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是一项负有使命和功能要求的遗产，是为了从传统农业中寻找智慧的遗产。农业现代化在全球推行了二百多年。随着生物育种技术和养殖技术的进步，人们片面追求高产和速成，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过多使用饲料添加剂、生物调节剂、农田除草剂等化学合成物质，发生了农业“面源污染”和食品安全的问题，出现了食品品质下降，食品品种减少的趋向。传统农业延续了几千年、上万年，说明它是可持续的，是经得起历史验证的。很显然，探索古代农业为什么能够持续几千年，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出了“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倡议。

　　公共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

　　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还要提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奔向农业现代化，却突然提出要回过头去保护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遗产原本是依法继承先人留下的私人财物，后来才被借用到公共资源上。在工业化初期，某个地方建起了一个大工厂，或者开采了一个大矿山，这些厂矿周围的空气慢慢就不好了，水质也不好了。厂矿排放出的废气废渣，影响到了周边的森林、湖泊、草地等等。这些厂矿就应当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人们就想到，森林、水域、草地是社区全体老祖宗留下来的自然的公共的遗产。第一个“自然遗产保护”就顺理成章被提出来了。

　　后来，人们进一步发现，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那些有重要文化纪念意义的宫殿、城墙、长城、运河、古城古镇、名人故居等等，也遭到了损毁、拆除、污染和人为破坏。这些东西也要保护起来。第二个“文化遗产保护”就应运而生了。

　　“文化遗产保护”实行一段时间以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比如，要保护故宫和长城，就要保护掌握古代营造技法和建材制法的工匠大师，只有他们才能确保修缮维护能够“修旧如旧”。再比如，要保护优秀传统戏曲代表作越剧，就要保护越剧表演的大师，越剧面具道具的制作技师，等等。而这些技法、制法、艺术，都存在于大师技师们的头脑里。因此，第三个遗产就叫作“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非遗保护的特点是首先要保护“传承人”。把掌握特殊技艺的“大师”奉为“保护对象”，实现文化遗产从保护“物”到保护“人”的跃升。

　　第四大遗产就是我们的农业文化遗产(农业遗产)。农业遗产是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提出的。人们在回顾过去时，发现了农业发展道路的大问题。20世纪农业文明的最大成果是化肥、农药、农业机械以及生物育种技术的全面推广。全世界的农牧渔业生产因此而迅速实现了更高产、更高效和更便捷的效能目标。全世界推行农业现代化才有100多年，已经显现出一些不可持续的因素了：水源污染，环境污染，食品污染，食物单一，生物多样化衰退等。历史证明，古代的传统农牧技术是可持续的。这时候，需要回到传统农业去寻找智慧，“农业遗产保护”就这样被提上议事日程了。

　　以上就是联合国迄今认定的四大公共遗产。这四大遗产各自又衍生出了不少分支遗产的名录，例如，自然遗产下面有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农业遗产有农业景观遗产、动植物资源遗产、传统技术遗产等等。将来还会衍生出更多的专题遗产名录。

　　农业遗产的种质资源价值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审定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能完全涵盖农业领域的人类文明。虽然在农业遗产被单独提出之前，已经有了一些涉农项目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但是农业遗产所具有的“保护活态性、经济生产性和生态融合性”特点，需要制定与其它遗产类型不同的认定标准和保护措施，以满足与农牧业协同进化的特殊要求。

　　中国科学院李文华院士是最早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引进我国的科学家。李院士的定义是：“农业文化遗产是根植于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长期的实践经验，传承固有的系统、协调、循环和再生的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许多宝贵的模式和好经验，蕴含着丰富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脉相承。”

　　活态保护是农业遗产区别于其他遗产的最大特点。农业遗产保护的对象是经历千百年自然演变和人为选择而形成的传统作物和传统畜禽。其中的优异品种需要进行活态保护，需要年复一年地耕种牧养。农业遗产可以不断收获农牧产品，不断向市场供应优质食品。这些都是农业遗产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农业遗产需要保护的核心内容。

　　我国农业遗产的传统动植物种质资源是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长期选育形成的，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水稻是我国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历代传承下来的品种资源最为丰富。古籍文献记载的水稻品种超过5万种。目前已经进入国家级农业遗产名录的项目中，60%以上都可看到水稻的身影。南方的梯田遗产都以水稻作为保护对象的主体。小米即粟，也是我国最早培育出来的粮食作物，在农业遗产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许多与北方旱作有关的遗产项目都包含有粟的优良品种。

　　动物遗产资源主要采用活体饲养的方式保存。畜禽品种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堪称世界畜禽种类最多、品系最丰富的国家。传统品种数量最多的是猪98种、鸡89种。其他依次是马匹62种、黄牛51种、山羊53种、绵羊44种、水牛29种、鸭28种、牦牛12种，骆驼6种。这些畜禽遗产，大多数都在原产地饲养。一批优质品种在市场开发和育种利用中得到了较好地保护和传承。我国在畜禽遗产方面所形成的独特资源优势，与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多民族的文化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遗产地的动植物品种都需要通过代际繁殖来传种接代。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绵延不断的古国。我国独立驯化的动植物品种，从驯化之日起就一直延续到今天。期间经历了剧烈跌宕的自然选择和人为意志的定向选育，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传统品种。例如，我国东北的世居民族崇尚白色，古时祭祀要用白毛猪作为牺牲祭品，因此选育出了著名的东北白猪。西南地区的世居民族则崇尚黑色，于是选育出了不同地域类型的黑色猪、黑色绵羊和黑色山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黑色食品具有滋补药用功能，于是历代都重视从动植物的黑色变异个体中定向选育，结果是几乎所有的谷物和豆类都有黑色的品种，畜禽则有乌骨鸡、乌蛋鸡、乌骨羊、红骨羊等几十个品种类型。

　　我国不仅种质资源的遗产种类繁多，而且这些种质资源的特异性异常丰富，蕴涵着功能育种的珍贵价值。例如，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种植的传统品种“元阳红米”，历来很少发生水稻病害。云南农业大学植保专家朱有勇院士和他的科研团队进行了深入的科学探索，发现元阳红米含有一组稻瘟病抗性基因。正是由于这组抗病基因的作用，元阳红米才能抵抗稻瘟菌入侵而不发病或很少发病。

　　农业遗产的传统技术价值

　　我国有一类农业遗产是世代传承的传统技艺。发掘、传承、利用经过历史考验的优良技术遗产，有助于克服现代农业由于过量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生长素而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食物品质问题、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1909年，曾任美国农业部土壤局局长的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富兰克林·金来中国、朝鲜、日本考察东亚传统农业，探寻传统农业历经几千年而长盛不衰的机理和原理。富兰克林·金很快就以敏锐的专业眼光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写道：“东亚农民最伟大的农业措施之一就是利用人类的粪便，将其用于保持土壤肥力以及提高作物产量。反思美国农场的土地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就耗尽了肥力的原因，以及为了保证土地的年产量而不得不施用巨量的矿物肥料时，我们便意识到必须深刻了解和认识东方人自古以来一直延续的施肥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中国人利用六分之一英亩的良田，就足以维系一个人的生存。”中国古代将土地肥力称为“地力”，中国农民历来讲究“用地养地，培肥地力”。中国的农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的土地还越种越肥，这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国传统农业的所有技术取向，都是针对资源缺乏的国情条件而采取因地制宜的技术措施。比如，我国最早发明选种育种技术，最早实行连作制、复种制、套种制，最早实行耕作施肥技术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的农业资源，持续提高耕地的产出。

　　继承和创新传统农业的技术遗产，需结合现在的技术装备条件，对我国传统农业长期使用的禽畜粪肥加以升级改造，制造出便捷、高效、绿色、环保的有机肥。还要继承种植绿肥、间作套种、休耕轮作等技术遗产，实现农作物的高产、优质、环保、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万物相生相克”的理念，有助于启迪生物农药的研制和应用。在发明化学农药之前，中国传统农业的病虫防治，有以虫治虫、以菌治虫、以生物农药治病虫等多种办法，也有通过水旱轮作、换茬轮作等途径来阻断病虫害传播的耕作措施。因此，要加大对中医农业、生物农药的研制和开发，在新的农业文明平台上建设高水平的绿色农业、有机农业、自然农业。

　　农业遗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落实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汲取和发扬农业遗产的优良技术传统，逐步摒除“化学农业”的弊端，逐步走上生态、绿色、环保的发展道路，建设优质、高产、低耗的生态农业系统。

　　总之，农业遗产的核心价值，就是要把传统优良品种和传统优良技术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我国现代农业的创新，需要注入农业遗产的农耕文化元素，大力发展有机、生态、绿色、循环农业的生产方式，大力提倡低碳、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力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农业遗产的优良传统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有机结合，创造出更加高效、更加环保、更加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

　　(作者系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