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无际的农村，用来生活生产的当家塘，有天然自成的，也有人工开挖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和省市机关的几位同志赴安徽滁州市定远县红岗大队蹲点扶贫，亲历了开挖当家塘的全过程。

　　红岗位于凸凹不平的江淮丘陵地区。“雨集易盈，旱则易涸”。老天下雨存积不住水，常年田多水少，旱多涝少，水便成了发展生产生活的“瓶颈”。为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群众的意愿，大队领导研究，利用冬闲时节，对村北长年抛荒的一片低洼地，也是牛羊牲口的散放场，进行“大兵团”挖塘蓄水。那年，按照各自然村受益多则多出、受益少则少出、不受益则尽义务的原则，集中了二百来号民工参战。我们蹲点扶贫人员，本准备趁农闲分批回城休假，听说要勠力开挖当家塘，也都不愿离开，主动请缨参加，一个不落地被分到各个自然村。

　　挖塘工地四周，插满了颜色各异的彩旗，被寒风吹得飘扬不停，噼啪地响。在人员进出的两侧，分别用芦席扎了宣传栏，栏的两面张贴着时代特色的大幅标语，还有兴修水利的意义与规划，以及自然村与自然村、突击队与突击队之间的挑战书、应战书。挂在水泥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悠扬旷远的声音响个不停，时而转播中央、省里的新闻节目，时而播放时兴的歌曲相声，时而播报工地的好人好事和大队干部讲话。高音喇叭既能渲染气氛，又能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何时开工，何时歇工，何时收工，都得听它的“口令”。谁要想无故早点离开，有人就会习惯地提醒，“别急，喇叭还没响呐!”

　　挖土—运土—倒土，在没有机械的年代，全靠人力来回不停地循环作业。独轮推车运土，用人少、效率高，但有讲究，是力量与技术的结合，我不会。用铁锹挖土，无论在老家农村还是参加工作后，都是经常干的，尽管在机关工作多年，体力有所下降，但仍是手到“擒”来。我身穿旧便服和解放鞋，用脚踩一下锹，挖一块土，放到柳筐里。一锹一块，一块一锹，如此反复地进行。有时还一口接一口地向手心里吐唾沫，给自己加油增劲。脚的踩力大，挖的土块就大，反之则小。挖到湿地淤泥，就卷起沾了泥巴的裤腿，换上长筒雨靴，坚持不无故离开工地，也不两手叉腰站着看。一连几天下来，手心磨起了血泡，脚底开始酸痛。

　　“换个活儿。”在老成练达民工的建议下，我放下挖土，找人抬土。一根扁担，一只柳筐，一前一后，两人合抬，只是肩膀和大腿用力，两只手心基本弃用，可以缓解其疼痛不适。我与大家一样，敞开或脱去外衣，冒着寒风酷冷，边抬边时高时低地打着号子，有节奏地由下往上行走，然后将土倒到塘埂的另一边。有时为了争先恐后，还拼力小步快跑。配对民工常让我在前走，当扁担快要上肩而自己又看不到时，他们就趁机在后面把筐绳向自己方位一挪，以减轻我肩上的重量。每次把柳筐放到挖土民工跟前，他们总是为我尽量少装土，我又总是与他们讨价还价多放土。这并非逢场作戏作秀，而是自我砥砺心理的一种表露。既使体力不如人，也不能在精神气势上落败。

　　挑土，算是重活了，等于一人干两人活。这不需要等待领导分派，大都有身强力壮的中青年男女争做在前。我时处而立之年，为锻炼摔打自己，有时也凑热闹去挑土。记得第一次挑土时，当两只柳筐装好土后，我本想用双手直接托上肩，试显一下自己的劳动实力，可托了一下没有托起来。站在一旁的民工“扑哧”笑了起来。倒不是我的体力不支，主要是开始对扁担的平衡用力尚未掌握。熟练之后，就不一样了，无论挑多挑少、左右换肩，还是避让人流，都能自如应对。

　　休憩开始。高音喇叭一响，川流不息的人群马上伴随着欢快轻松的音乐，三五成群地找个避风有阳的地方，围坐在一起，或说笑着趣闻轶事，或嬉闹着点歌唱戏，或用饭碗轮流大口喝着村里送来的开水。每每看到这些，坐在一边的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为这融洽美好的笑声、歌声和说话声，忘却了劳累。

　　连续两个冬闲的奋战，这片长满杂草的凹地，变成了酷似一只不规则的圆形大锅，平静地安卧在红岗村的怀抱。我站在塘堤高处俯目张望，油然产生了发挥集体力量的成就感。

　　如今，红岗村已摘掉贫困帽子，建成美好乡村。与沃地紧连、绿树辉映和新楼相望的当家塘，也无疑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