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土路上行走，和农民朋友边走边聊，他们说了一个新词：丈母娘经济。就是讲青年农民娶媳妇，丈母娘的要求是“一动两不动、万紫千红”：一动就是一辆小轿车，两不动就是村里一套房、县城一套房;万紫千红就是一万张紫色5元钞票(5万块)，一千张红色百元钞票(10万块)。

　　如果要说丈母娘心狠，要的不是一个小数字，特别是在县城买一套房，对农民家庭来说，真可谓不堪重负。但青年农民还不认同，他们认为长辈完全是一片苦心。确实，中国农民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子女跳出“农”门，能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最好，实在去不了，到县城也比在村里强。有一种说法，县城就是农民心中的天堂。

　　在此之前，乡村里的农民兄弟，成群结队把孩子送到县城去读小学读中学，农村妇女放下手里的农活，到学校旁边租房陪读，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孩子们考一个好大学，然后融入城市。中国农民最能吃苦，也最节俭。他们越苦越向上，越苦越向善，越苦越要往城里钻，他们宁愿自己吃再多的苦，也要让孩子们到城里“享福”，子女考上一所好大学，是他们感到最光彩的事情。

　　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前些年，花了很多钱盖起来的农村中小学，闲置下来了。社会学的问题，常常表现在经济领域。乡村出现的丈母娘经济，出现的中小学校舍空置，说到底是城乡差距的产物，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首先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关键是要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切实促进城乡服务均等化。

　　春天来了，不是立春那一天才来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顺应大势、把握大势，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思维，去看待和处理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事物。搞乡村振兴也好，搞乡村建设也好，道理都是一样的，要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需求的变化，去把握变化的规律，只有顺势而为，才能事半功倍。如果我们不研究乡村的变化规律，不了解农民的需求变化，今天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大劲办的事情，将来都有可能会变成摆设。地方政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制定好建设规划，这个规划，必须要适应社会发展规律，必须要让市场最大程度配置资源。

　　农民到城里打工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摆脱贫困。农民到城里买房，那是期待享受公共服务，期望身份的转变。农民到城里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公园，就像城里人到农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田野。如果农村的教育、文化和基础设施，像城市一样便捷，像城市一样优质，农民关心的“钱、粮、房、地、权”问题，都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就有可能实现城乡之间的正常流动。乡村振兴最终需要农民来评价，中国农民最喜欢用脚投票。

　　让农民在农村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舒心日子，这应该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西方的农民从田里回来，洗把澡换上雪白的衬衣打上领节，到酒吧去喝酒。中国的农民从田里回来，可能就想上床睡觉了，不是中国农民不懂得潇洒，而是机械化水平的差别，中国农民出的是苦力，他们常常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

　　经济学经常用服务业的水平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到国民经济的70%，我们的服务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乡村服务业的差距更大，特别表现在生活性服务上，有些快递还不能送到农民家门口，用电用水用气用网，还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方便优质。生产性服务的大头还是麦收，在种和管的方面，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我们的服务业要提升，最大的潜力还是在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