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畔，天目峰下，莫干山里，处处激荡着动人心魄的改革乐章。

　　曾经，一个寂寂无闻的农业小县，短短三十多年间，“无中生有、点石成金”，一跃成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经验”成为解读区域发展的典型样本。

　　曾经，一个温饱不解的穷山城，商游四方、敢拼善闯，打响了民营经济生发的“第一枪”，“温州模式”为农村经济发展找到了一条新路。

　　曾经，一个个浙商以“舍我其谁”“横刀立马”的撼人气势和超凡胆魄，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谱写了白手起家创大业的生动篇章，“浙商精神”接续传扬。

　　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改革故事，一个个搏浪弄潮的拼搏身影，构成了中国改革最细腻的起笔。

　　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当农村改革进入“深水区”，浙江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着眼于城乡融合大局，不断通过改革闯关，为发展赢得先机，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发展，高水平推进城乡统筹，高标准建设美丽乡村。

　　进入新时代，干在实处的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以新迎新、革新立新，不断汲取新动能、注入新活力，用创新和实绩彰显“八八战略”的实践伟力，展示“重要窗口”建设的丰硕成果。

　　站在新起点，走在前列的浙江，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劈波斩浪、砥砺奋进，大胆创新，驰而不息，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域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戮力同心谋振兴。

　　行在新征程，勇立潮头的浙江，秉承实事疾妄、不尚虚谈的传统，不待扬鞭自奋蹄，一次次开启从无到有的大胆探索，一次次扛起领风气之先的先锋担当，一次次创造改革发展的浙江奇迹，成为新时代全国农村改革的排头兵。

　　“势连沧海阔。”今天，浙江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要求，“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农村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的配置效率，激发农村内在活力”，向改革要动力，以创新增活力，建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努力推动美丽乡村成为“重要窗口”的亮丽风景。

　　赋能“青山绿水”，造就“金山银山”

　　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唤醒沉睡千年的山林土地、草场水域。多年来，为答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农民与土地的时代之问，善用巧劲、敢于创新的浙江人以敬畏自然的哲学智慧，人民至上的执政情怀，护美、赋能青山绿水，孕育、共享金山银山。

　　——科学理念指引

　　15年前，在安吉余村村委会老会议室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如同一颗“种子”在春天里历史性地萌发。正是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生产力、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而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实践发展的根本遵循。

　　15年后，当总书记再次来到余村，春林山庄农家乐经营者潘春林难抑内心激动，他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最直接的受益者，余村关停矿山、走绿色发展之路后，他创办起了浙江第一家农家乐。

　　时光如梭。余村，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早已旧貌换新颜。流水潺潺、道路整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漂亮楼房;当年拆迁的水泥厂旧址，复垦复绿后变为五彩田园;村里流转的土地，变成了油菜花田、荷花藕塘，春有繁花夏有盛景;村民以股权为纽带组成利益共同体，拿上了“三金”，收入翻了五番……茶余饭后，大伙儿总说：“生活在余村，福气好!”

　　久久为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浙江找到了一条高质量绿色发展之道。着墨于余村这个小小坐标点的绿意，如今已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全面蔓延，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在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的浩瀚长卷上，浙江已经写下了先行先试的美丽答卷。

　　——“有形之手”撬动

　　知向何处则方向不惑，明所从来则动力充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一项项改革举措掷地有声，一个个现实难题迎刃而解。制度创新，成为浙江撬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金杠杆。

　　确实权，颁铁证。在中央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浙江省完成了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1677.14万亩承包地完成实测，660.23万户农民拿到了土地“身份证”，颁证率达97.4%。与此同时，农村不动产统一登记步伐也在加快，累计发放农民宅基地和住房不动产权证550万本。

　　赋真权，保权益。推进农村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明确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权属，完善产权权能，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

　　放活权，增实利。积极创新赋权活权内容，在制度设计上，搭台子，铺路子，架梯子，当好参谋员、服务员、指导员。推动农村产权交易规范化，全省涉农县(市、区)全部建成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农村产权交易3.3万宗、累计超过100亿元。开展土地经营权、林权、农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和商标权质押贷款，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25.7亿元，农房抵押贷款余额184.6亿元，林权抵押贷款余额106亿元，商标权质押涉农贷款融资4.7亿元，丽水林权抵押贷款余额超60亿元、占全国10%。

　　如何指引农村土地“三权”实现?浙江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示范文本制度、流转合同登记备案制度，出台专门的流转土地经营权管理与抵押担保办法，探索宅基地取得、置换、抵押担保、流转、有偿使用、自愿有偿退出。这为土地在更大范围内优化流动配置和发挥作用拓展了巨大空间。

　　如何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浙江分类确定“谁来入市”“哪些地入市”，解决“怎么入市”，差别化调节解决“钱怎么分”，赋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完整权能，实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如何拓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在率先完成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造的基础上，浙江指导支持各地开展股权继承、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权能改革。全省30%以上的市、县制定了放活股权权能的政策，62%的县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纳入农村集体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

　　正是因为善于发挥“有形之手”杠杆的撬动效用，浙江才能顺利打开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在绿色发展的广阔蓝海中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金山银山”筑就

　　有了理念的引领，制度的护航，浙江的农村改革驶入了快车道，依托乡村的“美丽资源”，大力盘活闲置宅基地、闲置民房、农村承包地、集体用房等“沉睡资产”，让绿水青山变成乡村跨越赶超的“大引擎”。

　　不久前，全国第一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项目——开元颐居·地热森林度假酒店正式对外营业，标志着德清县“农地入市”改革顺利开花结果。2015年，得知德清在试点后，德清莫干山醉清风度假酒店有限公司立即出价，拿到了莫干山镇南路村的一块土地。而在此之前，这里原本是一片废弃厂房，由于土地属镇集体所有，只能任其荒废，是“农地入市”改革让它有了重焕生机的机会。时至今日，德清县“农地入市”改革蒸蒸日上，据统计，全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已入市土地183宗、1347.32亩，成交总额3.32亿元，村集体获益2.7亿元。

　　这几年，浙江进城买房安家的农民越来越多，大量农村宅基地和住宅被闲置浪费，绍兴、义乌等地积极改革探索，为盘活农村闲置农宅打开了一扇门。

　　2017年，绍兴在全省率先实施“闲置农房激活计划”，建立流转推介交易平台，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养老养生、文化创意等产业，让闲置资源全方位“活”起来。目前，2715个项目已落地绍兴，激活闲置农房15364幢，村集体和农民分别增收2.12亿元、3.27亿元。

　　在义乌，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通过拆除旧房恢复建设用地，节余的村庄建设用地可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宅基地价值的增值。

　　以改革创新保障农村产业发展用地需求，浙江同样是先行者：武义启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创新试点、嘉善推出“飞地抱团”项目、湖州探索乡村产业建设“标准地”、“点状供地”……土地的活力持续释放。

　　在浙江，越来越多的“金山银山”正显现在之江广袤的大地上。

　　聚势千帆竞发，蓄能高质量发展

　　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改革大潮中，浙江人深知：要实现大发展，仅有单项突破、局部突进是不够的，必须推动土地、资金、人才、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布局等各项要素集合，形成集聚效应，释放更大动能。

　　——主体大汇集，擦亮“三位一体”改革“金字招牌”

　　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改革，构建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部署推动的一项重要农村综合改革。多年来，浙江持续深化“三位一体”改革，打造了新时代农村改革的“金字招牌”。

　　在瑞安，市供销联社牵头，马屿供销社参股，联合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核心社员组建了“瑞安市友联果蔬专业合作社”，目前已形成“合作社+农户+基地”和“农企对接”“农超对接”等销售渠道，合作社还成功进军中国香港市场……

　　银农合作、金融支农在浙江同样开展得有声有色。温州在全省率先试点发展的农村资金互助会，被农民称为“自家的银行”。它如同一个金融“便利店”，以简便的方式、便捷的手续、熟人间最好的服务为农民提供最大的支持。

　　产业不同，所需服务也不同。丽水、湖州等一些地方出现的产业农合联，使得为农服务更加精细化。还有异军突起的区域性农合联，这几年已经成为浙江乡村品牌的最大运营主体，培育运营区域公共品牌26个，一大批扬名省内外。

　　进入新时期，大数据、农业物联网等的引入，赋予了“三位一体”改革新内涵。全省首个县域数字农合联平台——平湖“金服在线”运营以来，构建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云上合作圈，开启了平湖涉农服务上云、组织合作上云、产品流通上云的数字农业新局面。

　　按照总书记的规划蓝图，一个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成型：省市县乡四级农合联的组织体系已经建立，6.61万个涉农主体加入其中，惠及600万农民群众。一串串的成果背后，“三位一体”改革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为愈加令人期待。

　　——资源大整合，打赢三年村集体经济“削薄”战

　　金秋时节的嘉善县大云村，绿树繁茂，鲜花锦簇，一幅迷人的新农村景象。这几年，全县通过整合强村扶持土地指标，把原先分散的土地指标化整为零，实现“飞地”，集约布局，让全县薄弱村、腾退村都有机会以抱团跻身经济强村之列。

　　而在江山，异地联建物业则成为薄弱村充实“钱袋子”的“奇招妙法”。全市31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利用政策扶持的资金，借助本地工业园区产业集聚的优势，在清湖镇异地联建“红色物业”经济园，每村每年可获得6万元的固定收入。

　　通过飞地抱团、异地物业联建、组建强村公司，为村集体“造血”，这些都是浙江“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三年行动计划”的创新探索。

　　为全面消除薄弱村，浙江统筹整合资源要素，多渠道“引水”“蓄水”，着力推动优势资源集中投向“消薄”主战场，为村集体“输血”造能。三年来，省级财政共安排“消薄”资金4.1亿元，市县级财政投入100亿元。

　　此外，浙江还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结对帮扶机制，推动山海协作、乡贤回归，引导产业资本落户经济薄弱村，千方百计为村集体“活血”。平湖-青田山海协作“飞地抱团”项目，每年可为青田县156个村带来村均12.5万元的经营性收入。

　　三年“消薄”攻坚，浙江稳扎稳打，至2019年底，省定692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消除，全省所有村村集体组织总收入562.9亿元、村均收入241.6万元。

　　如今，浙江孜孜探求，更为自己立下高远目标：启动新一轮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攻坚提升行动，力争到2022年，所有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

　　——改革大集成，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今年6月，东阳市花园村市政管理委员会揭牌，花园村6.5万常住人口从此有了生活服务的“大管家”。“管委会是全省乡村振兴综合改革试点的创新项目之一，将助推花园村城市化管理，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说。

　　去年12月，花园村被列为全省乡村振兴综合改革试点。围绕空间规划体系、社会治理体系、乡村产业振兴体系、综合服务管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体系、要素保障支撑体系等六大体系，推进45大项55小项改革，探索新时代美丽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社会治理新模式、乡村管理新途径，破除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如今，花园村已建立新的户籍管理机制，外地人凭借花园村房产证或花园村出具的人才证明即可落户，并享受村民福利待遇，已有26户57人成为“新花园人”;梳理下放各类办事事项，便民服务中心可办理事项超600项，村域小城市建设管理雏形初现;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5万元，享有建房补贴、高龄补贴、奖学金制度等31项福利，实现了“村民比市民富、村容比城市美、生活品质比城市高，田园风光和城市文明高度融合”的美好生活。

　　这是浙江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集成改革结出的丰硕成果。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频频强调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浙江农村改革在夯基垒台、积厚成势后，率先步入了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新阶段。抓住“三农”发展的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浙江打出了美丽乡村集成改革“组合拳”。

　　每年确定11个以上县(市、区)作为试点，围绕建立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有活力的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体系、有吸引力的“两进两回”机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明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体现价值的农村土地制度、灵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等15个方面，协同进行集成改革，打造一批改革特色鲜明、要素配置合理、活力竞相迸发、城乡高度融合的样板。

　　“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集成改革，就是要加强集成改革顶层设计，强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农民各领域改革系统集成，建设彰显特色、充满活力的新时代美丽乡村，为‘重要窗口’建设提供‘三农’动力。”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表示。

　　畅通“循环”通道，谋新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素能够自由、平等、合理地“循环”流动。一向务实笃行、创新竞进的浙江人，大刀阔斧，根治痼疾，体制机制弊端，逐个击破;革故鼎新，劈浪前行，城与乡之间的“路”，越走越通畅。

　　——“两进两回”，让能人贤人回得了乡，城市资源进得了村

　　乡村振兴，最终还是要落在“人”上。有了“人”，“财”“技”才能在乡村落地生根。浙江民营资本发达，“浙商精神”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怎样运用好这笔宝贵的“人力资产”，让这些社会资本、乡贤资本投身乡村建设，浙江找到了一个最佳结合点——推进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即“两进两回”。

　　如今，这项破解乡村要素制约、加速资源要素流向农村、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使得浙江的美丽乡村，正慢慢变身为青年、乡贤们创业创新的乐园。其中，作为点燃农村创业创新热潮的新动力，“农创客”成为这场“上山下乡”大潮中最抢眼的群体。

　　9月18日，2020年浙江省青春助力乡村振兴带头人“青牛奖”揭晓，台州乌岩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方跃成为十位获奖者之一。85后青年方跃2010年辞掉杭州的工作，接手了父亲在偏远山区经营的2000余亩茶园。之后，他组建台州市乌岩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茶叶商标、整理品牌故事、筹建电商团队，目前年销茶叶1200余万元。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带动周边1万余亩茶园、200多户茶农增收。

　　在衢州古田山自然保护区工作多年的方腾，5年前带着妻儿迁居嘉善县一个偏僻小村庄，创办了一家植物猎人公司，专门从事植物新品种的引种、驯化、选育、研发和繁育推广，今年公司申报并实审通过了第一个植物新品种——钟花樱桃的垂枝品种“云起”，这也是嘉善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植物新品种。

　　自2015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农创客”概念以来，浙江围绕推进“两进两回”行动，持续在农创客培育发展上发力，初步形成了省市县三级协同推进农创客培育的浙江样板，已累计培育“农创客”6173名。这些怀揣情怀和理想的青年，投身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潮，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代表了浙江“三农”事业的新希望。

　　——祛痛点疏堵点，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滋润山水田园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发展都受制于融资难、融资贵。在破解这一“瓶颈”的实践中，浙江一直是走在改革前沿的“探路者”。

　　过去，农民手中的土地、住房，因为受诸多因素制约，无法用作贷款抵押物。2015年，浙江开始试点农地经营权、农房抵押，目前，4个试点县(市、区)的农房抵押贷款余额达168.7亿元，业务量居全国首位;10个试点县(市、区)的农地抵押贷款余额27亿元，为农业农村发展送来了金融“甘霖”。

　　无感授信、有感反馈、便捷增信……这是江山市在试点农户小额普惠金融实践中探索出的创新模式。为化解农户贷款门槛高、授信难、环节多、程序繁等痛点难点，去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推进以农户全覆盖为目标“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普惠金融，让一大批“资质差、资产少”但“信用好、敢拼搏”的农民群体都能享受到普惠金融。根据计划，浙江今年在全省推广“江山经验”，年底前有望实现农户授信服务覆盖率不低于95%，行政村推广覆盖率达到100%。

　　江山大陈村“萃文饭店”的民宿老板老方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发展民宿的资金，现在用手机银行就能随用随贷，而且这项服务由银行‘送贷上门’，一次都不用跑。”老方高兴地说。

　　而在温州，越来越多的农户可用承诺换取“千金”。农民只需一张书面“承诺授托”，即可向银行申请贷款，这就是瓯海区首创的“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与江山模式不同，瓯海农户需要以自有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经济权益作为授托资产，采取书面承诺方式向银行申请贷款。这种做法打破了原有的“非抵押登记不贷、非担保不放”的贷款模式，实现了农村“沉睡”资产与银行资金的无缝对接。

　　探索，不止于此。更多的金融支农模式正在涌现：嘉兴市的农村土地整治节余指标质押融资、衢州市的“乐享民宿”贷款、瑞安市为农创客定制的“农业先锋贷”……疏通了金融资源流向农村的梗阻，解决了乡村振兴“钱从哪里来”问题。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截至2019年1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4.02万亿元;其中，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7万亿元;高于各项贷款3.5个百分点。

　　——解除后顾之忧，让更多农民带着权益放心进城

　　改革越深入，浙江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保护好农民的财产权益，让农民无后顾之忧，城乡要素流动的步伐才会加快，城乡融合才能真正实现。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使更多的农民进城落户，变成市民。对于进城农民来说，最担心的就是进城后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三权”会不会平白无故地失去。如何打消他们的疑虑，让他们放心从农民变市民?浙江省明确提出，不得强行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或将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

　　“进城打工20年了，今天，我们一家人终于名正言顺当市民了。”在云和县行政审批中心大厅公安窗口，紧水滩镇梅山村村民周伟娟第一个拿到了新的居民户口簿。在周伟娟新领的户口簿上，原来的“农业户口”改成了“居民户口”，住址从以前登记的“紧水滩镇梅山村”变成“白龙街道大坪社区”。

　　云和县实行“小县大城”战略以来，已有35%的农民下山转移、74%的人口集中在县城居住。作为全省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县，云和县推进城乡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目标，就是把农民的不动产变成可以带着走的“动产”，这也是让周伟娟特别高兴的地方。虽然进了城，但只要有村里的“社员证”，她仍能保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和自己原有的其他权益。

　　为更好地推动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让农民有更多的选择，浙江还探索农户“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建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市场体系，充分保障农民权益。

　　桐庐县横村镇白云村，茂林修竹，小桥流水。18年前，在老支书林雪彪的带领下，村里走上了发展高端民宿的路子，68岁的村民张金渭也将自家房子租了出去。由于年纪大了种不了田，恰好当地政府搞项目建设，他就将自家的承包地退出，每个月除了能拿到政府补贴的2100元养老金，加上房租、村里的分红，老汉过上了比城里人还悠闲的生活。

　　农民没有了后顾之忧，要素流动更加顺畅，从而带动城乡融合提速——县城、中心镇和中心村加快培育，行政村调减至9000个左右，全省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9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

　　富美家园乡亲，逐梦乡村振兴

　　浙江农村改革以来，最壮阔、最动人的风景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乡村的巨变，是农民群众的幸福感。

　　一组数据，彰显着浙江美丽乡村的全面性：创建美丽宜居示范村1275个，34个村、11个镇列入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镇，数量全国第一。全省692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摘帽”，村级收入超过10万元以上，村村都实现有5万元以上的经营有收入。现在的浙江，处处是风景，全域像花园。

　　另一组数据，则诉说着群众的满满获得感：农民收入连续3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所有县农民收入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3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连续7年持续缩小。

　　浙江的农村改革，正在加快城与乡相向而行的速度，城与乡的距离渐趋拉近。

　　——“美丽”产业拓宽“钱景”，城乡收入差越来越小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这是大自然恩赐给浙江的生态资产。15年来，浙江沿着总书记擘画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图景，把“美丽浙江”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果断“腾笼换鸟”，勇于“凤凰涅槃”，围绕美丽生态，衍生出许多新业态、新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引擎。

　　在嘉兴，“蝶变”后的联丰村王祥里绝对称得上是全市美丽乡村中的“网红”。家门口的热闹让住在景中的村民看到了商机。徐建军、徐凯军兄弟的房屋就建在王祥里的入口处，两人在自家美丽庭院内支起了“兄弟农家乐”。“美丽乡村带来这么好的经济效益，这是我们没想到的，环境美了、口袋鼓了，我们觉得生活在这里很幸福。”徐建军笑呵呵地说。

　　走进乐清的下山头村，一幢幢小楼房掩映在青山绿水间，脚下清溪潺潺，面前银杏排排，还有村里的宝贝——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整个村子仿佛一个大花园。几年前，村党支部和在外创业成功的村民方玉友决定合作开发当地特产——铁皮石斛。村里以土地入股，围绕铁皮石斛，下山头村一二三产业渐成规模，村子富了，村民们的口袋也鼓起来了。

　　美妆小镇、云端客栈、巧克力小镇、电商村、江南秘境……在浙江，“美丽经济”正不断印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理，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最多跑一次”领跑全国，公共服务不分城里人乡下人

　　“跑断腿，磨破嘴”曾是不少老百姓到一些部门办业务的体会，但在今天，“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已是浙江农民办事的常态。

　　宁海县西店镇岭口村地处偏远山区，村民们要去镇里办事，得坐公交辗转半个小时，再加上对政策不了解、材料准备不齐全，跑个几趟那是常事。如今可不一样了，以办理养老保险为例，到村里的“村务厅”提交完银行卡和身份证，工作人员进行流转审核和办理，20分钟就能办完所有手续。

　　这一变化，得益于浙江2016年在全国率先实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近年来这项“刀刃向内”“自我削权”的制度革命已然“硕果累累”。随着改革的触角不断农村基层延伸，真正打通了基层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浙江农民群众享受到了“办事不出村”的公共服务。

　　2019年，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群众和企业“最多跑一次”事项办理总量567.59万件，国家政务服务能力评估考核核心指标在农业农村系统全国领跑。作为“最多跑一次”的改革样本，给全国各地带去了“浙江经验”。

　　与此同时，推动城乡低保标准同标、建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打造农村30分钟公共服务圈、2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在浙江乡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就业、养老、医疗、教育到社会生活，正在被一一满足，城与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善治乡村“盆景”变“风景”，农村让城市更向往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除了村村如画，和谐美好的田园生活更是深入人心。15年来，浙江绵绵用力，扎实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奋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宏图。

　　象山的“村民说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0版、2.0版升级到目前的3.0版，逐渐形成了“有事敞开说，有事要商议，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的“说、议、办、评”制度。“有事坐在一起好好说”已成为象山村民的口头禅。现在，“村民说事”制度已在象山县490个村推广，丰富了村民自治的形式，走出了一条共商共信、共建共享的治村新路子。

　　在宁海，首创的“村级权力清单36条”，让村干部手中的权力首次有了明确的“边界”，真正把权力放到了老百姓眼皮底下运行，宁海法治乡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也因此入选了“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创新案例”。

　　随着时代演进，解决发展中新问题的新办法、新招式层出不穷，桐乡的“三治融合”就是一种新探索。2013年，桐乡率先推出“法治为要、德治为基、自治为本”的“三治”建设，掀起了一场以“三治融合”为手段，以“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为目标的变革。

　　从桐乡开始，7年来，“三治”融合的星星之火在之江大地迅速燎原，百姓评百星、村民法治驿站、板凳法庭、道德银行、阳光议事厅、文化礼堂……从政府部门到普通村民都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三治”理念更是以一种新姿态融进了农村各个领域。

　　在“三治”基础上，浙江还将“智治”融入其中，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动能。“云享乌镇”运营中心是乌镇管家联动中心的升级版。运营中心内，一块大屏网罗了22个部门、13个条线的数据，构建起了“善治、兴业、民声、政务”四大数据板块，成为全镇的“中枢大脑”，是名副其实的“云管家”，社会治理实现了“一网联动”。

　　眼下，乡村善治在浙江由点及面，已成风景。去年，有10个县(市、区)列入国家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数量居全国第一;6个镇、61个村入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村，累计认定省级善治示范村4008个。“农村让城市更向往”，渐渐成了现实。

　　“何处潮偏盛，钱塘无与俦。”浙江的农村改革已被历史书写，必将书写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