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精心打造的《中国道统论》，从问题入手，运用大历史观和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视野，以道统为主线，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三千年学术思想发展史。对深刻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学术思想，对深刻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支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长达91万字的《中国道统论》，以传承三千年的中国学术思想为脉络，讲述了一个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和社会理想不断传承的精彩故事。该书运用自韩愈、柳宗元开始逐渐形成的“道统”思想，扩充其内涵，赋予其新义，用“中国道统”来解释贯穿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梳理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该书采用大历史观的叙事方式，讲述中国道统的传承。第一，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该书论述了中国学术思想可以划分为三个千年。第一个千年是西周到魏晋时期，以庄解老的玄学，成为最后一个纯粹本土思想形态。第二个千年是佛学东来到明末，其结果是产生了融合儒释道的宋明道学(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第三个千年是从“隆庆开关”为标志的西学东渐直至目前。这个千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同样精彩，既有明末清初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想，也有清末以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思想。发生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使传统中国道统开始崩塌。五四运动以来，马列主义进入中国，诞生了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第二，从中国道路的选择看，该书认为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发生了两次划时代的伟大革命。一次是周代殷，自周公肇始的礼乐文化，以德配天的天命思想，天地间人为贵的人本思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民本思想，深刻影响着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华夏文明从此走向一条不同于神权社会的世俗化的发展道路。另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同样不是一次单纯的政权更迭，而是一次思想制度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是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中国道路的重新抉择，必将彻底改变中国人民今后千年的命运。第三，从中国学术思想的不断发展和不断融合来看，该书把它划分为七个时期。第一期是远古到春秋之际。周人留下了完整丰富的“古代思想遗产”，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价值观，都可以从中找到线索和根据。第二期是春秋到秦汉交替。孔子以仁为本位、墨子以鬼神为本位、老子以自然为本位，构建起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诸子百家纵横捭阖、各展其长。这是中国原创性学术思想大爆发的时期。第三期是两汉和魏晋时期。董仲舒借墨家鬼神天道观，用阴阳五行思维框架，以天人感应为表、儒家仁义为里，形成支配两汉近四百年的官方思想。魏晋玄学以庄解老，为佛学进入中土提供思想根基。第四期是从魏晋到隋唐。在形成中国化佛学的同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随之崛起。第五期是宋明时期。以程朱、陆王为代表，完成了儒释道的学术思想大综合，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官方思想。第六期是从明末清初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社会批判思想，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种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思想。第七期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马列主义进入中国后产生领导现代中国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该书提出，随着传统中国道统崩塌，融合人类全部优秀文化的面向未来的中国道统必将浴火重生。第四，从变与不变的关系中理解中国学术思想。该书在阐述不同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特点的同时，注意发掘其中的不变性。有几个方面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从周公《康诰》中首次提出“作新民”开始，标志着“化育万民”思想的形成。这种思想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被注入新的含义，但新时代需要新人的“新民”思想始终不变。从阴阳变易中抽象出的万事万物皆“无独有对”的对立统一思想，成为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思维方式。西周之后发展起来的“天地间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的人本思想，也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传统，成为中国人尊重生命的历史文化源头。周代殷以后周人形成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关心鳏寡孤独的救助弱势群体意识和民本情怀等，更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始终不坠，顽强地生活在民族共同体的血脉之中。

　　该书通过中西比较的视角，分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理想和思维方式。比如，自古至今，中国人一直秉持生生不息的有机宇宙观，与西方的需要依靠外力才能推动的机械宇宙观，形成鲜明对照。西周以来形成的礼制，体现着“对己自谦”和“对人尊重”的精神，依然是现代中国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准则。该书对孔学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与西方历史中具有源头价值的柏拉图《理想国》做了比较分析，认为：“孔学的‘理想国’不是一个超越世俗，在绝对理念或彼岸世界或遥远的未来构筑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你我他生活的现实世界里，是如此温馨、绚丽、丰满，看似遥不可及，却是那么贴近实际。这个理想国显现出人性的光辉、人类的温情使人感动而追思。与建立在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孔学‘理想国’相比较，柏拉图《理想国》是脱离于希腊历史传统的个人构想，而从柏拉图‘理想国’开启的西方‘乌托邦’传统，从来就游离于世俗社会之外，遭到当权者的镇压。”该书还对霍布斯、洛克、卢梭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阐述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这两种政治思想都试图解决统治的合法性和法律的正当性这一政治学核心问题，但解决的思路大异其趣。从“天下为公”这一贯通古今的命题出发，通过对现实君主制的批判，可以从黄宗羲等人思想中推导出“共有、共治、共享”的社会政治主张。该书还对基于不同历史文化的中西方不同的法治思想进行对比分析。一个是从梭伦改革开启的西方法治主义，其目的是平衡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社会不至于解体，“制衡”是梭伦立法的首要特征。一个是从商君变法开启的法治主义，其目的是富国强兵，以结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局面，因此“发展”是商君立法的重要特点。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法治实践，产生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在谈到中西文化传统差异时，该书写道：自周公确立“同姓不婚”政策以后，“中国道统几千年来一直鼓励的是融合，让所有生活在同一片蓝天和土地上的人们血肉相连。而西方社会从古至今强调的是分割，贵族与平民，自由人与奴隶，本国公民与外国人，国王、贵族、僧侣和第三等级，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白人与有色人，分得清清楚楚，当相互之间利益发生冲突之后，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压制对方，压制不了就彼此妥协，但是从来没想过彼此融合的问题”。“人性善”是贯穿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思想，而“人性恶”是贯穿西方历史传统的主流思想。该书认为，这是因为神权社会一般倾向于性恶论，而非神权社会一般倾向于性善论。同样讲人性解放，宋明道学希望成就至善的圣贤品格，绽放出被形气之私习染的人性光辉，而从性恶论的视角，这恰恰是压抑人性、桎梏人性的表现。性恶论基础上的人性解放，要解放的恰恰是自利的恶性。基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就会有两种相反的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看法。该书综合一些学者的观点，提出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中存有两种不同路径的自由传统：“一条是由庄子而来的自由传统。一条是由孟子开始到宋明儒的自由传统。”从自然天道观引申出的自由放任，到魏晋士人达到一个高峰，其纯任自然而产生的蔑视权贵的生活态度，成为历代中国士人的精神归依，其末流则是放浪形骸和自由散漫。从道德天道观引申出的精神自由，从孟子开始、为宋明儒所坚守，开创了不同于庄子的另一派自由主义传统，同样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这种人格独立的精神自由，来自使命意识，来自对自身行为正确性的信心，来自站在人类道德制高点所产生的道义力量。如孟子的浩然之气，阳明的“良知”，赋予了个体对抗世俗偏见的力量，塑造出特立独行的品格。这种自由传统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解放的重要文化源头。该书分析了严复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所阐述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思想，也比较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源于英美的自由思想和德意志的自由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现代中国带来的影响。这些论述同样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中国道统论》作为一部思想性、学术性都很强的专著，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方式，为如何梳理和讲述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有意义的视角和方法。既有深度思考、客观叙述、理性分析，又充溢激情，是满满正能量的中国故事。正如该书结尾处引用诗人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