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魏染胡同30号，在外面看起来，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四合院，但这里却是具有百年光荣历史的京报馆所在地，是老一代报人邵飘萍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近日，中国农村杂志社《农村工作通讯》《农民文摘》党支部的全体党员来到这个小院，面对石榴树下的鲜红党旗和邵飘萍半身铜像，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邵飘萍，原名振青，字飘萍，1886年生于浙江东阳。他是中国报界的先驱，进步报人的榜样。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16年，上海《申报》聘用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他因此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和潘公弼一起创办了《京报》。也是从这里，邵飘萍开启了“新闻救国”之路，把《京报》真正办成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人生短暂的40年中，他一直秉持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时代良心，本着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用纸和笔与革命先驱者们一起冲锋陷阵，践行一名新闻人的骨气和信念。

　　“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

　　院子并不大，有正房和东西厢房，走进正房，两行深棕色的字体感动了在场每一位记者，“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

　　民国元年，邵飘萍担任《汉民日报》的主笔，从此开启了他的记者生涯。期间，邵飘萍因抨击鞭挞贪官污吏的种种恶行，“被捕三次，下狱九月”。1918年10月，邵飘萍积极推动成立“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他坚持要打造一批精明的记者，报道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斗争。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聘邵飘萍为导师，这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是中国最早一批新闻学专著，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邵飘萍一直坚持每周到北大红楼上两小时的课。到1919年10月，得到过他的教导而拿到证书的就有55人，其中就有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等响亮的名字。邵飘萍时刻强调记者应具有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等品行，要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

　　邵飘萍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新闻担当，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创办《湘江评论》，到后来持续不断地给新华社和解放时报撰写评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

　　参加活动的青年记者不由得联想到《农村工作通讯》，是毛泽东同志1956年春天亲笔题写的刊名，同年5月，杂志面向全国公开发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农村工作通讯》的编辑记者，大家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纷纷表示在当前乡村振兴的热潮中，为守好拥有六十五年历史的三农舆论前沿阵地，为三农事业发展鼓与呼，要学习老一代报人的革命精神，真正做到“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主题”，替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用实际行动践行邵飘萍的“报道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斗争”。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东厢房里一张简单的书桌上，绿色的台灯似乎仍在闪耀着思想的光芒，笔架上摆放整齐的三支毛笔，不禁让人遐想其曾写下多少铿锵有力的文章。

　　以笔当枪，抨击邪恶。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装阻挠。为表示抗议，总工会发动了总罢工，一部《京汉工人流血记》，在邵飘萍的全力协助下秘密出版，发行量以万计，为革命工作雪中送炭。1925年12月，《京报》刊登张学良照片并上书“忠孝两难之张学良”，对动摇奉系军心，使郭松龄兵不血刃回师出关，起到很大宣传促进作用。冯玉祥为此夸赞：“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铁肩辣手”四个字，不只是邵飘萍和报社同仁的共勉，也引起每一位参观记者的共鸣。“记者”是一个职业，也是一种良心，就是要勇于挖掘真相，敢于说出真话。毛泽东曾讲“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这对做好新形势下的新闻舆论工作，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村工作通讯》作为全国三农领域的权威期刊，要为乡村振兴，为农民增收鼓与呼，要在“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上下功夫，抓好“保供、衔接、禁渔、建设、要害、改革”六个方面工作的宣传。记者要深入到田间地头、到新闻现场，倾听农民所思，所想，所盼。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编辑部策划出版了《农村工作通讯·中央一号文件专刊》《农村工作通讯·乡村振兴促进法专刊》等一系列专刊，为乡村全面振兴发挥三农媒体的作用和担当。

　　“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这种钱枪毙我也不要”几个大字和一张目光坚定凝望远方的邵飘萍的老照片，让编辑部的同志们驻足良久、颔首致敬。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立刻派记者赴现场调查采访，并发表了题为《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檄文，并且副刊连续刊出声讨射杀学生的段祺瑞政府的文章，不到半个月时间，共刊发各种有关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二百余篇，对反动军阀进行了口诛笔伐，沉重打击了反动当局。为收买邵飘萍，张作霖向他汇款30万元，邵飘萍将钱如数退回，并气冲冲地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继续在报纸上抨击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使张作霖对他更加恨之入骨。1926年4月，面对反动军阀的大肆捕杀，邵飘萍绝不屈服，他说：“我不能跑，我要写，我要说，死也要讲!我舍生取义，死不择音为人民，无遗憾!”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他向监刑官拱手说道：“诸位免送。”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一生秉笔直书，视钱财如粪土，他在《京报》创刊词中写道“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记者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勇于喊出正当民意。编辑部青年同志表示，作为一名三农记者，生逢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要传承红色报刊的精神，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以服务三农事业为己任，讲原则有底线，不为利益所动，始终坚守公平、公正的原则，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在推进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上，《农村工作通讯》要勇立潮头，写出一篇篇有高度、有温度、有锐度的新闻佳作，贡献我们的力量。

　　铭记历史，当思红色江山来之不易;续写历史，勿负新闻前辈殷切期盼。毛泽东曾说，我们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两杆子”，一个是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是笔杆子，靠宣传。当今时代，农业、农村、农民正处在一个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农村工作通讯》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适应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新变化，坚持办刊宗旨，牢记职责和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以导向为灵魂，以真实为生命，以农民为中心，发挥眼力、脑力、脚力、笔力，打造三农改革发展的思想库和农民增收致富的信息源，为三农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舆论支撑，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有用的政策信息服务，为三农事业发展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