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乡村治理走在前列，但也遇到“成长的烦恼”，特别是大型村社的治理问题，是当前的一个重点难点。结合浙江实际，笔者聚焦建立与大型村社相匹配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开展专题调研，提出对策建议。

　　发展现状

　　随着城乡融合不断加深，浙江催生了一批具有集镇功能、社区形态的特大村、超级村。这些大型村社，以行政村建制为主体，产业特色明显，经济活力较强，配套设施完善，集聚相当体量外来人员，呈现出行政村和城市社区并存融合的显著特征，突出表现为“村的建制、镇的功能、城的形态”，事实上成为局部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新极点。主要有以下特点：

　　经济实力强。大型村社发展一般都有一个村企融合、共生共荣的过程，大体都要经历或正在经历从“村办企业”到“企业办村”再到“村企分离”三个阶段，总体上经济实力都比较强。如东阳市花园村，从1981年创办蜡烛厂和服装厂开始，走出了一条“以工强村、以商兴村、就地推动农村城市化”的共同富裕之路，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655亿元，其中花园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82亿元、利税16亿元，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1.93亿元。

　　集聚人口多。在产业带动、村庄撤并等因素影响下，大型村社人口成倍增长，聚集相较于“原村人”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外来人口。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全省166个村常住人口超1万。从11个设区市常住人口排名前三位的“头部村”来看，常住人口4万人以上的村2个，2万~4万的村9个，2万以下的村有22个，平均每个村常住人口1.97万，相当于一般乡镇人口体量。

　　社会功能全。大型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好于一般村，公共服务、公益事业长足发展，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已于城里人无异。如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紫金桥村，村内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建有幼儿园、小学、初中，足不出村就享有九年一贯制教育。

　　治理短板

　　作为一种新型村社，这些大型村社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村镇，又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表现出非城非乡、亦工亦农、有村有居的“中间体”形态，在治理上面临“成长的烦恼”。

　　小马拉大车。大型村社再大也是村，村级治理架构与一般村没有大的区别，在“村筑城”“村融城”演化进程中，“三个倒挂”突出：一是力量和任务倒挂，村“两委”成员数量只比一般村略有增加，2020年村级组织换届时规定，一般村“两委”职数3至7个，规模较大的村不超过9职。二是投入和需求倒挂，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投入主要依靠村社自身，约60%~70%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支出靠村集体经济支撑。三是管理和功能倒挂，对治安、环境、安全等需要一定强制约束力的领域和事项，主要通过规劝、协商等自治手段，效果不尽人意。

　　摊大事务多。从样本村调查数据看，11个大型村社共有常住人口24.37万人，划分为142个网格，每个网格平均服务超1700人。平时状态下，网格员主要负责问题发现、信息收集，勉强能够完成相关工作，但在疫情防控等战时状态下，由于任务陡增，加上平时应急预案、物资装备、场所建设不足，大型村社在组织管理、指挥调度、信息触达等方面普遍暴露出短板弱项。

　　社群链接弱。大型村社人员流动相对活跃，具有明显的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演变的趋势，原有的靠地缘、宗亲、文化为基础的治理手段难以奏效，新老村民融合度不够，新村民归属感、认同感不强，共同参与村社治理的机制不全、热情不高、动力不足，一些企业、商铺、市场、住户成为管理“盲区”。

　　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深刻把握大型村社对基层治理提出的新要求，系统变革重塑大型村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加快形成数字文明和共富示范背景下大型村社治理的浙江模式，为全国探索路子、贡献经验。

　　划分微网格，做强整体智治最小作战单元。以“101”为标准(重大讯息10分钟触达、重要民情1小时归集)，全面推行微网格建设，形成“乡镇(街道)—村社—微网格—户”的金字塔型治理结构，在“平时强连接”“战时快反应”中找到平衡点。在传统村落，原则上以村民小组(自然村)为基本单元划分微网格，超过50户的村民小组、新农村集聚点可视情划分成2个及以上微网格;在住宅小区，原则上以楼幢为基本单元划分微网格，并根据实际作优化调整，必要时可将楼道作为一个微网格;在大型主体(商业体、学校、医院、企业等)，可依托主体单独设置专项微网格。

　　设置工作站，搭建非行政层级管理服务平台。大型村社的经济体量、人口数量超过一般的乡镇，既不能简单按照镇建制来配置行政资源，也不能一味依靠村社自治。在乡镇和大型村社之间建立衔接机制，设立“村社工作站”，作为乡镇派驻机构，建立站村联席会议机制，促进政府管理与村社自治的耦合，是可行之策。在职能力量上，可按“4+2+X”配置，“4”即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公安、应急管理，“2”即政务服务、公共卫生，“X”即根据驻在村社的实际需要，下沉政府管理服务力量。

　　建立应急队，加强平战融合除险保安力量。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应急响应体系，把应急响应队伍建到村、布到点。按照“地缘、人缘、趣缘、业缘”，以村级基干民兵为主体，统筹辖区在职党员、物业人员、热心志愿者等力量，组成相对稳定、功能综合、力量常备的大型村社综合应急小分队(救援队)，接受应急管理等部门和乡镇的业务培训，平时村社使用，必要时乡镇统一指挥调度，做到“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

　　贯通数字化，推动智慧治理可见可触可感。建好“一图”，画好大型村社数字网格地图，对微网格实行地理信息统一编码、图层叠加，实现“人、地、事、物”精准可查，打造大型村社数字化全景图和数据库，可视化呈现生产、生活、生态实景。用好“一端”，推广运用龙游村情通、浙里花园APP等优秀应用，强化适配性迭代，为村社干部和网格员提供智能村域管理服务，为老百姓提供各类政务服务和生活服务。集成“一码”，对村社内住户、商家、企业等不同对象，配备专属二维码，实行一户一码，扫码即知信息，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到户难”问题。

　　引入信用分，发挥村规民约激励约束作用。推行“村规民约+531X”，运用信用积分管理制，使村规民约成为良序善治的法宝。推动颗粒细化，将村规民约细化为具体项目，每项量化加减分内容，逐户建立积分动态管理台账，定期公示评议。加强结果运用，建立配套激励惩戒机制，将信用积分作为评选享受村级福利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并与普惠金融授信贷款挂钩，村民也可用信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强化法律救济，研究相关法律救济途径，促进惩罚性条款对村规民约的刚性支撑，提高村规民约的权威性。

　　设好红绿灯，增强集体经济规范发展动能。提升集体资金使用绩效，按年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内控、绩效管理等制度，探索施行大型村社财务绩效评价。推进强村公司规范发展，压实乡镇对域内强村公司监督主体责任，加强大型村社属公司规范运行监督，明晰强村公司与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及收益边界。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实施新一轮集体经济发展三年行动，突出党建联建引领片区组团发展，深化村企合作，采取直接经营、入股经营等方式，推动集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混合经济融合发展。

　　织密清廉网，提升清廉村居建设保障效能。完善大型村社提级巡察机制，对大型村社党组织实行提级巡察，由设区市党委派出或指定异地县级党委派出巡察组。优化大型村社纪检监察体制，探索由上级党委提名大型村纪委书记人选并依法进入村务监督委员会、下沉廉情监督员等机制，压紧压实监督责任。强化大型村社“三资”数字化监管，推进“浙农经管”应用实战实效，跟进集体经济审计监督，促进大型村社财务管理信息化、资产管理动态化、分析预警即时化。

　　(作者系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驻厅纪检监察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