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宅木屋楼上摆放着一辆自行车。自行车显然年代久远，框架结构看上去还算完整，但已破旧得不堪入目：所有金属构件都已锈迹斑斑，铁锈脱落处留下了不规则的坑坑洼洼，橡胶轮胎已严重老化，表面布满纵横交错的龟裂，一段内胆翻露在轮胎外面，像一截没洗干净的猪大肠，后支架显然承受不了车身的重量，随时都有垮塌的可能。

　　那是父亲仅存的一件遗物。

　　我的老家坐落在湘黔交界的一个山旮旯里，祖祖辈辈走的是崎岖坎坷的山间小道。我出生那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村寨修通了公路，公路的一头连着靖州县城，另一头接着贵州黎平。公路是砂石路面，晴天，车轮搅起的沙尘遮天蔽日，路上的行人一个个灰头土脸，雨天，车轮溅起的泥浆喷得老远、老远，将道路两厢的木屋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黄色。尽管如此，公路给父老乡亲带来生活上的便捷显而易见，原来每年都免不了征购粮、派购猪送到五公里外的粮库和食品站，都要靠肩挑、人抬，几趟下来，再强壮的汉子都会口干舌燥、精疲力竭，有了公路，两个人一辆板车，前拉后推，费力不大就将该送的送到了，该买的买了回来。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乡亲们生活视野逐渐拓宽，生活水平逐渐提升，人们对公路的利用，已不满足于减轻劳动强度，还在追求便捷和效率。在这个茬口上，自行车开始出现在乡村，先是邮递员骑上一身深绿的公用自行车，车后架上挂着鼓胀的帆布邮袋，趾高气扬地将车铃摇得山响，显示其身份优越，然后是赶新潮的公社干部豁出几个月养家糊口的工资，狠心购买一辆“凤凰”或“永久”，在公社与大队之间的崎岖便道上早出晚归，减少步行奔波的劳累，享受夜宿机关的清静、整洁。

　　那时候的自行车是奢侈品，价格昂贵，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要一百二十多元，相当于一千五百斤稻谷的价格，而且货源稀缺，要计划分配、凭票供应，每个公社一年就几辆车的指标，即便有钱也未必能买到。我的父亲在大队当治保主任，与公社领导混得很熟，要弄到一个供应指标并不难，难的是我家是典型的“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父母一年的劳动还分不回一家的口粮，年终决算后反欠队里的钱，也就是所谓的“超支户”，全家的日常花销和兄弟姊妹的学费全靠圈里的母猪一年生两窝仔，根本无力积攒到买自行车的钱。某日，当父亲从公社拿回买自行车的指标，母亲却死活不同意，给父亲丢下硬邦邦的两句话：“买自行车和子女读书只能就一头，你自己掂量”，开明的父亲当然只能放弃买自行车的念头，看着人家骑着自行车呼呼生风地擦身而过，父亲眼神里满是羡慕和奢望。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农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村子里的自行车年年在增加，大户人家嫁女陪嫁的标准都是“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母亲感到再不给父亲买辆自行车，会有失他当大队干部的体面，便与父亲商量，全家节衣缩食并向乡邻借些钱将自行车买回来，再通过工余时间砍柴卖、精心喂养提高猪仔体重等方式逐步还债，父亲终于有了一辆比“永久”牌便宜十几块钱的天津产“红旗”牌自行车。父亲如获至宝，珍爱有加，将自行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有时间就用从公社卫生院要来的棉纱布擦拭，将每个金属部件擦得光可照人。雨天回来，要将自行车推到小溪边，将轮胎上的泥浆洗得干干净净，还将容易发生剐擦的部位用废旧内胎包起来，以免受到损伤。

　　父亲对自行车管得很严，将它摆在中堂的神龛壁下，一进大门就能看到它是否挪动过，即便不出门，也要将车锁得紧紧的，我连摇一摇踏板、看一看轮胎高速空转的机会都没有，看到人家的孩子将自行车玩得溜熟，众目睽睽之下在晒谷坪里卖弄车技，心里痒得发慌，晚上做梦尽是骑自行车的场景。我曾小心翼翼地向父亲提出学骑自行车的要求，父亲本来就冷峻的面孔变得更加严肃，瞪着眼睛说：“自行车是办事用的，你十一二岁的孩子骑什么自行车”!我即刻噤若寒蝉，一脸怏怏状。

　　越是得不到的欲望越强烈，父亲的压制丝毫没有减弱我学骑自行车的愿望，父亲不同意我就想其他办法。在生产队同龄的孩子中，数我最灵泛，学习成绩又好，很得小伙伴们的拥戴。我用孩子王的威信加上代做课外作业的笼络，换取邻家孩子“偷”出家长的自行车给我骑，小孩子身子灵活，只三五天时间就骑得溜熟了。那是一个赶场天(农村五天赶一场)，我用自行车搭载着小伙伴，从同样骑着自行车的父亲身旁快速超越，还故意不间断地按响铃铛，以示炫耀，父亲惊诧地瞪大眼睛，气急败坏地“你、你、你……”噎得骂不出声来。即便如此，小气的父亲仍不让我碰家里的自行车，直到发生那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件”。

　　那天，父亲早饭喝了一大碗米酒，眼睛红盼盼的，按母亲交代去看望外婆。正赶上外婆家吃早饭，外婆知道父亲的酒瘾，便安排舅舅陪父亲喝几杯。饭后一会儿，父亲将外婆送的十几个鸡蛋用黄挎包装着挂在自行车龙头上，便摇摇晃晃上了路，凉风一吹酒劲上头，上下眼皮直打架，像蛇行般左盘右拐一段后，连人带车倒在路边，一挎包鸡蛋碰成了一汪稀糊糊。要知道那时的鸡蛋金贵得很，是家里换油盐、攒学费的本钱，母亲心痛得不得了，喋喋不休地骂了好几天。从此以后，母亲就将看望外婆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开出的条件是必须骑自行车看望，否则不去，父亲虽不情愿我使用他的自行车，但慑于母亲权威，又自知有错在先，不得已而勉强认同。

　　外婆家住在一个叫“冲锋坳”的山脚下，骑车到山脚拐上左边的小路再前行二百多米就到了。我第一次骑自家的自行车，像打了鸡血般兴奋，车到山脚却不想停下来，直起腰、抖着脚，一口气冲到了“冲锋坳”的坡顶，然后调转车头，不带刹车从坡顶往下溜，在加速度的作用下，车速越来越快，两旁的行道树迎面扑来又一闪而退，耳旁呼呼生风，我还夸张地高声尖叫，惊飞了树丛中的小鸟，那种惬意、那般兴奋，溢于言表。如此一遍我还不过瘾，又反过身来铆足劲往坡顶冲，上上下下反复几遍，直到精疲力竭才进外婆的家门。

　　由于我顶替了部分赶场买东西和看望外婆的工作，任务完成很出色，父亲省了很多事，腾出了一些喝酒的时间，加之对我的车技越来越信任，我又很爱惜自行车，每次用过都要擦洗得干干净净，家里的自行车便对我彻底开禁，父亲将套在裤头上的两片车钥匙分了一片给我，我充分利用父亲不使用自行车的空档，苦练骑艺，玩杂技般将自行车捣鼓得得心应手、妙趣横生。

　　当然，关云长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因为自行车，小小年纪的我就受到生产队的一次猛烈“批判”，还连累了其他伙伴。

　　每年收早稻、插晚稻的“双抢”季节，学校都要放农忙假，让学生们参加劳动，赶在“八一”前将晚稻抢插下去，否则秋后就没了收成。那天，生产队一大早就将计划抢插的水田整理出来并备足了秧苗，上午，我们六个小伙子在水田里鸡啄米似的你追我赶，秧插得又快又直，缓解了队长火烧眉毛的焦急，谁知下午我们却集体旷了工，其结果是不仅早上整理的大田没有插完，备好的秧苗也因高温烧坏了。家长们回家一查，发现堂屋里空空的，没看见自行车，原来我们趁大人们中饭后打盹的空隙，“偷”出家里的自行车，结伴直奔三十公里以外的县城，花上平时“省吃俭用”的两毛钱，在县城唯一一家电影院里全神贯注地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回来的路上，大家还沉浸在剧情中，叽叽喳喳地评论“卖花姑娘”的悲惨命运，谁知一进家门便一个个被家长拧着耳朵往队部拖，向满屋“义愤填膺”的大人们作深刻检讨，接受他们上纲上线的批判，由于我是“出头鸟”，对我的批判更为猛烈。打那以后，我对使用自行车多了几分自觉和谨慎。

　　父亲智商很高又很有经济头脑。别人家的自行车买来后一直要用到骑不得为止，然后东借西凑再买辆新的，一辆自行车要骑五六年，大部分时间骑旧车，且换新车时经济压力很大。父亲却不同，自行车到七、八成新就将其卖掉，再添三几十块钱买辆崭新的，不仅年年都骑新车，还稀释了买新车的经济压力。因此，我家的自行车由“红旗”到“永久”到“凤凰”再到“飞鸽”，名牌自行车都买过，从轻便到载重，不断地换新升级，左邻右居很是眼馋。

　　随着家庭经济逐渐活络，父亲也变得大方起来，没有自行车的家庭遇到急事，找他借用总是有求必应，后来干脆自行车常年不上锁，谁家有事说一声，骑走就是，偶尔发生点刮擦也从不计较，因此广泛地结交了人缘，在村里威信一直很高，邻里间面红耳赤抑或拳脚相加，只要父亲出面，三两句话就能化干戈为玉帛，治保主任一直当到去世，村寨长期和谐安宁父亲功不可没。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时间在走，世界在变。自行车从当初农村的宠物变成了如今的“弃婴”，取而代之的是家用轿车、客货两用的皮卡，差一点的也是呼啸桀骜的摩托车。当初上山下乡的自行车，如今成群结队的“返城”，以共享单车的名称给城里人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