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妇女就业与否地域差异明显

　　笔者在北京市密云区农村调研发现，密云农村所有农户都很勤劳，无论是务农还是务工，村庄没有懒人，并且在家庭策略倾向上，大多是按家庭收入最大化进行劳动力配置。最典型的是，如果家庭中年轻媳妇生了小孩，家庭策略大多数是由婆婆在家带孙子，媳妇进工厂务工。婆婆带孙子和媳妇进工厂最符合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策略，因为年轻媳妇比较容易找到工厂工作，而年龄比较大的婆婆比较难找到正规的工厂工作。正规工厂工作就难以兼顾带孩子，而带孙子的婆婆仍然可以在家做家务和干农活。

　　再到山西五寨县调研，发现年轻媳妇不仅不务工，而且也不务农。不务农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家庭承包土地有限，公公婆婆种地都不够，轮不上年轻媳妇去种地。而山西五寨当地又缺少年轻妇女的务工机会。结果，最近几年，五寨县农村兴起陪读潮流，即农村年轻媳妇生育之后，子女到了上幼儿园年龄即到县城租房上学，母亲陪读。五寨县陪读与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陪读有所差异，全国农村出现陪读，多是为了子女接受更好教育，陪读一般都是高年级尤其是初三、高中年级，陪读是为了让子女更好地学习以考上大学。五寨县陪读的焦点却似乎不在学龄儿童上而在年轻媳妇上，因为年轻媳妇希望借陪读而到县城过城市人的日子，告别农村生活的单调无趣。这些进城陪读的年轻媳妇除了为在城里上学子女做饭以外，其余时间无所事事。

　　再到浙江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遇到很多年轻夫妻带子女在上虞务工的家庭。年轻夫妻都在工厂务工，子女就在当地学校读书。因为外来农民工子弟很多，当地学校学生人满为患。尤其是民办幼儿园受到欢迎，原因是民办幼儿园可以“双托”，即下午放学和节假日都可以“托管”，父母双职工就可以在下班之后再接托管子女回家。

　　2017年4月到云南屏边县调研，一对35岁夫妇带两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主要是只有有限的农业收入，而无其他收入，一直住在危房中。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国家通过大笔资金投入为这对贫困户夫妇修建了漂亮的两层楼房，并为丈夫安排了森林防护员的工作，这样让这个农户家庭脱了贫。问为什么不出去务工，原因是当地缺少务工机会，又不愿意离开家乡去外地务工。这对夫妇所在村庄几乎没有人出省务工，就是到县外务工的农民人数也很少。不愿离开家乡的原因除了心理上的畏惧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多次出现或听说年轻夫妇外出务工，结果却是妻子跟人跑了，丈夫一个人回来。不出去务工好歹还有一个家庭，出去务工倒成了光棍，因此就更加不敢出去务工了。

　　中老年农民参与劳动情况较为普遍

　　与年轻媳妇务工不务工在哪里务工不同，农民家庭中，中老年父母一般都是要劳动的，其中最普遍的劳动是在家务农以及在农村获取副业收入。全国绝大多数农业型地区，只要能劳动的农村中老年人都会继续耕种自家承包的土地，以获得农业收入，同时减少家庭支出。他们务农的同时可以照看孙辈，以及照看子女在农村的房产，以及参加村庄人情循环。

　　相对年轻的中老年人则可能在农闲时间外出务工，多是到工地劳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这些地方的农村往往缺少身边的务工机会，要务工就得离乡和进城。

　　苏南、浙江、珠三角以及北京上海郊区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村域范围可能就有大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因此，中老年农民普遍到工厂或工地务工经商。在苏州农村调研发现，村庄七十多岁老年人还同时务三份工，收入比年轻人还高。比如同时打扫卫生、做保安以及送牛奶。大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为当地中老年农民提供了就地获取收入的可能。而且，二、三产业就业是没有季节性的，因此，不离乡的工业化地区农村中老年人就可以获得相当稳定的二、三产业收入。相对来讲，农业型地区的中老年农民缺少农业以外的收入机会。农业季节性很强，大量时间都是农闲，农业收入就比较有限。

　　浙江农村中老年农民也有很强的通过二、三产业务工获取收入的动力。相对来讲，珠三角核心区农村，超过60岁退休老年人大都不再会从事二、三产业，而是真正退休在家休息，其中原因是他们往往有较高的分红收入和房租收入。进到工厂的是还未退休又缺少白领工作机会的当地中年农民。他们退休还有点早，且上有老下有小，多少还有一些家庭压力。

　　上海农村实行了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障，农民退休后一般可以拿到1500元/月的养老保险，农村生活成本不高，自己还可以种菜自食，他们也没有很强的继续打工赚钱的冲动。在退休前，40~50岁农民通过政府再就业工程获得就业，他们上班主要不是为了收入，而是要让就业的机构交社保。相对来讲，北京农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只有上海农民的大约三分之一，所以北京农村中老年农民就会继续在二、三产业就业。

　　青壮年劳动力就业机会与收入差异较大

　　以上讨论了年轻妇女和中老年人的就业与收入情况，而构成农户家庭收入主体的显然是这个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与收入。在当前中国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青壮年劳动力都可以从这个市场上获得相差不多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其中差异有三个：一是工地与工厂的差异，工地工作相对脏苦累且不稳定，日工资比较高，工厂工作相对稳定且有规律，每天都有事情要做;二是技工与普工，技工专业化程度高，工资水平也高，普工专业化程度低，工资水平也比较低;三是务工与经营。务工是给别人打工，经营管理可能是自雇，也可能是运销。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因为具有天时地利之便，可能较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工有更多相对较好的获利机会，不过，更大的获利机会往往是与更高风险相伴随的，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

　　在天生平等的市场条件下，从中西部来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平均收入，东部地区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也只能与从中西部外来的劳动力一样劳动与获利，而东部地区少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会有远高于外来农民工的收入与消费水平，这种消费会对熟人社会通过工厂劳动获利的本地农民构成巨大压力，尤其是对村庄中的本地年轻人造成压力。东部沿海地区年轻人不愿落入到与外地农民工的低层次竞争中，他们又缺少白领的机会。他们可能选择伪白领的生活，即选择那些收入不高、劳动不重、坐办公室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工资收入远不如工厂收入高。这些伪白领貌似中产阶级的消费，却没有中产阶级的收入，他们就只能剥削父代。总体来讲，青壮年劳动力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干，但青壮年劳动力的收入机会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大致来讲，在东部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收入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极少数的富裕阶层，通过办厂经营致富，年收入很高;第二层是占大多数的从市场上获得平均收入的普通农户家庭;第三层是家庭收入落到普通家庭以下的群体，年轻人宁愿选择低工资的伪白领工作也不愿进厂务工。

　　在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均进城务工经商，从而获取劳动力市场上的平均工资。差异在于夫妻一起进城还是只有一方进城。农民家庭劳动力如何配置对农民家庭收入至关重要。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青壮年也不愿进城务工经商，或即使进城务工经商也是短期的、临时的、季节性的，农民家庭缺少来自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

　　不同地区农民家庭因劳动力配置不同产生的收入差别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全国不同地区因为农民家庭策略差异所产生出来的农民家庭收入的列表。

　　假定一个农民家庭有三代人，中老年父母60岁，子女30岁(夫妻)，孙辈。我们可以通过两个表格来看不同地区，农民家庭配置劳动力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不同收入结果。

　　小结一下就是，在当前全国已经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一个地区农民家庭收入的多少与这个农民家庭配置家庭劳动力的策略直接相关，家庭劳动力配置又与一定的市场机会相关。大体可作以下四点讨论：

　　第一，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因为乡村工业化，农民家庭中不仅年轻人而且中老年人都可以轻松地不离乡即可获得二、三产业就业与获利机会，这些地区农民家庭收入最高。

　　第二，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农村，因为村庄缺少二、三产业获利机会，农户家庭策略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中老年父母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而且中老年父母在务农之余还有副业收入或外出季节性务工，这样的农户家庭收入就最高。反之，如果年轻子女中只有男子务工，而年轻妇女与父母留守农村，则家庭收入相对较低。

　　第三，在有第三代需要抚育的情况下，如果由中老年父母带孙子，年轻夫妻外出务工，其家庭收入就高于年轻媳妇带孩子的家庭，因为年轻妇女比中老年妇女更有从市场上获利的能力。

　　第四，农民家庭所有劳动力都不愿外出务工经商，而是留守农村务农，在这样的农村地区，农民家庭无法从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利，就容易落入到贫困之中。

　　简单地说，农户家庭中有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就业获利，以及有越多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就业获利，农民家庭收入就越高，反之亦然。

　　当前农民家庭劳动力配置策略具有高度的区域特征，这种区域特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地工业化的状况，或不离乡情况下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的多少;二是距二、三产业就业机会的距离;三是地方文化及策略。因为以上三个方面均具有区域性即不是个体现象，就使得在当前全国存在统一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虽然不同区域农户家庭劳动力结构相似，却会有相当不同的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