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上午11时许，手机上突然跳出孟富林主任前秘书陈春来的名字，便有一种不祥之兆。果然，春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孟主任走了。

　　国庆假期我回合肥，到省立医院去看望孟主任，当时他已经病危，医生正在准备转往重症监护病房。工作人员告诉我，前两天精神状态还不错，新任省委书记到病房来看望的时候，他还提前起床穿好衣服，坐在沙发上等着，尽管已经不能说话了，还坚持在纸上写下一段话，表达感谢之情，祝愿安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绩。

　　我认识孟主任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时，我在安徽工作，是农民日报社安徽记者站的站长。当时，三农工作上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连年丰收，农民负担逐年加重。乡村里，时常发生农民因为缴不起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而自寻短见的恶性事件。可以说是自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民怨言最多的一个时期。

　　记者站经常接到农民的电话，有时刚说两句，就听到电话那头哇哇大哭。面对农民的诉求，我也时常搞一些调查报道。正在这个时候，大约是2001年初春，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省人大办公厅打来电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有没有时间随同孟富林主任，到皖西老区调研农民负担问题。接到这个电话，真可谓喜出望外。

　　孟主任出生农民家庭，从基层干起，一直没有离开过农业农村工作，对基层、对农民都有很深的感情。出发的那一天，是个星期一，早晨8点钟，我们一行人乘坐一辆面包车，从省人大机关出来，经过五里墩立交桥，一路向西，第一站去的就是金寨县，这是一个将军县，革命战争时期有十万人参军入伍，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修建梅山水库，又有十万移民，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离开金寨去了霍山县，最后去的是舒城县。三个县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每到一地，刚走下中巴车，孟主任就会对当地干部说，我知道皖西山区土特产很多，但不准给调研组的同志搞任何土特产。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摸摸真实情况，你们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带到最贫困的农民家里去。他还很严肃地叮嘱当地干部，绝不准弄虚作假，搞“群众演员”。

　　走在田埂上，看到农民在田里干活，孟主任就走过去，主动握着农民满是泥巴的手，问收成，问负担。有一天，在铁冲乡的一块水稻田里，一个农民问孟主任：“你是上面下来的大官吧?”他笑着说，不能说大官，也就是个大个子，意思是说他自己个子高。诙谐的话语把农民都逗笑了。

　　和农民交谈，他总是先讲两句笑话，让农民放松下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家几天吃一顿红烧肉啊?”不管农民回答多长时间，他总是有意识地拖长声调：“那不行，还要多吃肉啊!”然后他就对农民说：“你家在哪里啊，到你家看看好不好?”

　　到了农民家里，他就干两件事：一是看“负担卡”。那个时候，为了防止加重农民负担，农村经管部门专门给每个农户发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农民的名字，家里几口人，承包地亩数，全年各种负担明细。这个小本子被农民习惯称为“负担卡”。孟主任总是拿着小本子，和农民一笔一笔核对，问农民是不是按卡上的数字缴，乡村有没有多收钱。第二件事情就是掀锅盖，看看农民吃得怎么样，特别是对剩菜，看得最仔细。他说，从剩菜碗里最能看出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这个不大好做假。看到农民家里剩菜最多的是白萝卜烧土猪肉，他回过头来对我说，这是你们六安一道有特色的土菜。

　　谁家的房子最破，他就往谁家去，乡村干部想拦也拦不住。他总想多走走多看看困难户，尽可能多听听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增收减负的“良策”。一路上，他反复跟县乡干部说，要找到农民增收困难的真正原因，既要从灾害、市场、价格上找原因，也要从品种结构、开拓市场、品牌效应上找差距。要围绕农民增收这根主线，进行机制体制创新，因地制宜实施品牌工程、流通工程、农业产业化工程。

　　白天走访调查，晚上就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开会，他称之为“兜兜情况”。要求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要如实地说出来。在为期一周的调研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在总结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仍然记忆深刻。他说，从这次实地走访的情况来看，老区农民吃饭是没有问题了，粮食是够的，生活也有改善，收入比往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但负担也在逐年增加，违规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也看到也了解到不少。全省各级人大要进一步发挥监督作用，督促政府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夏树同志你作为中央媒体的新闻记者，这次跟我们一起调研，你们要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该曝光的就要公开曝光，要理直气壮地为农民说话!

　　“农民不增收，无颜谈发展。”孟主任在调研中对县乡干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成为我的文章的标题，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上。这次调研，虽然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却走了8个乡镇、14个村、40多个农户，以及15个乡镇企业。记得有一天晚上7点多钟了，才从乡下回到县委招待所，他还诙谐地说，今天收工不算晚。

　　2003年，对于安徽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上半年，非典闹得城乡不得安宁。在村头，农民把文革时期的红杠子红袖章都派上用场了。下半年大水，淮河沿岸的几个行蓄洪区都启用了。从王家坝到姜家湖，一片汪洋。在阜南县、颍上县，孟主任多次坐铁皮船上到庄台上，看望受灾群众，了解救灾情况。这一年孟主任70岁了，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对农民的感情依然那么真挚，挂念着受灾群众。非典最严重的时候，他戴着口罩来到了舒城县，找到那个他几十年的老朋友，也已经七十多岁的村支书，了解疫情下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在一个村庄里，他看到农民为了躲避疫情，在家里用废旧塑料条编织篮子，一个人一天能编十几个，拿到集市上去卖，很受欢迎。孟主任非常高兴，要我们报纸好好宣传。他说，既能减少流动，防止疫病传播，又能增加农民收入，还是变废为宝。他还说有一位哲人说过，世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

　　临走的时候，孟主任握着老支书的手说：“我们都上岁数了，保重身体啊!小孙子上学了吧，成绩还好吧?”“孙子长大了，学习成绩不错，那年您给他买的那身衣服，一直没舍得给他穿，现在小了，也没法穿了，我们家里商量就留着做纪念吧。”说起这件事，还有一段故事。那一年，老支书卸任了，有了空闲时间，就到合肥去看望孟主任，那时孟主任还在领导岗位上，工作安排得很紧，就这样还是抽出时间，和老支书见了面，热热乎乎地聊家常。老支书走后，秘书过来报告说：“老书记带了2斤茶叶来，我没有收，让他拿回去了。”孟主任一听就急了：人家大老远提点茶叶来，你不收，人家又提回去了，这心里是啥滋味啊?你赶紧叫司机开车去追，看走到哪里了，我给点钱，你们到商场给他小孙子买身衣服，买好一点的。

　　2005年10月，北京安徽企业家联谊会搞一个活动，想邀请孟主任到会给大家鼓鼓劲。孟主任一口就答应下来了。他说，安徽经济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时候最需要北上广深的大企业到安徽来投资，我这个退休老同志如果能出点力，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到了北京，我们还可以抽时间，去看看我们安徽的老书记万里同志。

　　那天，在中南海，万里见到我们几位来自安徽的同志，显得非常高兴，一一同大家握手。落座后，孟主任向万里汇报安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万里侧着耳朵，听得特别认真，好像生怕漏掉什么内容。之后，万里问了三个问题：首先问了金寨县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多少困难户?第二个问题是，淮河治理得怎么样了?他说，淮河治不好，年年闹水灾，是安徽的一个心腹大患。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省委那个老班子，谁还活着?孟主任给他一一做了解答，当时万里的听力已经很差了，需要秘书贴着耳朵大声复述给他听。当孟主任说，你们那届省委老班子只有王光宇同志还健在的时候，万里的脸上出现了凝重的表情。小声说了一句，噢，他们都走啦。

　　临走时，我们请万里同志保重身体。他笑着说，我现在每天都锻炼，简单地说就是一动一静，动就是打网球，静就是打桥牌。万里同志生于1916年，那一年他89岁。他在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因积极支持小岗村大包干和积极推动农村改革，受到广泛好评，坊间流传“要吃米，找万里”。

　　2007年4月，孟主任得了一场大病，在省立医院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医生建议到上海长海医院进行手术切除。那一天是5月9号，早晨八点钟进的手术室，快到下午一点才出来。时任省长王金山让他的秘书钱力打电话到上海，询问手术情况，要求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全力做好服务工作。手术以后，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从合肥前去探望的同志和亲友也很多，虽然刚动完手术身体还很虚弱，但他坚持从病床上坐起来交谈，以示感谢之意。他说，人家大老远来看我，我躺在那里，像什么话呀!因为频繁活动导致刀口术后感染，发起了高烧。到5月12日这一天，刚刚度过危险期，他睁开眼第一个想到的是，当天是国际护士节，他又坐起来，向前来查房及治疗的医护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敬意。

　　十二年之后，当年被赶走的疾病又回来了。孟主任用顽强的意志同疾病作斗争，三年多时间，无论是在北京、在上海，还是今年清明过后回到合肥，始终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离开北京同仁医院那天，走路都颤颤巍巍，可他还专门到医生办公室和护士站，向大家一一道别，表示谢意。今年国庆节前，连续高烧不退，他还在纸上写下一段话，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在病中他学会了使用微信，用微信向大家问候“早上好”“节日愉快”。10月5日上午，他还给我发来微信：“听听秋风，闻闻花香，让生活添彩，让时光留芳。新的一天，真诚祝福平安健康，早上好!”

　　斯人已逝，时光留芳!89岁的孟富林主任走了，他热爱三农、关心群众、务实求真、和蔼可亲的高贵品质，却是一笔不走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三农工作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