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陶铸乡民精神风貌与实现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实体空间，然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给乡村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的文化传承功能日益式微。在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下，完善乡村的文化传承功能，以乡村为载体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做好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的发掘传承和保护利用，刻不容缓。

　　乡村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

　　乡村有千年发展史。在适应农业生产和满足农民生活的过程中，乡村逐渐形成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承载了中国悠久文化的历史和脉络。文化的实现和传承需要构造具象的途径和方式，这些途径和方式包括文化场域、文化景观、艺术形式等物质资料载体与文化活动。

　　乡村的文化载体类型可如下划分：一是文化景观、文化场域等具象性的物质实体，如古村落布局、古建筑及宣传栏、村学、文化体育广场和集镇中心等物质资料载体;二是文化产品类等精神文化创造品，如书籍、石刻、石雕、木雕等文化产品;三是带有鲜明文化印记和标志的文化习惯、习俗和衍生品，如特色菜系、特色风俗、地方戏、地方语言和文字，以及各种仪式活动等，还有制度层面的家风家规家训、村规民约等。

　　面临的困境

　　“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破坏有余”是指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过度开发以及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打破，大量传统村落在大拆大建中失去原有风貌，一些乡村“人去屋空”导致乡村文化传承出现断层，乡村和乡村传统精英(如族长、寨老、活路头等)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地位衰减、乡村文化话语权逐渐消解。“重建不够”则是指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价值迷失和认同危机，具有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价值培育不足，这造成了乡村传统文化的断裂与破坏。

　　乡村传统文化脱域化严重。乡村文化系统与文化环境互塑共生，无论是乡村文化的“内生演变”还是“外部植入”，都要坚持文化与环境的适应性原则，但是现阶段乡村文化脱域化现象较为普遍。脱域化是指在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中脱离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文化空间，或在对乡土文化的外来“植入”中忽略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文化环境，以至于文化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者为乡土文化在开发利用中的脱域化，后者为文化植入与乡土原生环境的脱域化。脱域的乡村文化资源开发仅仅满足于对表象的模仿，不能视为对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

　　乡土文化不同程度存在异化问题。一是“自为”因素导致异化。在乡村社会发展中，部分文化要素的功能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成为农村生产生存需要。二是人为因素导致异化。有些乡村为吸引游客，会搞一些模仿古代的节庆、祭祀、婚嫁等活动，但是往往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仪式背后的文化含义。

　　成因分析

　　乡村空心化加剧。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承续几千年的自然村落正规模化消失，截至2018年末，我国有245.2万个自然村，从2008年到2018年十年间自然村平均每年减少2.1万个，相当于每天减少58个自然村。同时人口大规模流向城镇，乡村人口持续减少，截至2019年末，乡村人口有5.5亿，占总人口的39.4%。农民老龄化、乡村空心化加剧，传统农耕文化、地方特色手艺传承后继乏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乡村产业发展，削弱了传统农耕文化的产业支撑。

　　内外文化冲突。交通条件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增多和互联网的普及加大了外来文化渗透乡村的速度和力度，显著影响乡村传统文化自我演化进程，乡村文化直接面对外部文化的冲击。在农村地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激荡屡见不鲜。在一些地方，外部文化的冲击力量远远超过乡村传统文化自我形塑力量，大有取代乡村传统文化之势，乡村传统文化自我传承演化的内生发展空间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受到挤压。

　　农民传承意识淡薄。在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传统文化价值、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对乡村文化的内涵、价值缺乏普遍的认同和坚守的自信，一些地方出现了乡村文化认同的迷失、乡村伦理认知的缺失、乡村生活本质的遗忘，农民传统文化传承意识比较淡薄。

　　政府文化治理职能错位。近年来，文化下乡与文化惠民工程在乡村如火如荼开展，这种输入式、“喂食”式、依赖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送文化”发展模式使得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受到双重抑制。乡村文化资源自身的发展容限进一步强化了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与文化传承对政府扶持依赖性，致使乡村基层的文化活力和创造力严重不足。

　　如何发挥传承功能

　　东南沿海地区建设文化礼堂的成功案例充分喻示乡村振兴对乡风文明涵养、乡土文化代际传承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只有在乡村才能挖潜出植根于悠久农耕文明土壤之中的中华文明基因，树立乡村文化自信。为此，我们需要精准把握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充分发挥乡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完善乡村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体系。大力保护乡村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空间，让乡村文化遗产最大程度原真地保护于它生存的环境空间，维系其生态平衡，以利其存续发展;发展职业教育、传习基地等多种培育体系，确保农耕文化后继有人;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发挥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加强文化内容整合创新，进行产业化开发传承，保证地域文化遗产地的农民能够不断从中获得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吸引在地农民积极参与到地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

　　构建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完善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配套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试点创新政策等;建立乡村文化产业政策的资金支持平台，包括乡村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乡村文化产业双创基金等;创新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培育机制，通过内部孵化和外部引入，培育多元文化产业发展主体;改变现有的文化资源粗放式开发模式，实现由文化资源驱动向文化创新驱动路径转变;积极吸收外部多元文化的有益营养，注重现代技术应用，把乡村文化产业和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相结合，促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创新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促进乡村优秀文化治理多元主体合作，使多元主体在平等合作的关系框架下，共同参与乡村文化事务管理和服务，形成管服结合、专兼交融的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改进乡村优秀文化治理技术，加快乡村文化空间建设，孵化乡村文化组织，不断丰富与拓展乡村文化内容展示技术以及乡村文化传习技术功能内涵。

　　加强传统古村落保护。传统古村落独特的建成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极其脆弱、不可再生，迫切需要对村落古建筑等进行抢救性保护。要不断完善古村落保护名录，应设立古村落保护的专项资金，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保护。有效解决老建筑的产权问题，加大资金投入进行修缮。加强古村落整体风貌保护，提升古村落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改善原住民居住环境。加强古村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注重古村落历史挖掘和民俗活动、乡土节日等古村落文化的传承，留住古村落的文脉。

　　(作者朱娅系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袁方成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