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市位于陕西省最南端，属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国家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川陕革命老区，所辖9县1区都是贫困县，其中深度贫困县4个。作为陕西易地搬迁政策的源发地，自2011年实施易地搬迁工程以来，累计建设易地搬迁安置区1364个，搬迁群众26.84万户、94.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303万)的31%，占全省搬迁总人数的35%，谱写了陕西乃至全国易地搬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安康市坚持把移民搬迁作为推动发展重要引擎和脱贫攻坚关键举措，使易地扶贫搬迁成为贫困人口“挪穷窝、改穷业、拔穷根”的治本之策，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肯定。

　　谈现状——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

　　记者：郭书记，您通过深入基层调研易地扶贫搬迁问题，多次提出“有计划、按步骤地把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同步加强新民风建设，让社区居民减少对传统种养产业、传统农村生活习俗的依赖，更好更快地融入社区生活”。请问，这些是基于什么产生的?

　　郭青：就我市而言，占全市三分之一人口通过避灾、生态、扶贫三种搬迁类型住进了集中安置社区，其中避灾搬迁5.05万户18.75万人，生态搬迁6.63万户24.46万人，扶贫搬迁15.16万户50.9万人，截至2019年9月30日，所有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已按要求全部建设完工，搬迁群众陆续入住。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搬迁群众中的贫困户更是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我们必须把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积极顺应搬迁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确保“搬得出、稳得住、快融入、能致富”。

　　虽然农村人口流向城镇是趋势也是规律，但我们建设了这么多的集中安置社区，一下子转移了这么多的搬迁群众，并不完全是自然演进的过程。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搬迁政策的吸引力和党委政府的推动力都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搬迁安置后如何开启新生活?如何尽快融入新环境?以及党委政府如何找准后续扶持的切入点?可以说，这是安康进入“后搬迁时代”亟需解决的问题。

　　其实，在开展移民搬迁工作之前，我们也有过担忧，认为建设的难度大。毕竟作为深度贫困地区，安康财力有限，要建设那么多集中安置社区，需要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持。后来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中央和省级财政强力支持，集中安置社区建设很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又觉得把群众搬出来，重新就业挺难的，通过我们近年来发展新社区工厂等方式就地就近就业，就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就业不是最难的。如何让这些搬迁群众尽快融入集中安置社区，适应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嬗变，才是最难的。这些搬迁群众，有的祖辈靠务农为生，文化水平很低;有的世代都居住在大山里，没有出过远门。通过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他们告别了山高路远、地质灾害，搬进了安全、整洁的集中安置社区。但面对高楼大厦和水泥墙，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显得无所适从。比如，在生活方式上，搬迁群众从过去的单家独院到如今在安置社区聚集生活，衣食住行方面跟以前相比有诸多不适应。有些贫困搬迁户家里没有空调，夏天嫌热光着膀子就出来了，或者躺在社区草坪上呼呼大睡。有些群众不愿意在自家阳台上晾衣服，在社区广场找两棵树拉个绳子晾。有的群众过去烧柴做饭，不会用新购置的电饭锅、电磁炉、煤气灶，最让人担心的还有安全问题。有的群众过去住自家院坝，习惯了将生活垃圾往门口一丢了之，现在还保留这一习惯，直接从阳台或窗户往外抛。过去农闲时节，都是端一碗饭张家长李家短的找人说话聊天，进入集中安置社区住进楼房后，邻里之间都不熟悉，进屋锁门，找不到聊天的人了。年纪大一点的老年人，到楼下超市买东西，回来就找不到自家门了，社区管理人员想办法，在楼道对应贴上搬迁群众的名字，几栋楼几单元什么名字，但遇上不认识字的，这种办法还是行不通。有的人把钥匙忘在家里，撬锁开门的情况屡见不鲜，一连发生好几次后，社区管理人员只好配一把备用钥匙放在社区服务中心。在生产方式上，搬迁群众过去长期住在农村、务农为生，没有形成时间概念和纪律观念，如今在新社区工厂上班，想去就去、想走就走，有事不请假，给企业生产管理带来麻烦。还有些年龄稍大一点的贫困户，有点小病就不想干活了，不愿参加社区就业培训去学一门新技术，“等着送小康”的惰性依赖思想，并没有因为进城入镇了就彻底改观。

　　由此可见，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搬迁，不仅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而且农民变成社区居民、产业工人，生活和生产方式与过去完全不同，引发着生产力的自我革命。移民搬迁工作的宗旨是“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我们把“快融入”也加上了，就是在尊重意愿、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催化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使他们尽快融入新的社区生活。安康易地扶贫搬迁是全国同类工作的缩影，事关上千万群众民生福祉，事关这些区域的稳定和谐，事关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谈过程——一场灾难引发的大机遇

　　记者：据了解，安康的易地搬迁起始于2010年“7·18”特大洪涝泥石流灾害，从最初的避灾搬迁为主，到现在扶贫搬迁为主，搬迁人口占到了三分之一，而且上级提出了较高的集中安置率要求，这对于山大沟深的安康来说，复杂性、艰巨性可想而知，能否介绍一下搬迁的演进过程与政策的演变过程?

　　郭青：2010年7月18日，是安康人民不愿想起却又无法忘记的日子，在那场地质灾害中，有182名群众遇难或失踪，7名基层干部在救灾中英勇牺牲，给安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当时，国土资源部来安康察灾的同志曾用一架无人机，对安康受灾地区国土进行首次航拍，发现我市约有60%~70%的老百姓居住在海拔800米以上、环境恶劣、易受地质灾害影响的区域。灾害发生后，时任省委书记赵乐际同志深入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切身感受人民群众家园被毁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深入剖析原址重建、反复受灾的根本原因，深刻认识到只有顺应自然规律、远离灾害源头，才是应对自然灾害的治本之策，才能走出“受灾—重建—再受灾—再重建”的恶性循环，推动省委、省政府形成了实施陕南避灾移民搬迁的共识，安康的易地搬迁自此拉开帷幕。

　　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11年开始实施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安置工程后，相继出台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实施办法(暂行)》等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统规自建、统规统建和分散安置各有不同的补助政策。比如，集中安置每户补助5万元，分散安置每户补助3万元，统规自建每户补助4万元，集中安置区基础设施“小配套”每户补助2万元，其中特困户和危困户每户增加补助1万元，4层以上楼房化安置户每户增加补助5000元，等等。

　　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易地扶贫搬迁成为避灾移民搬迁的主要类型，安康积极对接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把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搬迁范围。这期间，搬迁政策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最后统一划分为扶贫、避灾、生态三种搬迁类型。扶贫搬迁主要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需易地搬迁的农村人口;避灾搬迁主要针对生活在工程措施难以有效消除灾害隐患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灾害频发和采煤塌陷区农村人口;生态搬迁主要针对生活在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内，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农村人口，包括自然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区两类。客观地讲，由于搬迁政策调整变化太快，造成新老政策不衔接。比如，老标准按户补助、新标准按人补助，形成了许多遗留问题，一度矛盾还异常尖锐，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些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搬迁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这里面还有一个引发争议的政策演变过程，就是对集中安置率的要求。2014年要求坚持集中安置为主，设区市集中安置率应达到90%。后来经过调研、研判，发现这个比例陕南尤其是安康确实很难达到，2016年又将政策进行调整，要求以市为单位，集中安置率原则上关中不得低于90%、陕北不得低于85%、陕南不得低于80%。

　　集中安置率高点好还是低点好?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过高，群众离承包地太远，不可能再去耕种，土地的收益没有了，而且搬迁后，生活成本加大，群众有抱怨，干部的说服工作难做，推动工作的积极性受影响;过低，安康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大块平地只集中在月河川道一线，其他地方“巴掌大”的平地都很难找到，山区建房成本很高，加之路、水、电等配套，资金投入相比关中地区就非常大了。比如，白河、紫阳等山区大县，农民要盖一栋两层小楼，光地基就要打十几米深，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而在“高楼平地起”的关中地区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成本。再比如，修建一条4.5米宽的村级道路，由于土石方量大、挡墙工程多，我们这里每公里的造价在350万元以上，遇到架桥、打洞的工程，造价甚至会突破500万元。而在关中地区，同样的村级道路，造价却比我们低40%，大约200万元就能建成。基础建设项目资金毕竟有限，如何让有限的资金惠及更多群众?只有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上做文章。因此我们不遗余力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而且以高层建筑安置为主，多层建筑安置为辅，提高搬迁群众的集中安置率。这是从未来计、为长远谋。通过集中安置，社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资的利用效率增加、综合效益突显，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协调互动。比如，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安康转移，平利等县的新社区工厂星罗棋布，都是以人口聚集为前提的。集中安置还有利于解决搬迁群众就医养老和入托入学等问题，让长期困扰我们的农村“三留守”问题、犯罪分子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刑事案件频发问题等，得到有效解决。

　　当然，这还有一个易地搬迁以后乡村治理成本问题。像紫阳县仁和国际千户安置社区，1360户聚集于此，虽然管理人口多，但管理区域就那么几十亩，如果这一千多户分散在每个山头、各个村落，那就需要更多的干部每天跑更多的路才能实施有效服务和管理。现在村一级运转的管理经费，包括社区活动中心建设费用、村干部工资以及日常开支主要还是靠国家转移支付，我们暂时还感觉不到管理成本巨大，如果我们像东部地区一样自己负担，财政的压力就会喘不过气来。

　　因此，通过综合分析研判，我们认为，安康80%的集中安置率还是符合安康实际的。

　　记者：看来移民搬迁社区与传统的城镇社区有很大不同，管理上的难度在哪里?

　　郭青：现在我们的农村新型社区，几栋、十几栋，甚至几十栋单元楼，从外表看像城镇社区，但里面住的大都是农民，他们本身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最担忧的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里的贫困户后续发展问题。纵观世界上一些转型国家，“贫民窟”问题是一个特别凸显的社会问题，包括拉美、印度等，由于公共服务短缺，尤其是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剧了“贫民窟”的恶性循环，好些小偷小摸以及社会上的不法分子，来自贫民窟。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熏陶，心理容易自卑，甚至变得扭曲。我们必须加强后续扶持和管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之治”的优越性。一句话，要让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成为贫困群众的幸福家园，而不能变成新的“贫民窟”。

　　部分人认为搬迁群众进入集中安置社区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很快就会被城市同化变成市民。但从目前形势判断，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更深层次来分析，搬迁群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转变，其实质就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去农耕文明讲究靠天吃饭、依赖土地、自给自足;而工业文明则表现出脱离土地、遵守规则、分工协作。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2019年9月，我安排市委政研室、改革办强化对这个过程进行记录和研究，基层改革创新观察点就选在紫阳县仁和国际千户移民安置社区，以期通过跟踪观察、记录和研究搬迁群众从农村到社区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心理状况、收支结构、文娱活动、民风民俗等变化过程，分析其中问题和规律，探索建立加强服务管理新举措、社会治理新机制和相关政策支持体系，让政策更管用、更具治理效能。

　　再从一个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通俗地讲，搬迁就是移民，只是移民所跨的地域不同而已。安康历史上就是一个移民城市。现在很多安康人都是湖广移民的后裔，他们中不少人还保留着族谱、家训等，甚至有的饮食、方言都还有湖广一带的元素。从清初到现在三百多年了，但湖广移民的故土元素依然存在，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在做的移民搬迁，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而是包含着更丰富、更深层的内容，包括劳作的改良、语言的交融、饮食的传承、风俗的沿袭、文化的赓续等。我们不能期望农民在朝夕之间就完全丢掉之前的生活习惯来拥抱新生活，这将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谈亮点——新社区工厂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记者：新社区工厂是安康易地扶贫搬迁的亮点，是如何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

　　郭青：在整个移民搬迁过程中，“搬得出”不算一个难题，但如何实现“稳得住、能致富”却是移民搬迁的难点和重点。道理很简单，如果就业解决不好，群众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山下再漂亮的房子也待不久，最终还是会回到山上、跑到外地。

　　我到安康工作后，发现移民搬迁社区有很多闲置场地，有大量闲置劳动力，但工业化理念却很薄弱，就于2012年提出：抓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腾笼换鸟”的有利时机，在全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就业主导型产业，有计划、按步骤地把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当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扶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意见》，先在平利、白河等县试点，鼓励各类企业利用移民搬迁社区配建商业用房、社区空置门店等生产辅助用房，创办生产加工型工厂(分厂)或加工车间，开始手套、衣服、鞋子等来料加工。2014年出台了《关于大力培育和发展新社区工厂的实施意见》，明确将毛绒玩具、电子产品、纺织加工、农产品加工、特色手工艺品加工作为新社区工厂发展的五大重点。2018年制定和颁布了全国首个《新社区工厂地方标准》，在新社区配套另行建设标准化厂房，与居住楼相对分开，以保证安全、减少扰民、便于管理。如今，新社区工厂发展由点到面、全面开花，全市已建成各类新社区工厂499家，百户以上安置社区都有一家以上新社区工厂，吸纳就业20279人，其中贫困劳动力6726人。全市毛绒玩具文创企业已投产200家，吸纳就业9212人，其中贫困劳动力2686人。我们还确定将毛绒玩具文创产业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重点培育，计划用5至8年时间，把毛绒玩具文创产业培育成为我市新兴支柱产业，使安康成为西北第一、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毛绒玩具新都”。

　　为加快推进新社区工厂发展，我们从资金扶持、融资服务、税费减免等方面大力倾斜。在全市设立创业就业基金500万元，用于重点创业及一次性开业补贴和新社区工厂资金补贴等项目;建立支持新社区工厂发展专项补助资金200万元，用于新社区工厂实训设备购置及维护费用补助。对新社区工厂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人数不低于员工总数1/3的，对其生产经营场地租赁费、水电费，按实际支出额的50%标准给予两年期限补贴;每吸纳一个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给予企业1000元的一次性岗位补贴。为提高工人技能，对新社区工厂新招录员工签订不低于一年期限劳动合同的，实施3个月中期技能培训，对参加培训的人员每人每月补贴600元，由企业组织实施培训，补贴直接兑现给企业。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对新建社区工厂个人创办者提供不超过10万元、合伙创办者提供不超过50万元的三年期贴息贷款;与市建行合作创新推出“新社区工厂贷”，为新社区工厂提供纯信用、免抵押、免担保贷款，企业最高可获得一年期200万元的贷款额度。对新社区工厂企业在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基础上，免收登记类、证照类、管理类行政事业性收费。针对毛绒玩具企业加大了支持力度：三年内免房租、免水电;市本级设立1亿元毛绒玩具文创产业发展资金，凡前100家在安康注册企业法人证照、落户当地稳定营业一年以上、用工人数不低于20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人数不低于10%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年工资发放额度不低于500万元的，给予每户企业100万元一次性项目资金扶持;每年拿出1000万元对30户重点毛绒玩具文创企业进行奖励。

　　如今的安康新社区工厂已步入了从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的发展时期，实现了从引企业到引产业的转变，取得了农民就业、工厂发展、社区繁荣、社会稳定的多赢效果。“安康新社区工厂”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改革十大案例、全国精准扶贫十佳典型经验，先后荣获“首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优秀项目奖”“首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最具人气奖”。

　　客观地说，这方面的工作也不是没有问题。新社区工厂兴起有企业利用安康劳动力便宜的因素，开出的工资水平多在2000元左右，只能吸引体力技能较差、外出务工较难的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劳动力，无法满足强劳动力对于高收入的需求，这也导致用工矛盾：一方面，部分群众本地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外出打工寻求高收入;另一方面，新社区工厂难以满负荷运转。我们正在加快新社区工厂的转型升级，全方位实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谈未来——必须采取系统治理措施，统筹推进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记者：后搬迁时代工作重心是什么?

　　郭青：近年来我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卓有成效，有的整个村民小组甚至整村都搬进新社区，一些村落人口明显减少，如果再向这些村落投入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就会出现闲置浪费。对搬迁后的传统村落，等到40年代、50年代，甚至60年代的人去世后，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可能再也不会回到村里去。韩国的“乡村运动”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样，将来我们国家也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客观上讲，由于前期大量精力放在搬迁安置区建设、提高搬迁群众“实际入住率”上，有的社区由搬迁办或当地镇政府成立社区工作站代管，“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更多的还是在村上开展工作，因此，要把脱贫攻坚后续扶持的重心、乡村振兴战略支持的重点，向易地搬迁安置区和搬迁群众延伸，必须采取系统治理措施，统筹推进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为其明确一个特殊的、独立的“身份定位”，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科学管用的政策体系，帮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催化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脱贫。结合安康实践，我认为，重点要做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突出党建引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放在了首位。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就是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新社区各项工作中去。搬迁群众进入新社区，党的工作就开展到新社区，服务跟踪到新社区。有的同志认为社区服务有物业就行了，这是不正确的认识，物业这个层面，是一个市场化行为，不能来替代社区党组织对搬迁群众的管理与服务。我多次讲过，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为强者奠定了很好的竞争胜出机制，贫困群体等弱势群众是容易被遗忘的角落，是最应该得到党委政府关怀的大群体。要按照新设、融合、挂靠三种类型规范农村社区设置，1000户以上的大型搬迁社区，新组建一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将搬迁群众中的党员纳入统一管理;300户至1000户的中型搬迁安置区，围绕当地行政村撤并改为融合型社区;300户以下的小型安置区，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依托新社区工厂、产业链建立党小组，就近并入村级组织。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社区，都要迅速建立社区党组织架构，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居委会为主体、群团自治组织为辅助、物业为保障的组织、管理、服务架构，真正让每个新社区党组织成为坚强战斗堡垒，把党的力量挺在新社区最前沿。

　　二是坚持就业优先。当前，搬迁群众就业无非有这三种方式:第一种，搬迁群众居住在新社区，但距原来耕种地比较近，他们可能会通过土地流转，到农业园区务工增加收入。第二种，组织外出劳务务工、劳务输出。第三种，到新社区工厂务工。目前，在新社区工厂就业90%以上的是体力技能较差、外出务工较难的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劳动力，刚才已经讲过，由于工资水平多在2000元左右，吸引不了青壮年劳动力。因此，要在现有新社区工厂发展基础上，持续深化苏陕扶贫协作，加快引进高收入型的企业，满足青壮年劳力需求，全方位实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三是做好公共服务。前提是维护搬迁群众权益保障。易地搬迁后，其原有土地权益和相关的惠农政策应当保持不变，原籍村委会要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权属证件，依法保障好搬迁群众的权益，不能人搬到社区后，就把以前的权益给取消了。现居住的社区负责向搬迁群众办理合作医疗报销、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救济救助和相关证件办理等工作，尤其是解决好搬迁群众最急需的就学、就医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便民服务中心、平价购物中心、儿童托管中心、老人日间照料中心等，最大限度地为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增强归属感、满意度。

　　四是开展新风塑造。搬迁社区群众大多来自一个镇、几个镇或邻近县区跨区域安置移民，这些群众生活习惯、文化素养、文娱活动、民风民俗等，可能各不相同。要深入开展新民风建设，及时制定社区民规民约，成立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做到“好人好事有人赞，歪风邪气有人管”。尤其要突出“诚孝俭勤和”新民风建设中的“勤”字，引导群众勤俭持家、勤劳富家，树立一批创业先进、自强标兵，引导他们靠自己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要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讲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的思想意识，举行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促进搬迁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文明习惯、精神状态，尽快融入新环境、新生活。

　　五是强化社会治理。我市如此大规模的搬迁群众进入城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充分发挥社区自治作用，畅通搬迁群众社区建设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加快完善社区基础档案，把大数据融入社区管理之中，实行网络化管理。要加强社区自我管理机制，推选出一批公道正派、乐于助人、有一定文化的老党员或老干部担任楼长或中心户长，依靠他们实现社区自我管理，构建社会风险防范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最小单元。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做到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有的已经成为在全国推广的经验范式。比如，白河县全面实施集中安置、产业发展、搬新拆旧、新民风建设、社区管理服务、党建引领六大融入提升行动;平利县聚焦“五业”强保障，把易地搬迁置家业与兴产业、扩就业、促创业、优物业统筹推进;汉阴县创新构建“138”易地搬迁后续发展服务管理体系，即：1个支部统领、3个载体支撑(搬迁社区管委会、新社区工厂、农业园区)、8个中心服务(物业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平价购物中心、儿童托管中心、老人日间照料中心、矛盾调解中心、文体活动中心、红白喜事服务中心)，推进搬迁安置区有效治理和群众快速融入，等等。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聚力破解群众“融入难”的问题，其中的一些有益探索对于整体移民搬迁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记者：后续扶持工作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架构来实施，迁出地与迁入地的两套班子如何衔接?很多人都很关注这一点。

　　郭青：我个人认为，易地搬迁组织架构能否有力有序运转，衡量标准是“公共服务全覆盖、管理成本不增加、社区治理更有效”。我市选择在白河县开展试点，他们很早就提出了“原籍(迁出地)管理地和林，社区(迁入地)服务房和人”的工作方法，近年来又在“村改社区、村管社区、集镇社区、园区社区、联建社区”，全面实施六大融入提升行动，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移民搬迁社区组织架构，有效提升了搬迁实际入住率、稳定脱贫率、旧宅腾退率和搬迁融入度。目前我市正在全面推行白河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社区组织架构，理顺管理机制，提升治理效能。

　　当前，要注意防止新建社区组织架构规模偏大问题。我们正在根据迁出地搬迁人数和管理范围，统筹考虑撤并迁出地行政村组织架构。道理很简单，迁出地的人减少了，相应的工作负担减轻了，更多的担子压在迁入地，那就需要适时适当压缩迁出地的村干部职数，来充实迁入地社区干部力量，实现动态平衡。我们还探索了迁出地的村干部与迁入地的社区干部交叉任职的方式，以期进一步减少行政成本，拿出更符合实际、更具长远性的社区管理服务办法，切实做好我市移民搬迁“后半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