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以来,国际粮价持续飙升,创历史新高。叠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贸易摩擦等多重风险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供给压力和不确定性剧增。2022年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40.7点,比1月份上涨3.9%,比2021年同期水平高出20.7%,其中世界谷物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14.8%。
为科学应对俄乌冲突对我国粮食供给的短期冲击,并防范冲突叠加多重风险对我国农业食物系统可能造成的长期压力,本文从贸易缺口、国际冲击传导、贸易和粮食供给格局调整等角度,分析俄乌冲突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并提出应对俄乌冲突叠加多重风险,提升我国农业食物系统韧性,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俄乌冲突为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冲击与挑战
从贸易缺口角度看,冲突造成的俄乌粮食出口受限对我国主粮安全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是油籽和大麦进口可能受阻。我国长期坚持“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稻谷、小麦和玉米这三大主粮自给率超过90%。我国小麦基本完全自给,从俄乌两国进口的比例极低(小于1%);玉米自给率超95%,虽2021年来自乌克兰的进口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提升到进口总量的30%,但我国当季从乌克兰进口的玉米已基本完成交割。因此,俄乌冲突导致的短期粮食贸易受阻对我国主粮影响有限。然而,仍需警惕油料与大麦进口缺口。我国葵花籽油的进口依赖度高,国内总消费量的61%依靠进口,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是我国葵花籽油第一和第二进口国,占比分别为64%和26%。2021年我国进口菜籽油近200万吨,俄罗斯为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占进口总量24.8%。此外,我国2021年大麦进口数量为1248万吨,占总供应量的76%,主要用于国内啤酒工业,并作为饲料粮中玉米的替代品,其中进口自乌克兰数量占进口总量的26%。
从国际粮价传导角度看,由于冲突造成俄乌两国粮食生产、供给和贸易受限,国际粮食市场供给压力剧增,国际粮价被推高,引发全球食物通货膨胀隐患,增大对我国国内粮食供给和市场的压力。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2021年,俄乌两国在大麦、玉米、油菜籽、葵花籽和葵花油等重要农产品出口规模上位居全球前三。俄乌是世界第一和第五小麦出口国,同时是油菜籽的主要供应国,两国合计占全球大麦供应的19%、小麦供应的14%、玉米供应的4%、葵花籽油供应的52%。俄乌冲突以来,一些依赖两国主粮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已面临粮食短缺问题。除了来自粮食贸易与供给受阻的影响,大宗农产品价格走高和化肥、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也对我国粮食市场带来潜在影响。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氮肥和第二大的钾肥和磷肥出口国,占全球尿素市场的14%和钾肥市场的21%,许多欧洲和中亚国家超过50%的肥料供应来自俄罗斯。目前各国肥料原料严重短缺,肥料价格上涨,持续推高农业成本。俄乌冲突的升级无疑将推升国际能源、资源和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加剧全球通胀并将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国内饲料和油品价格上涨,给我国食物价格造成一定冲击。
从全球粮食供给和贸易格局调整的角度看,俄乌冲突叠加多重风险,可能对现有全球粮食生产和贸易格局造成冲击,加剧国际粮价和市场供应的风险及不确定性,长期看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压力。一方面,多重风险叠加,农业投入要素短缺和成本上涨,可能严重影响全球粮食生产,从而对全球粮食供给造成长期影响。俄乌冲突,叠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粮食贸易摩擦和热钱投机等,使粮食价格上涨、食物供应链紧张的情况愈发严峻。除了贸易风险和价格风险之外,冲突导致物流风险、能源风险和生产风险上涨,增加未来几年全球食物市场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冲突可能导致黑海地区的运输、港口、仓储和农产品加工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贸易保费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贸易物流成本进一步上涨。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增加了农资和农作物生产与运输的成本,能源价格的上涨同时促进以玉米等粮食为原料的生物能源的需求增加,进一步推高国际粮食价格,增加未来食物安全的压力。冲突造成农业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供给不稳定,价格飙升,对全球和地区农业食物系统造成重大冲击。另一方面,俄乌两国粮食出口限制政策及各国可能采取的粮食出口限制措施,使得粮食生产和贸易格局被迫调整,进一步加大了全球粮食市场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如果地缘局势持续升级,各国也将随之采取进一步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导致世界粮食供给和贸易格局持续恶化,长期也会加剧我国粮食安全的压力。
全面提升我国农业食物系统韧性,保障新时期粮食安全
俄乌冲突直接并间接影响全球食物供应链,给我国粮食安全造成压力。为此,应全面提升我国农业食物系统韧性,以应对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多重风险叠加所带来的农产品贸易的风险及不确定性,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一是完善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监测预警体系,密切监测国际国内粮食价格和供需信息。应加强并完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风险预警体系建设,科学预警、防范、评估并应对农业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疫情与公共卫生事件、贸易冲突等多重风险。及时监测国际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需及价格信息,通过灵活调配库存、稳定公众预期、避免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挤兑等措施,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稳定我国粮食以及重要农产品市场与价格。
二是树立并落实“大食物安全观”,提高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多样化食物来源。我国口粮绝对安全,但部分大宗农产品进口依赖度仍较高。大豆每年约85%的消费量依赖进口,植物食用油自给率仅约30%。为应对多重风险及国际农产品供给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落实“大食物观”,对粮油菜等统筹考量,多样化开发食物来源,以保障并提升重要农产品的国内种植、生产与供给能力。
三是全面推动粮食供应链技术、制度、政策创新,提高农业食物系统稳定性。一方面,通过农田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农业技术研发、农业信息平台搭建与互联、农业信贷与灾害保险等全环节创新,提高我国粮食供给能力与效率。另一方面,优化调整农业支持政策,通过农业支持补贴等措施,对弱势农户和小农商提供必要的支持。完善农业灾害保险和再保险体系,拓展农业保险的作物覆盖范围,进一步增强系统稳定性。
四是统筹国内外资源,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危机防范与应对。一方面,继续优化重要农产品国内供给和国际进口的比例,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定与现有粮食贸易伙伴关系的同时,多元化进口来源国,积极拓展新的粮食贸易伙伴,如拉美与“一带一路”国家,增加我国粮食贸易与供给腾挪空间,防范由于国际粮食供给缺口和粮价飙升造成订单交割延迟和受阻。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粮食治理, 避免由于粮食贸易问题的政治化对我国和国际粮食供给造成冲击。呼吁各国避免粮食出口限制措施,阻断能源价格波动对粮食市场的冲击,共同维护国际粮食贸易秩序和粮食市场稳定。启动农业和粮食进出口和运输的绿色通道,稳定化肥等重要农资进口与物流,保障全球粮食生产供给。同时,倡导对冲突地区民众的食物保障人道救助以及对贫穷国家的粮食救济,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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