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垦是国有农业经济的骨干和代表。生猪产业是农垦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垦的传统优势产业。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农垦生猪产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生产方式加速转变，质量效益显著增强，为培育壮大农垦经济、保障国内猪肉供给、引领示范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垦生猪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农垦生猪产业也面临一些值得注意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是顶层设计层面的，有些是推动落实层面的;有的是行业的共性问题，也有农垦的特殊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妥善处理。

　　生猪养殖体量较小，整体竞争优势有待提升。农垦生猪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但生猪养殖体量依然较小，生猪出栏数量及猪肉产量在全国的比重均不到3%，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标国际国内一流养猪企业，农垦系统生猪养殖企业生产规模仍然偏小，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如2021年全国农垦系统生猪出栏总量1363.67万头，还不及行业头部企业牧原股份同年生猪出栏(4026.3万头)的二分之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农垦肩负的政治责任，而保供给首先是保数量，增加供给总量。因此，若养殖体量上不去，农垦生猪稳产保供的根基就不牢靠、农垦担当产业安全“稳定器”“压舱石”的战略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

　　育种体系还不健全，核心种源培育亟需突破。农垦生猪种业虽有相对产业优势，但一直以来生猪繁育体系协作合力不足，多数育种企业“单打独斗”，农垦系统尚未建立协同高效的生猪联合育种组织体系、持续稳定的场间遗传联系和优质资源共享体系。育种基础还不强劲，测定性状偏少，选择强度有待加强。全基因组选择、表型自动化智能化测定等创新技术应用滞后。育种投入力度不足，农垦生猪核心种源培育亟需突破。

　　产业链条不够完善，屠宰加工环节短板凸显。农垦系统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等垦区生猪养殖、屠宰加工配套相对完善，在其他多数垦区屠宰加工链条较弱或缺失，生猪产加销衔接不畅，产业链、价值链短，产业发展效益偏低。尤其是在“调猪”转向“调肉”的全国生猪流通新格局下，屠宰加工滞后将严重掣肘农垦生猪产业发展。除了产业衔接配套不够完善外，在屠宰加工环节还存在一些生产经营问题，如屠宰生产成本增加、开工率不足、屠宰量和利润率下滑，加工产品类型单一、档次不高、附加值低等也较为突出。

　　产业布局不尽合理，生产优势区域亟待拓展。农垦国有经济生猪养殖主要集中在广西、上海、广东、北京垦区，其他垦区比重极低。产业布局在区域间不平衡、不协调，特别是在河南、山东、湖南、湖北等省份以及东北地区这些在全国生猪生产比较优势明显的区域，农垦国有经济的掌控力较弱，对于农垦生猪产业来说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也不利于比较优势发挥。而且，上述生猪优势区域，也是全国生猪稳产保供的“主阵地”，是最需要农垦“站出来”“顶上去”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农垦国有经济的显示度还不够，竞争力还不强，很难彰显中流砥柱的作用。

　　要素价格持续上涨，综合生产成本不断攀升。近年来，以玉米、豆粕为主的饲料原料价格上涨较快，饲料原料价格大幅上调直接抬高了饲料成本。与此同时，为强化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生物安全投入加大，以及用地、人工、环保、管理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生猪养殖综合成本居高不下，农垦生猪养殖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持续增大。

　　生物安全体系薄弱，疫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近年来我国动物疫病高发多发，尤其是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传统的防控手段和措施捉襟见肘，生猪健康养殖风险不断增加。部分垦区企业生物安全管理水平薄弱，防疫设施设备不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废弃物、病死猪等无害化处理不规范，非洲猪瘟、猪蓝耳病、猪流行性腹泻等主要疾病防控压力较大，种猪场特别是农垦系统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猪蓝耳病、伪狂犬病等垂直传播疫病净化不彻底，严重影响猪群健康和生产效益。

　　对策建议

　　农垦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国家队，应充分认识到生猪产业的重要战略地位，要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抓生猪生产，在加快构建现代生猪产业体系、保障猪肉产品有效供给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打造农垦样板，贡献农垦力量。

　　加快产能建设，壮大规模体量。发展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民生工程。要在全国生猪稳产保供关键时刻站得出、顶得上，农垦系统必须始终抓好生猪稳产增产，保持足够的规模体量，而鉴于目前农垦生猪养殖体量还相对较小，增产保供能力还相对较弱，下一步农垦系统必须狠抓生猪产能建设，稳定提升现有产能，释放潜在产能，有序有度扩大新增产能，支持现有规模猪场提档升级、增养补栏，推行标准生产、精细管理，挖掘生产潜力，探索新型养殖合作模式，鼓励垦区通过自建、收购、入股、代管等形式，逐步培育一批大型养殖基地，逐渐扩充生猪基础产能，不断提高农垦生猪的供给保障水平。

　　完善育种体系，推动联合育种。发挥农垦种猪育种优势，坚持“立足垦区、内联外合、自主创新、跨越提升”，加强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推进协同合作和联动发展，积极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育繁推高度一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破除封闭意识，加强垦垦合作，支持实施农垦生猪区域联合育种，大力推动专业化育种，发展全产业链育种、大数据育种，推动建立农垦系统全产业链、大数据育种平台，实现育种数据化、精准化和智能化。实施农垦生猪育种技术更新工程，加快基因组选择等育种新技术应用，推进育种关键共性技术设备的研发、组装集成，提升农垦自主育种效率。加强生物安全建设，大幅提高农垦种猪健康水平。充分发挥地方品种资源优势，加快生猪特色新品种、新品系及配套系培育及产业化开发利用，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

　　做强屠宰加工，补齐产业短板。提高垦区内部生猪养殖屠宰产能匹配程度，引导生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域转移，确保猪源供应稳定，实现生猪就地就近屠宰加工，加速“运猪”向“运肉”转变。支持垦区养殖、屠宰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条，补齐产业短板，开展养殖、屠宰、加工、配送、销售、品牌一体化经营。大力发展猪肉精深加工，优化产品结构，满足市场不同消费层次需求。完善冷链物流体系，拓展猪肉产品销售渠道，创新电商平台、精品门店或社区销售模式，加大品牌推介，提升品牌影响力，提高市场占有率。

　　优化产业布局，拓展生产优势。加强产业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定位及消费空间，形成重点突出、功能明确、特色鲜明、协同发展的产业总体布局。支持北京、上海、天津等垦区优化都市型生猪产业，走“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内外互补”的发展道路，探索大都市猪肉产品安全稳定供给新模式。依托都市圈科技、人才、市场优势，做强“两头”的良种繁育、猪肉加工、品牌营销，而“中间”的养殖环节则通过对外合作建立跨区生产基地的方式转移出去。既缓解了资源环境约束，又拓宽了养殖发展空间。鼓励广东、广西等垦区聚焦基地型生猪产业，坚持提质扩面，做大基地规模，以“增数量、提质量、促融合、强效益”为目标，着力发展集约、生态、高效、智慧生猪养殖，打造全国绿色、优质、安全生猪及其产品供应高地。对于河南、山东、湖南及东北地区等生猪生产比较优势明显而农垦国有经济力量薄弱的区域，建议所在垦区加强规划布局，发挥区域优势，创新发展模式，如自营养殖、租赁合作、垦地共建等方式，加快产业集聚，壮大产业规模。

　　推进精细管理，实现降本增效。优化养殖成本结构，降低饲料成本，开辟饲料来源，因地制宜加大非粮饲料资源开发利用，推进饲料精准配方，减少饲料浪费，提高自配饲料比例。提高自产仔猪比例，减少外购仔猪数量。合理调整种群存栏，加强种猪优选，加速低效种猪淘汰。强化疫病防控和环境管理，提高母猪的繁殖成绩。加快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生猪产业的集成应用，实现生猪养殖、饲料投喂、繁殖育种、环境监控、疾病诊断、粪污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等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深耕生物安全，强化疫病防控。充分认识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健全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完善生物隔离、洗消设施、高温加压消毒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执行引种检测、隔离，严格控制养殖、运输、屠宰环节人员、物资、车辆流动。毫不松懈抓好非洲猪瘟防控，降低重大动物疫病发生传播风险。规范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提高信息化监管水平。加快推进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种猪场猪蓝耳病、猪伪狂犬病等主要垂直传播疫病的综合防控与净化工作，探索建立区域净化新机制，从源头控制动物疫病风险。

　　加强统计监测，深化信息服务。加强农垦生猪产业统计监测基础建设，建立健全全产业链监测监管信息系统，建立生猪信息和产业报告定期发布制度，引导垦区企业合理安排生产，稳定养殖预期。加强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拓展在线、实时、动态监测渠道，及时、准确掌握农垦生猪产业形势变化。协调整合不同垦区、企业的生猪产业监测数据，搭建互通融合、开放共享的农垦生猪产业大数据平台，为农垦管理部门、生产主体研判形势、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突出人才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实施“人才强垦兴垦”战略，不断加大人才的引进与培育力度。大力优化人才结构，注重培养青年人才。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交流和培训活动，加强对生产一线人员的业务指导，为农垦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协调争取中央及地方有关生猪稳产保供各类奖补、贴息资金，拓展银行信贷、金融租赁、公司债券、产业基金、股权投资等多元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解决生产资金需求。充分利用保险、期货等金融工具，加强市场风险管控，实现生猪产业稳健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