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太，李克林，曾经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我的第一位直接领导，音容笑貌总是清晰留在脑海。

　　说话间，好像就能看到她，远远地走来了，个子不高，衣着朴素，长相普通，少女时代曾被封建礼教束缚过的小于常人的“解放脚”，如今走起路来略微有点缓慢。

　　老太，是我们当面一致对她的称呼。背后提到她，都是“李老太”“老太太”。所有同事好像都忘记了她的大名：李克林，更没有人叫过她“李主任”。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很不习惯。“老太”“李老太”“老太太”，这是对一个人应有的称呼吗?不信你试试，身边一位六七十岁的知识女士，你当面叫她“王老太”“张老太”“赵老太”“杨老太”，别扭吗?肯定别扭。早年我大姨从上海来北京玩，我提起李老太，她笑得不行，说这不是骂人吗?偏偏“老太”用在李老太身上，就是那么贴切。

　　老太太是领导，但好像从来没有过领导的样子，更没有领导的“架势”，她和大家一起在大办公室办公。一屋子多的时候有六七个人，免不了有些闹闹嚷嚷。不过，无论怎么不讲究，都丝毫不影响老太太在大家心目中受尊敬的形象，那种尊敬、拥戴，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

　　有时候，办公室会很热闹，同一部门其他组的年轻同志过来说事，说着说着说到老太太头上，大家嘻嘻哈哈，说到李老太就是当年的“双枪老太婆”。老太太坐在自己办公桌前，一边看稿，一边轻声自言自语不以为然：什么双枪老太婆?其实，有关双枪老太婆的传说，我一进报社就听说过，但被老太太自己否了。这个传说可能与她早年延安抗大毕业后，曾加入太行工作队一段经历有关。那可是烽火连天的岁月，一个年轻女子，跟随一帮武装人员进入和日寇周旋的太行山区，本身就充满故事性，因而给老太太的经历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当然，这也可能与她独特的个性和朴实的外表有关，不认识她的人，见了面绝对不会认为她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十一级干部。郝洁当时是部门一名中年编辑，在同一办公室。老太太外出、出差，一般她都会随行。清楚记得，那次回来，在办公室给大家讲了一次经历：那天，她们采访之余，去一家小卖部买点随身用品。一进门，老太太指着小黑板自言自语念起上面商品价格。营业员大姐立马惊讶起来：“咦!这老太还识字呢!”“嗯，不多，斗大的字识一筐。”老太太随即低声应道。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李老太的形象，也是她的风格。思维敏捷，语言生动。

　　情在农村 心系农民

　　那时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实行的是大部制。李老太是经济部负责人之一，分管农业。我看她除了农村这块，好像从没管过其他组的事。

　　农村组有一大一小两个办公室，在二楼西侧尽头，隔壁就是印刷厂。李老太那张陈旧的老式办公桌，就在大房间的东北角落。大办公室有大办公室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人多，不经意间会讨论起在正规会上不会讨论的问题。家常拉得有点杂乱，但正是这种杂乱，往往会使你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磁场之中，形成一种你感觉不到的氛围，因而影响你的终身。所以，有人总结出环境对人非常重要。

　　拉家常的话题永远取决于成员的共同兴趣点和关注点。在李老太的影响下，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谈话的重点。我常常过去听她们聊天。说实话，什么“西海固的贫困”“右玉县的造林”“毛乌素沙漠改造”“黄河河套的富饶”“海南扁担插地上能出芽的自然条件”“珠三角的桑基鱼塘”“七里营的状况”“大寨人私下的议论”等等，这些涉及农村、贫困、边远、农民、生产、艰苦等许多情况和知识，过去我是一无所知，最早就是从办公室“闲聊”中知道的。对我们这些刚出茅庐，对我国农村、农业整体状况知之甚少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天天在上课。它不知不觉间将你的眼界从你以前生活的小圈子，拉到了全国大范围，将你的关注点从你过往生活中接触过的那一点点，扩展到了天南海北和广袤的农村大地，使你有了宏观视野和宏观思维，让你的关注、关心点时刻处在中国几亿农民的身上。

　　农业、农村、农民，是李老太一辈子心血所系。尤其是农民，始终是她关注的重点。外出采访，她一定要到农民家去看看，拉拉家常，听听意见。有通讯员送稿，她会和他们聊聊，她爱听稿子以外的真实情况，哪怕琐琐碎碎的事情。保姆也是她了解农村和农民生活状况的一条渠道。我主持农村报道工作以后，曾邀请离退休的几位老同志座谈，听取意见。她最后不忘把保姆家反映来的情况告诉大家。我知道，她是希望我们一定要注意了解农村的实情。

　　女儿李银河在《我的妈妈李克林》一文中回忆：“妈妈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建时就到了报社，一直工作到退休。”“妈妈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这辈子主要和农村打交道。”“‘大寨’’七里营’，后来是‘包产到户’这些词在她嘴里出现频率很高”。

　　李老太就是一个一辈子为“农”而活的人。不光在新闻界，在整个农口、农业战线也是一位数得上的人物。李银河回忆：“有一次我代表妈妈去看望她的老友、前农委主任杜润生，他用一支粗碳素笔颤巍巍写了‘农民喉舌’四个大字，让我带给我妈妈。这确实是对妈妈一生的恰当总结。”

　　老太太晚年总是为自己未能更多如愿服务农民而愧疚，为自己主持的宣传报道工作某些不足而自责，为大量农民生活贫困而忧心。其实，她已经相当不容易，已经尽其所能。她历来注重实际，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大话套话，无论会上会下，都是这样。遇到她认为不切实际的说法和做法，她会轻声轻语用叙述往事和说“闲话”的方式，让人明白何谓实事求是。她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常常用人民日报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告诫大家;用她自己经历过的事提醒我们。1985年，她以70岁高龄之躯，亲临大寨采访，回来后写出了《今日大寨》之名篇，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更重要的是，这篇名作实际上是对她以往工作做的一个交代，是给她新闻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仁者爱人 以人为本

　　在农业、农村、农民当中，李老太最关心和关注的还是农民，是“人”。我想，这与她一生的思想、理念、追求有关。

　　她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有这么一段反思：真理越过一步便是荒谬，荒谬的宣传达到极端，反而使人易近真理，物极必反!当时我在编辑部，下乡不多，但和记者、通讯员联系还是不少。我们在谈报道时，总要谈些“题外话”，他们常常反映农村的贫困和大家困惑难解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大批山货、木耳、药材等烂在山里也不准采，一采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地荒着、人饿着，也不准开点小片荒，一开就是资本主义?老太太只准养两只鸡，多了也是资本主义?广东一位记者谈的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一个五保户孤老汉养了十来只鹅，工作组要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只准留两只。老汉恳求说:“我吃菜、吃药、穿衣换季全靠它，你们要能管，这十来个‘资本主义’你们都拿走吧!”当时我们真弄不懂，什么叫资本主义?我们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资本主义?我们农村记者下乡，只要稍一深入，你就会看到农村的贫困，生活的艰辛。那些善良而期待的目光，常常使我不安。太行一老战友和我谈心，他说：我们好不容易把农民解放了，为什么又把他们的手脚给捆起来?难道我们奋斗流血就为创造这样一个局面么?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长期得不到解答。今天回头审视过去，似乎很清楚，可当时并不清楚。

　　人是决定一切的，一切最终也要为人服务。这一信念无疑深深地扎根在老太太的灵魂深处。她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尤其对年轻人更是关心备至。她把人当成她所追求的事业的根基，她的这种胸怀和品格，不得不让人深深敬佩。

　　那时，我们年轻，由于户口的严格限制，差不多都是两地分居。一到临近春节，老太太就会提前给我们安排工作。1979年春节前夕，她给我的任务是到苏南农村做一次深入采访。那时苏州地区和苏州市是两个不同的地级单位。苏州地区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个采访任务，无疑包含着一颗仁爱之心。当时，春节只有三天假，一年一次和家人团聚，时间紧不说，对于当时月薪只有几十元的年轻人来说，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老太太将采访任务和我们的探亲融为一体，显然有公私不分之嫌，但她真心体谅年轻人的困难，处处为大家着想。这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心底感到温暖。我们当然不能辜负老人的期望。一到苏州，我便立即和地委宣传部联系，把采访放在第一位。地委报道组推荐太仓为采访重点。经过深入田间地头采访，很快写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通讯初稿。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农村改革还没有全面推进，但一度捆住农民手脚的各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绳索”已经解开，农民开始放手多种经营，苏南多年不见的各种特色农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常年被运动搞得提心吊胆的基层干部，也终于可以大胆工作了。江南大地确有“春风又绿”的感觉。初稿定了才安心过节。节后上班，老太太看了稿子很高兴，马上推荐给一版头条。可惜，后来被安排在二版上八栏，题目也被改为《人心向农放手大干》，甚感惋惜。在这之前，差不多每年春节李老太都有任务给我们。

　　最让我不能忘怀的还是李老太帮年轻人解决两地分居时的仁者之心，慈母心肠。那时，解决北京户口真的“难于上青天”。1980年的一天，终于得到一条重要信息，确定北京有一人户口已迁往南京，因而江苏可进京一人，但需要有接收单位。李老太得知后，立即给全国妇联罗琼副主席打电话，希望帮助解决工作岗位问题，很快罗琼副主席回电说可以解决。这样，我爱人和孩子便顺利从苏州来到北京。这使我终生难忘，其他年轻人也同样得到她的关心、帮助。

　　李老太对农村走出来的编辑记者和热心于三农事业的编辑记者甚至多有偏爱。我的同事王慧敏毕业后来到我们的团队，那时李老太已离休多年，但同样被李老太所关心。他在《我的三位已逝的同事之三：李老太》一文中回忆：我写了篇反映农民种棉碰到众多“沟坎”的文章——《听俺唠唠种棉经》。文章刊出的当天，一位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这篇稿子离农民比较近，好读。但她同时指出，文章还可以写得更全面一点。农业增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文章反映的农民种棉不增收这个情况，除了文中提到的“政策障碍”，恐怕还有“科技制约”这个因素。她说，文章只有全面、客观，才能使读者信服。她告诉我，她收集了不少农民依靠科技致富的文章，可以推荐给我。第二天，我便收到了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里面共有37篇文章，还有一封短笺，署名“李克林”。

　　由此足见，李老太对于真心实意从事农村报道的年轻人是多么关心关爱。

　　淡泊名利 生活简朴

　　初见李老太，不光称呼上不习惯，她的外观打扮，行为举止，也很难和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挂上钩。生活简朴，这个抽象的词汇，把李老太淹没在大众人群之中了，其实，很难具象化李老太。我真的找不出有什么更贴切的词汇来表述她。总之，她外表的平凡，不是一般的平凡;她内在的高尚，不是一般的高尚;她外在和内涵融合的自然，不是一般的自然。在年轻人心目中，她身躯的普通和形象的高大，是那么完美地统一存在着。

　　李银河说，“由于妈妈外表过于朴实，从来不会梳妆打扮，竟致被人误认为文盲老太太”。

　　李老太生活上极不讲究。刚到北京时，看着她吃的饭菜，我曾在心里默默和苏州我的岳母比较，一个是高干，一个是普通市民，感觉日常生活质量上好像差一大截，很不可理解。时间长了才慢慢习以为常。记得她晚年瘫痪在家时，我们去看她，也听她懊悔过当初没有爱惜好自己的身体，嘱咐年轻人汲取她的教训。

　　李老太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工作的执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心和对人的关爱，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李老太一辈子对名利的淡泊也超出常人。中国农村的发展是她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其他一切，包括个人的名和利也就无所谓了。这是她的境界所决定的。李银河说：“妈妈的一生活得淡泊。淡泊名利，远离所有的诱惑。自从妈妈看了电影《巴顿将军》，就对里面的一句话念念不忘——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我一再从妈妈那里听到这句话，我感到，这正是妈妈对人生的感悟。”

　　2003年，老太太与世长辞。听到消息，悲痛不已，急切等着做一次最后告别，表达一下晚辈对她的崇敬、感激与不舍。然而，等来的是尊重个人意愿，不举行任何仪式的消息。这个最后机会没有了。

　　李老太，李克林，我们永远的“老太太”，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