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发生后，各地农村在基层党组织统一指挥下迅速行动，广大党员、群众、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确保农村疫情防控工作平稳有序，取得较好效果。但是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和短板，也为进一步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找到了努力方向。

　　疫情下乡村治理的好做法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广大乡村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第一时间作出积极反应。

　　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乡、村两级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主体作用，特别是村级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绝大部分村庄都能够按照上级和有关部门的要求，第一时间召开村组干部会议，安排部署全村防疫工作，村“两委”干部全部排班，包组、包片、包重点路段并建立疫情防控台账，24小时轮岗值守，严把进出村的各个路口，对湖北特别是武汉返乡人员做好严格排查、登记和居家隔离，并做好送菜送饭等服务工作。村里的“大喇叭”在防疫宣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村在醒目位置张贴通知、通告、宣传画册，劝阻农民群众拜年、走亲访友、聚餐等活动，不少村庄取消喜事，减办丧事，最大可能减少人员聚集。

　　网格化管理提高防控效率。不少村庄的网格化管理方式提高了疫情防控的组织和宣传效率。浙江省建立了“横到边、纵到底”网格体系，网格管理员最清楚网格内居民的情况，能及时通过网格信息平台完成人员统计、信息上报、防控要求下达以及日常监管。一些农村网格员将私家车“改装”成疫情防控宣传车，加强宣传，增进农民群众对防疫知识和要求的了解，帮助孤寡老人、残疾人士等弱势群体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有的村庄虽然没有网格化信息平台，但是实行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包人，将责任层层分解，逐层压实。

　　调动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广大农民群众是农村疫情防控的主体，各地将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共同阻击疫情。四川眉山市东坡区秦家镇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融入“村规民约”，采取“片长制+村规民约”的方法，形成全体村民共同约定、共同参与、共同监督的防控工作格局。不少村庄的乡村教师、医生、新型经营主体、返乡年轻人成为疫情防控的志愿者，辅助乡村干部做好日常管理工作。黑龙江海林市某村，村医每天通过视频指导村民正常消毒和进行室内通风。湖北十堰市某村，返乡年轻人承担起向家人、村庄和社区宣传疫情知识和辟谣的工作。

　　治理手段创新提高了防控效果。新媒介平台和沟通渠道被广泛应用到农村疫情防控中，如微博、微信、快手、抖音等。新媒体利用其传播速度快、效率高的优势大大提高了疫情防控政策和知识的传播速度。不少村庄还将疫情防控知识改编成老百姓喜爱、通俗易懂的段子，开展宣传，增强村民自我防控的意识和能力。很多村庄还建立了村庄防疫微信群，村干部利用微信群，及时传达通知、统计信息、分享典型案例和防疫知识，引导村民勤洗手、戴口罩，懂科学、听官宣、不信谣、不传谣，让农民有序参与到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既开展了工作、维持了秩序，又凝聚了民心。

　　疫情防控中暴露的短板和问题

　　疫情防控中暴露出了乡村治理的一些短板和问题，例如，乡村治理的不平衡不充分、治理手段不科学等。这也倒逼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能力的提升。

　　乡村治理不平衡较为突出。各地对疫情的反应速度、动员能力、防控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一些发达省份利用网格化管理体系，不封路、不封村，做好了疫情防控，但一些省份的少数村庄防控能力还明显不足。据笔者了解，湖北十堰某山区村庄直到大年初三(距离武汉封城已经4天)，村庄街道上仍不见宣传防疫基本知识和相关政策的横幅，村民仍聚在一起打牌、串门、聊天，且2/3的村民没有戴口罩，武汉返乡人员也未接到任何形式的询问和登记。河南南阳某村虽对武汉返乡人员进行了登记和观察，但对非武汉地区的湖北返乡人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少村庄还存在体温监测走过场，看到熟人就放行，隔离人员随意走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