外养殖基地的发展

　　建设。

　　多双边合作机制纾困解难的作用不明显。多双边合作机制为推动“走出去”发挥着搭建平台、提供保障的作用，但多双边合作机制多数为配合外交大局建立。很多签订的框架协议仅停留在意向层面，没有实质性进展。

　　水产养殖业“走出去”信息咨询分析利用不充分。企业主体难以全面及时掌握合作国家政策、资源、技术、市场、海关等各方面信息，加大了对外贸易、投资和合规风险。

　　水产养殖企业“走出去”的意识和竞争力不强。水产养殖业“走出去”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主体普遍缺乏全球化视野和国际化经营能力。如资金、技术等资源分散，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缺乏专业化分工和协同配合，全产业链发展水平仍需提高;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水平有待提高;本土化意识不足，与“走出去”目的国文化差异等挑战长期存在。

　　中国水产养殖业

　　“走出去”措施建议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制定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相关政策法规。组织水产养殖业“走出去”政策法规调研，立足“走出去”企业的问题和需求，了解各类政策法规实施情况和效果，指导水产养殖企业用好用足政策，并将调研情况向相关部门进行反馈对接，推动制定或调整相关政策法规。如针对苗种出口难，积极与海关部门沟通协调，建议其针对苗种出口制定相关规定，避免自我限制。

　　加强统筹谋划，研究完善水产养殖业“走出去”顶层设计。编制《中国水产养殖业中长期国际化发展规划》，在科学研判国内外市场资源状况和合作基础的情况下，全盘设计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的目标定位、区域布局、关键环节、重要抓手、实施主体等，即系统回答“为什么”“去哪里”“怎么干”“谁来干”等问题。

　　深化国际合作，强化水产养殖业“走出去”支持保障。跟踪已签订的多双边合作机制运行情况，推动机制发挥作用，为我国水产养殖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加强与资源丰富、政治稳定、市场广阔、基础设施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水产养殖交流合作，明确双方在资源、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合作重点。鼓励我国水产养殖企业与目的国企业合作，开拓生产和销售渠道，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引导各级政府、金融部门、科研院校、推广系统等广泛参与、协同推进水产养殖业“走出去”。加强与涉渔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重要国际规则、标准制修订，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整合信息资源，加强水产养殖业“走出去”信息分析。按照重点区域或国别组建水产养殖业“走出去”专家组，整理挖掘各部门与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相关的信息，并针对水产养殖业行业特点和核心需求，多渠道动态采集“走出去”目的国和主要水产品进出口市场国的水域资源、产业政策、贸易战略、发展需求等关键要素，为水产养殖业“走出去”提供智库服务，更精准发挥信息指南针作用。

　　引导企业互助，提升水产养殖业“走出去”企业国际竞争力。培育“走出去”典型企业，建立企业互助机制，鼓励“抱团出海”，以点带面助推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组织编撰中国水产养殖业“走出去”典型案例，对“走出去”的实践经验、成功案例进行总结梳理，摸清“家底儿”，归纳盈利模式和投资策略，总结提炼其他国家水产养殖业“走出去”的经验做法，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借鉴参考。引导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水产养殖企业申请“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认定，提高品牌市场竞争力。

　　(作者单位：孙岩、王北阳，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张文博、李慷，上海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