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2.91亿农民工。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疫情对农民工群体造成了哪些影响?农民工家庭的特殊需求是什么?他们需要怎样的支持?

　　每个人在灾害面前都会有脆弱的一面，但在同样的灾害风险面前，有一些人却比另外一些人更加脆弱。新冠肺炎疫情中，农民工群体受自身经济条件、社会保障、信息获取能力、社区支持等因素的影响，成为疫情中的高风险高脆弱人群。

　　本次疫情对脱贫攻坚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主要一个就是农民工打工受影响。2019年中国有2729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外务工，这些家庭三分之二左右的收入来自外出务工。要防止因疫返贫，需要保证农民工能够出去打工增加收入。

　　因此，做好农民工家庭的灾害管理工作，不仅事关该群体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农民工家庭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亟待得到实质性的回应。

　　成立于2003年、长期关注城市化与流动人口问题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北京协作者)是当年第一个针对非典疫情开展农民工救援的社会组织，并曾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开展农民工应对金融危机干预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农民工灾害管理经验。今年1月22日，北京协作者紧急启动“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从需求监测、信息救援、物资救援、生计救援、能力建设和政策倡导等多个角度，为困境农民工家庭提供救援服务。在救援过程中，北京协作者对311个农民工家庭(其中143个为困境农民工家庭)开展了问卷调查和部分个案访谈，围绕农民工家庭的基本情况、健康情况、社会保障、疫情信息获知情况、疫情信息识别能力、疫情心理影响、疫情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幸福感、疫情后规划等十个方面进行调研，最终形成了包含一个主报告、4个阶段性监测报告、26个个案口述实录的调研报告——《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总字数接近18万字。

　　2020年8月30日，北京协作者携手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北京杨孙西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了“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发布会”，同时召开 “灾害管理视角下的农民工长期服务机制建设发展论坛”，来自政府、社会组织、学界和企业等多方代表出席了论坛并开展对话。现场同步进行网上直播，将近18万人次在线观看。

　　农民工由“单兵作战”向家庭式迁移转变，抵御风险能力一直偏弱

　　目前，中国有2.91亿农民工，有调查称，进入21世纪以来，因需求由就业拓展到子女教育、健康、居住、社区融入等多元全面的诉求，农民工群体的构成正在由单身外出务工向家庭式迁移转变。

　　农民工家庭相对于单身打工者在城市就业与居住更加稳定，但流动成本更高，生活压力更大，个性化需求很容易被忽视。特别是因为家庭成员患有疾病、丧失劳动能力、单亲等原因而深陷困境的农民工家庭，其主要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多从事非正规就业，游离于社会组织之外，缺乏社会保障，同时还承担着养育子女等压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脆弱，而疫情有可能演变为对已经处于高脆弱性的农民工家庭生计的致命打击。

　　目前，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报告》显示，困境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缺少竞争力，就业选择面狭窄，很多只能靠拾荒、打短工、建筑工、装修工、做小生意等“脏、乱、累”的方式维持生计，“工作有一份做一份”，且大都是非正规就业。和普通农民工从事的技术工人、销售人员、管理岗位等职业相比，仅有3.50%的困境农民工从事有技术要求的工作。68.17%的受访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打工月收入低于4000元，其中困境家庭农民工收入明显低于普通农民工家庭。

　　疫情爆发后，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国家及地方层面出台的各种稳岗措施，也难以通过申请失业保险寻求保障，医疗保障不足的家庭同样很难减少家中医疗的支出。农民工复工困难，收入减少甚至中断，意味着家庭面临手停口停的风险。49.20%的受访农民工家庭存款不足以维持2个月以上的家庭生活，34.27%的家庭仅能维持1到2个月，23.08%的家庭存款不足以支撑1个月基本生活。到疫情中期，一些家庭存款也消耗殆尽，部分困境家庭主动向自己的非正式支持网络求助，和亲戚朋友借钱周转，也有部分家庭尝试通过透支信用卡、网络借贷的方式缓解手头拮据的情况。

　　在南京打工的大朕说：“人家小区里面有了防控措施，进不去，我废品也收不了，经济来源被阻断了。”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的刘兴，最担心的是可能会失去工作：“我们不上班了就得吃老本，没钱吃啥老本啊。疫情来得突然，我担心不上班不挣钱，没工资，没钱给孩子交学费。”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非正规就业竞争加剧，进一步削弱了困境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同时，由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通常游离在社会组织之外，很难获取社会救助方面的信息和帮助。《报告》显示，62.9%的困境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而普通农民工仅为33.93%，在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困境农民工中，81.8%的雇主没有为其缴纳医疗保险。同时，有71.38%的受访农民工家庭表示不了解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

　　外出打工成为符合社会救助标准的农民工家庭难以获得社会救助的原因之一。现行的社会保障通常要求有稳定的劳动关系，对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来说门槛较高。同时，由于各项政策法规和社会福利较为依赖城乡户籍二元化特征，各地参保标准、要求、政策法规各不相同，对于流动性、变动性高的农民工来说并不完全适用，又因为外出打工后受回家成本高、家乡联系缺失等因素，导致回老家办理困难。此外，因为游离在稳定的社会关系组织之外，农民工家庭缺乏主动搜索有效信息的能力，大多数时候只能被动接受社交媒体上庞杂的信息，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可信任的社会信息分享网络。

　　农民工红琴2002年因结婚负债，陪丈夫到北京打工。红琴身体不好，只能在家带孩子，后来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丈夫也查出了糖尿病。从疫情开始，靠拉板车赚取家用的丈夫无法继续工作，红琴说：“我的病耽误得严重了，可能要吃上很长一段时间的药。我真心希望政府和社会多多关注我们这样的农民工家庭，让我们这些有大病、慢性病的人，也能吃得起药，看得起病，让这些家庭的孩子有学上、生活有保障。”

　　子女教育成为未来选择关键因素，但仍缺乏儿童视角

　　《报告》显示，受访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高中文化程度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总共占不到三成。其中困境家庭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超过八成的困境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下，还有7.69%的困境农民工完全没有上过学。

　　不少农民工已经意识到，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是影响工资的主要因素，所以格外注重子女教育。对七成以上选择留在城市继续打工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教育是影响未来选择的关键因素，他们打算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子女教育方面，希望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不少受访家庭都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在城市挣钱多少不说，主要是想供孩子上学，总比老家的教学质量好一些，也不要求成绩多好，以后出头机会更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本次疫情中，教育的中断对困境家庭的影响在于，上学是儿童学习的最主要方式，缺乏设备和良好的互联网条件形成学习障碍，并给家庭带来额外经济负担;网课时间短、互动少，儿童专注力受到挑战，缺少学校教师的辅导和支持;对于家长而言，一方面因为迫于生计而容易忽视儿童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承担因自身能力有限无法辅导学习、完成儿童人格素质的培养等多方面的压力。

　　由于缺少儿童视角，部分家庭没有和儿童一起正确认识疫情，困境家庭亲子互动较普通家庭更少，37.76%的困境家庭儿童会通过刷手机的方式打发时间，明显高于普通家庭，近五成的家长自己也在刷手机。在珠海一家物业公司做清洁工的阿连说：“孩子经常跟我顶嘴、闹别扭，没白天没黑夜地玩游戏，甚至最近作业也做不完，我没什么办法，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

　　在论坛主旨发言中，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一级巡视员宋文珍围绕“疫情下的儿童保护”主题，结合“十四五”规划、《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疫情下困境儿童关爱的角度，分享了儿童福利与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应该如何建立，如何做好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相关权益维护等内容。宋文珍指出：“我们要以儿童为本，要在尊重儿童的权利视角下，去标签化，保护儿童、做好服务提供、注重儿童参与三者并重，保护是目的，服务是保护的基础。”

　　建立农民工灾害管理与社会救助长效机制需社会多方联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工家庭的返乡返城、生活、生计、子女教育、情绪心理和未来生计及计划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57.56%的受访农民工家庭比预期延迟了返城打工，对比2008年金融危机，本次受访者返城意愿更低，长期艰苦的打工环境导致外出务工信念下降。一方面，农民工家庭觉得与在老家的生活对比，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太苦了;另一方面是失去了在城市通过打工奋斗改变命运的信心和勇气，部分人干一番事业的想法有所减弱。

　　《报告》显示，68.17%的农民工家庭表示受疫情影响明显，尤其是收入降低导致生活受到影响，近七成受访者对个人发展的预期低于对社会发展的预期。困境农民工家庭较普通家庭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更低，虽然信心逐步恢复，但仍然缺少改善条件的动力和规划，近一半的困境家庭对未来两年生活完全没有规划，仍处于走一步算一步的状态，灾害意识管理有待加强。

　　案例21的受访者表示，孩子说妈妈你要不就别打零工了，岁数大了做生意轻松一些，但她有更多顾虑：“我不想改变，负担重，压力大，一改变害怕更不好，尤其岁数大了，改变也没用。”

　　从灾害管理的角度看，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其实先于疫情而存在，且在疫情之后依旧存在，脆弱性的背后，既有个人意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有长期的制度性缺失问题，需要持续性、系统性地介入。《报告》从制度建设、服务提升以及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就建立农民工灾害管理与社会救助长效机制提出了具体

　　建议：

　　制度建设方面，农民工政策制定需建立“家庭”视角;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社区、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三社联动”机制;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联动机制。

　　服务提升方面，在灾害预防阶段：推动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介入农民工服务;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功能，协助困境农民工家庭提升摆脱困境的能力;整合教育部门、社区服务部门和社会组织力量，提升教育服务的供给和质量。在灾害救助阶段：灾害发生时，以社区和社会组织为主导，识别困境农民工家庭，从疫情防护到生活需要，做好监测和救助工作;在保障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的基础上，为农民工家庭提供必要的就业帮助，包括以工代赈和提供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救灾政策和服务落实时，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的多样性，增强适用性、可及性和人文关怀。

　　文化建设方面，建立尊重、接纳、包容的社会文化;构建有利于新老市民交往的社区文化环境，社区应优化农民工社会交往网络，社区服务应鼓励农民工家庭的参与，完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服务安排，让农民工家庭可以便捷地获得公共文化资源。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论坛上，原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巡视员任铁民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和疫情常态化，分享了如何防止农民工“返贫”：“针对贫困家庭在疫情下遇到的重大问题，采取措施，强化监测帮扶，应扶尽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强化挂牌督战，突出重点。强化就业扶贫，外出务工、公益岗位、就地就业三管齐下。强化消费扶贫，解决卖难问题。最后是财政金融保障。”

　　破解农民工脆弱性的问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服务体系、救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城乡融合体系等不同方面政策体制的完善。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一级巡视员赵长保针对疫情中暴露的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尤其是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的情况，提出了关于农民工服务长效机制建设的几点意见：“首先要以解决生计问题作为切入点，核心还是就业，再统筹做好其他相关工作。一是持续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岗位，扩大就业;二是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民增收;三是统筹城乡，完善人力资源市场的衔接，确保农村就业人员能享受城镇的就业津贴与援助;四是赋予农民就业与创业的机会，开放非正规就业的渠道，比如地摊经济，让农民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经过本次疫情，如何引导和支持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更好地参与到农民工家庭、困境儿童等困境人群的服务?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主任科员张静表示将从积极推动社会工作纳入《突发事件应对法》、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推动相关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继续实施国家支持计划、研究制定《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社会工作服务规程》等方面做好工作。

　　为更好发挥社工组织专业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陈涛寄语：“农民工以及我们要去关心、帮助的这些人才是主体，不是我们想做什么，而是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支持性的，只有我们最深入、密切地走进他们的生活，才能够去感受它的脉搏。”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创始人李涛在《报告》定稿时，在封面上增加了一句话，也是对“为什么要关注农民工家庭”这个问题的回应：“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我们在该群体身上的任何服务创新和治理突破，都将惠及每个人。”因此，需要集合多方力量，持续性、系统性地介入，建立农民工灾害管理长效服务机制，推动农民工家庭灾害管理意识和行为改变，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弹性与质量，真正降低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支持他们可持续地生存与发展，更有尊严地行走在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