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不断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要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关键在于提升大豆产业竞争力。本文通过与美国和巴西等大豆主产国的比较,在分析我国大豆产业竞争力的现状及其特点、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大豆产业竞争力的思考与建议。
我国大豆产业竞争力的现状及其特点
我国大豆成本竞争力持续低于美国和巴西,并且差距逐渐扩大成本竞争力是衡量国际竞争力最常用的指标之一,既体现在投入上,也体现在产出上,可通过单产、亩均净利润和生产成本来度量。
从单产看,2000-2020年我国大豆单产稳中有升,从1656千克/公顷增长到1983.48千克/公顷,增长幅度达19.78%,年均增速为0.91%。但从全球范围看,我国大豆单产水平依然不高,2020年既低于巴西的3450千克/公顷,又低于美国的3490千克/公顷,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900千克/公顷。
从利润看,2000-2013年我国大豆种植亩均利润为正,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08年最高为178.45元/亩,但随后净利润下滑;2014年后开始出现负利润,2020年净利润为-60.33元/亩。总体而言,2013年之前我国大豆种植亩均净利润持续高于美国,但从2013年开始低于美国,且差距不断扩大。相对而言,美国和巴西大豆种植虽然存在利润波动较大的问题,但极少出现负利润。
从成本看,2000-2020年,我国大豆生产总成本由215.24元/亩升至720.52元/亩,涨幅高达234.75%,年均增速6.23%;美国从346.61元/亩增至568.15元/亩,增幅63.92%,年均增速2.50%。总体上看,2000-2009年,我国大豆生产总成本低于美国,但差距逐渐缩小,从-131.37元/亩缩小到-26.72元/亩;2010-2020年,我国超过美国且差距越来越大,从7.62元/亩扩大至152.37元/亩。2000-2011年我国和巴西大豆生产总成本高低交替,但差距不大,一直低于90元/亩;但2012-2019年,我国一直高于巴西,且差距逐渐扩大,从174.54元/亩扩大至291.22元/亩。
我国大豆价格竞争力长期弱于美国和巴西,并且差距不断拉大
价格竞争力反映出来的是产品综合性竞争水平,可通过出售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来衡量。出售价格反映了粮食销售的第一道环节,直接反映生产成本,代表了价格竞争中的价格下限水平;国内市场价格反映了国内粮食供需状况,是国内粮食产品的基本价格,代表了用粮主体(贸易商、加工企业等)的用粮成本,与国际粮价直接竞争。
从出售价格看,我国大豆出售价格高于美国和巴西,且价差不断拉大。2000年我国大豆出售价格为2.06元/公斤,波动上升至2012年的4.73元/公斤后,2019年下跌至3.75元/公斤,但2020年又上涨至4.86元/公斤。美国和巴西大豆出售价格较为相近,2012年分别以3.18元/公斤和3.20元/公斤达最高点,但都低于我国的大豆价格。之后,两国的大豆价格在波动中下降,2020年美国大豆仅为2.48元/公斤,远低于我国的4.86元/公斤。
从国内市场价格看,我国大豆市场价格居于高位,与美国价差呈增大趋势,与巴西价差则呈缩小趋势。2000年我国大豆国内市场价格为2.53元/公斤,波动升至2014年的最高点6.30元/公斤,之后下跌至2020年的5.74元/公斤。美国大豆的国内市场价格远低于我国,由2000年的1.38元/公斤波动上升至2020年的2.89元/公斤。巴西大豆的国内市场价格非常接近我国,2020年为5.29元/公斤。
我国大豆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弱于美国和巴西,但竞争优势正在不断增强
从长期看,只有粮食生产具备可持续性,才能长久维持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可通过化肥农药投入、化肥农药产出比来刻画。
从化肥农药投入产出比看,一是我国大豆化肥投入产出比低于美国、高于巴西。2005年之前我国大豆化肥投入产出比有所下降,2005年后逐渐趋于平稳,基本稳定在12左右。美国化肥投入产出比在大多数年份都远高于我国和巴西,而巴西化肥投入产出比一直在低位徘徊。二是我国大豆农药投入产出比一直高于美国和巴西,但下降趋势明显。我国大豆农药投入产出比从2000年的47.39下降到2020年的35.48,降幅40.85%,年均下降2.73%。虽然美国农药投入产出比在2012年以后有所下降,但总体保持上升趋势。而巴西大豆农药投入产出比一直在低位震荡,围绕着10的比值上下波动。
我国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及成因
大豆单产水平较低。在过去的20年间,我国大豆单产虽呈上升趋势,但远不及美国、巴西等大豆主产国,2020年单产水平仅达到美国的56.83%和巴西的57.49%。不仅如此,我国大豆的收获面积也较少,不到美国和巴西的三分之一,这导致我国大豆总产量不高的现实情况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仅靠本国大豆生产很难满足本国人民的大豆需求。
生产要素成本居高不下。受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以及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农村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2000-2020年,我国大豆生产的土地、劳动和化肥农药投入分别从43.17元/亩、75.60元/亩和21.85元/亩快速增长至288.24元/亩、226.19元/亩和65.71元/亩。与此同时,我国大豆生产的人工成本常年占总成本的30%左右,而美国人工成本仅占不到1%。加之,我国大豆生产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分散种植为主,全国大豆种植户的户均规模仅1~2亩,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大豆生产成本难以降低,对我国大豆竞争力的提升造成了阻碍。
大豆发展空间有待提升。我国大豆竞争力下降可能还受到了供需双方的影响。从供给端来看,土地等自然资源对大豆生产的约束逐渐加强。2015年以前,为保证主粮供应不受影响,大豆种植面积不断被压缩,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大豆总产量的提高。我国大豆种植面积从2000年的9306.58千公顷波动下降到2015年的6827.39千公顷。在此期间,为保障大豆增产,豆农需要投入更多的农药、化肥,由此带来了沉重的环境压力,不利于大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由于大豆种植的比较效益较低,农户种植大豆的积极性不强,许多地区出现了“好地种植玉米稻谷,差地种植大豆”的问题。从需求端来看,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拉动了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对畜禽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强,进一步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大豆是畜牧业所需的重要饲料,需求也跟着快速增长。由于国内大豆供给不足,为弥补国内旺盛的大豆需求,我国大量进口国外大豆。由于国外大豆价格相对较低,更是对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
补贴政策需要调整完善。补贴政策是影响我国大豆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大豆补贴总体上支持力度较大,但官方已公布进行大豆补贴的地区较少,只有东北三省、内蒙古和四川对大豆种植予以补贴。一些其他适合种植大豆的地方尚未对大豆种植进行补贴,导致无法充分调动这些地区大豆生产者的积极性,大豆增产潜力受限。不仅如此,补贴政策还存在操作执行不当和制定被动僵化的问题。一方面,国家实行良种补贴全覆盖,但在实践操作中某些地区的良种补贴成了种植补贴,与良种推广脱离了关系。另一方面,大豆生产者补贴的本意是保护农民种豆的积极性,增加大豆产量。然而,生产者补贴在粮价下跌时难以发挥有效的增产效应,缺乏刺激生产的长效性,而且仍存在政策操作成本高的问题,没有达到保护豆农利益和提升种豆积极性的目的。
提升我国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考与建议
构建“种法合一”式的大豆育种推广体系。我国在大豆面积和单产方面还具有一定潜力。从面积看,间作套种的面积潜力较大,需要在间套作机械化作业上取得较大突破。从单产看,我国大豆平均亩产与主产国美国和巴西还有较大的差距,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良种和良法的推广应用,是提升大豆生产能力的重要措施。一是要整合国家、省、市、县等各级政府和技术团体的资源和人才优势,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尤其应加快生物技术在育种上的应用,进一步加快培育养分高效利用、高产高油高蛋白、耐密多抗宜机收的大豆新品种,稳步提高大豆单产水平。二是引导各级政府和技术团体将过去的“良种良法配套”理念升级为“良种良法有机融合”理念,促使科技工作者在研发、推广良种时自然引流出适宜的种植方法和技术,在研发、推广良法时自带适宜的推广品种。
推进大豆生产绿色转型,提高大豆产业绿色溢价。在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农业发展的背景下,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已成为大豆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要继续加强麦茬免耕覆秸精播、低损机械收获、品质全程监控与评价等绿色增产增效技术的研发工作,建立起“边研发、边集成、边示范、边培训、边推广”的发展模式。二是在大豆种植过程中,积极推进落实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测土配方施肥、经同位素技术改进的生物肥料,强化病虫害统防统治、农药“处方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化肥用量要控制在合理范围,不能盲目“减肥”,农药减量也不能以牺牲大豆产量和防治病虫害效果为代价。
适当降低玉米自给率,积极推进粮豆轮作。粮豆轮作既有助于降低玉米和大豆的生产成本,提升玉米和大豆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又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耕地地力水平。但为了保证玉米等谷物基本自给,我国对玉米和大豆采取不对等的贸易保护政策,致使粮豆轮作的推广效果受到一定的抑制。为此建议适度提升玉米配额数量,并适度放开玉米进口,将玉米自给率目标调整为85%~90%的优势状态,从而为粮豆轮作的进一步发展释放更大的空间和潜力,也为通过增强地力更可持续地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可能。
完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和收入保险政策。我国大豆价格竞争力长期弱于美国和巴西,需要在政策上予以支持。一是要建立生产者补贴动态调节机制。一方面,以激发各类主体种植大豆意愿、扩大种植规模为目的,建立与大豆市场价格、最低工资标准挂钩的补贴方案;另一方面,各地应根据当地农民外出务工的动态,建立因地制宜的补贴制度,即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补贴标准。二是积极试点大豆“保险+期货”价格险种,发挥期货公司专业优势和保险公司渠道优势在大豆产业中的作用。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创新金融支持大豆的方式方法,例如,可在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的基础上,引入龙头企业负责基差收购、科研机构负责卫星遥感测产等。
以加工为引擎带动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工是大豆全产业链的核心,上承种植业,下启饲料业和养殖业。通过发展大豆加工业有助于延长大豆产业链和提升价值链,促进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大豆产业竞争力。一是要鼓励大豆加工企业与原料基地构建紧密型联接机制,支持其参与土地流转,以保障高品质原料的供应。二是调整大豆加工业发展方向,鼓励国产大豆深加工企业优化产品结构。以高档大豆蛋白产品和食用大豆产业加工业为主,以油脂加工为辅,重点发展全粉类、发酵类和非发酵类大豆食品,拓宽大豆资源的应用领域。三是强化大豆加工技术的研发与投入,积极开发大豆全籽粒综合加工利用关键技术,并进一步强化现代食品加工技术,提高大豆原料的利用率和产品率。
培育海外大豆生产企业,提升大豆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考虑到国内大豆种植面积的有限性,通过大力培育海外大豆生产企业,并将其生产的大豆运回国内,不失为提升大豆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可行路径。一是要鼓励企业建立海外大豆生产基地,提升企业国际影响力。我国已同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贝宁等国签署了大豆输华协议,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后备耕地资源,但囿于技术及资金短缺,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生产潜力。中国可通过购买或者租赁的形式,利用上述国家丰富的耕地资源,建立海外大豆生产基地,进一步保障国内大豆供给。二是成立并完善与境外农业投资企业服务相关的行业协会。完善国内已有相关协会的境外企业分会功能,发挥其在行业自律、项目协调、应对贸易纠纷以及抵御海外风险等方面的作用,提升海外大豆生产企业的话语权,保障其持续向国内供应大豆。
(作者系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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