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芯片对手机的重要性一样，种猪就是“猪芯片”，是当前猪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在2020年7.78万亿的农业产值中，猪产业接近1.3万亿，占畜禽养殖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是中国最大的农业产业之一。如何尽快破解“猪芯片”难题?如何科学引导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的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本刊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记 者：由于育种周期长、起步晚、投入大、见效慢等原因，我国养猪业规模化程度远低于国际水平。当前要攻克“猪芯片”核心技术存在哪些难题?

　　刘永好：当前在“猪芯片”问题上，存在育种体系不完善、投入严重不足、符合条件的现代化育种场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新技术应用滞后、技术人才短缺、种猪测定基础薄弱、单个项目规模小、疾病威胁严重、地方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等问题，与中国生猪养殖消费第一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洋芯片”没有本土化，“土芯片”又低效濒危，“杜长大”等曾曾祖代种猪长期依靠进口，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过程中的质量、速度和效益，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猪产业的发展。

　　记 者：今年两会上，您呼吁应尽快建立“中国瘦肉型良种猪”商业化育种体系，请问这对于破解“猪芯片”难题有何意义?

　　刘永好：为夯实生猪种业基础，建立真正掌握“猪芯片”核心技术、产学研育繁推融合发展的“中国瘦肉型良种猪”商业化育种体系。

　　一是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推广后补助政策，以“企业先投入、国家补一半”原则鼓励种业企业积极投资发展种猪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攻关项目，在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申报攻关育种项目，国家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确认后给予补贴。充分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种业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家计划，先行投入力量、先行培育项目、先行组织攻关，推动种业加快发展。国家根据项目情况，定期开展评估、对项目成果进行验收，按照项目基础建设成本、购买种源、生物成本、科技投入、人才培养等软硬件总投入全成本的50%，给予综合补贴，保障科研的真实性、及时性、有效性，以推动种猪产业的快速良性发展。同时，也要发挥现代种业国家发展专项基金的作用，以支持、鼓励、引导、推动生猪育种事业有序进行。

　　二是对核心育种场、保种场提供非瘟防控用地支持，保障祖代种猪场的生物安全和运营能力。育种事业往往投入巨大，非洲猪瘟难以在短期内根治，育种场一旦感染将是灭顶之灾，因此核心育种场的选址比一般育肥场更严、征地面积更大，运营维持的成本开支也更高。为此，建议加大对国家核心育种场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建设种业产业园，明确将育种场配套的饲料自产及洗消用地纳入养猪建设用地审批范围，实施区域性的主要疾病净化，扩大生物安全范围、提升育种效果。支持核心育种场持续做好生猪生产性能测定，建立真正可商业化推广、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种猪”选育-扩繁-推广产业体系。

　　三是鼓励种业企业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引技”“引智”结合，奖励跨行业跨国攻关“猪芯片”的紧缺人才。当前，世界种业正迎来以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融合发展为标志的现代生物育种科技革命。加快破译“猪芯片”，需要国家层面支持、鼓励种业企业“走出去”，通过海外并购、入股国际先进育种企业等形式，快速获得行业先进经验、核心技术，经过评估符合相关政策的，以企业参股并购资金的50%额度给予“引进后补贴”;也要支持企业“请进来”一批大数据、生物工程、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化人才，对从事新品种扩繁、技术推广的基层科研人员予以奖励和表彰，提升从业人员的荣誉感与获得感。

　　记 者：这两年，出于防控非瘟、政策鼓励、肉价高企等原因，产业规模化率由疫情前的46%升至53%，原本占产业主导的、以家庭养殖为主的“小散户”面临巨大冲击和生存压力。要破解这轮“猪周期”问题，推动生猪行业健康发展，您对此有何看法?

　　刘永好：截至今年1月，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16个月增长，产能逐步提升，肉价逐步回归。但按此增速发展，在两三年内，我国的生猪存栏量将达7亿~8亿头，远超市场消费量，猪周期又将加速加剧见底。为预防产业“一哄而上、一冲就散”，因资本过热推动产能严重过剩，甚至在下轮猪周期下行冲击时，出现“还不上贷款就杀母猪、砍猪场”的极端情况，有必要着眼长远，出台一系列引导政策，规划好、调控好、储备好、利用好现有生猪产能。

　　一是继续支持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小散户适度养殖，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帮助小散户加快转型升级。中国农村的传统养猪模式仍将长期存在，是帮助农民增收的事业。非洲猪瘟对散养户和中小猪场形成了较大冲击，有人负债累累、有人弃养打工。要针对家庭为主的散户，一方面由国家提供一定信贷政策支持，鼓励恢复生产;一方面鼓励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帮助养户改造全封闭式猪场，提供技术、动保、融资等多方面支持，鼓励开办中短期培训班，通过“以大带小”“以新带老”“输血联建”等多种形式，帮助农村养户迅速转型成为适度规模的新型养殖经营主体，帮助中小养户重塑信心、恢复生产，实现传统养猪业的转型升级。

　　二是对规模化养殖企业设置有梯度的准入资格，运用宏观调控手段预防产能过剩，以支持符合行业资质、长期扎根农业、拥有核心技术和高层次人才的企业规模化发展。参考农业发达国家对产业的调控经验，对10万头以上规模的养猪企业，设置许可证/行业准入制。类似措施主要包括：规模控制，与区域存栏总量对应的生产许可证制度，如一区域指标已满，需从现有养殖户中转让资质;技术门槛，有多年从业经验的猪场技术人员要占到总雇员一定比例，以配备必要的兽医、检验、环保工程人员为准入基础;环保门槛，设置与产能对应的环保及生物安全级别准入制，保障猪场粪污消纳能力、生物安全，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浪费;投资门槛，资金要有明确的来源、计划和安排，预防金融风险和骗补等行为。

　　三是细化养猪企业的环保准入标准、加快健全环保副产品资源化利用的行业标准、以政策形式规范为防控非瘟新增的产业用地需求。在猪价下行期，粪污治理是成本大头。猪产业环保设施、粪污副产品的市场化、资源化利用才能够真正反哺产业、长期发展。应加快健全与完善生物有机肥生产标准及行业补助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到标准的制定中;环保投入应设置基础投资额比例，后期补助应多线并举，以“整县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政策为依托，多方面推动高质量产业发展格局。在防控非瘟而新增的新标准、新技术基础上，以政策形式规范养殖用地的新需求，明确将猪场自用饲料加工车间以及洗消用地纳入养猪建设用地审批范围。

　　四是构建打通全产业链的产业大数据监测平台，以科学预测及时调控投资、产销、供需关系。建议农业农村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实现饲料、育种、养殖、屠宰、加工、消费终端各环节数据共享，密切监测全产业发展动态，定向定时公布相关产能数据，引导理性投资，以降低猪周期波动幅度，减少信息滞后带来的猪周期波动的风险。加大遴选一批专业技术好、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支持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之尽快成为我国生猪养殖的创新战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