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姑家弟弟结婚，据说新娘人很好，就是有点“贵”。弟弟无奈地说：“爷爷结婚半斗米、爸爸结婚半头牛、我结婚半条命，娶了新娘，榨干亲娘，到底要哪个‘娘’?”我问：“多少钱，这么严重?”姑姑摊开右手。我猜5万，姑姑愤愤说：“50万，市场价，还不打折!”我顿时呆若木鸡：“这是鸡窝里要养金凤凰啊。”屡屡听说天价彩礼导致“婚不起”，农村婚姻动辄几十万，媒体也炒了五六年，国家也有所动作，我以为早已风淡云散。如今这种例子发生在自己家，逼着我去分析这个市场。

　　娶个新娘要多少钱?

　　作为内蒙古中部的一个普通乡村，距县城80公里，既没有山水可观，也没有富矿可采，种地、养殖是主要的经济来源，2018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5万元，以三口之家计，家庭收入不足5万。这样的地方娶个新娘要50万，这市场价是怎么出来的?

　　姑姑讲，现在乡里流行“一动不动”，弟弟的“一动”配辆小汽车12万，“不动”县城买套房首付21万，三金必备(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共计2.1万，定金1万，彩礼11.8万，婚纱照0.43万，新人衣服1.2万，现场礼仪0.3万，酒席0.8万，总开支50.63万，扣除礼金2万，要掏48.63万。姑姑村里有三间大瓦房，县里买啥房?姑姑讲：“现在的女孩，不要村里平地走，就想城里爬爬楼。”

　　弟弟有3个发小，都是近两年结婚，花费基本在48~60万之间，我梳理了一下，发现一些规律，虽然样本量有限，但仍能说明一些问题。

　　一是家庭越贫困彩礼越高。赵龙和刘彩和算是村里脑子比较活的年轻人，再加上父辈勤快，是远近闻名的殷实家庭，上门说亲的多，用他们的话说，“5万彩礼也能找到老婆，8~9万就是挑挑拣拣的代价”。几个做岳父的老乡也说，“姑娘找个好人家最重要，彩礼少个几万不打紧”。而王小帅母亲是智障，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村里人说“他家有‘穷根’，姑娘跟了准受罪”。好不容易娶了远处的姑娘，女方开口就是天价，丈母娘想给姑娘多点保障，真是“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

　　二是家庭越富结婚花费越大。现在城里买房是农村婚姻的标配，“干在乡村睡在城”是一种流行趋势，甚至城里房空着也要有一套，保障价值大于使用价值。富裕点的家庭为给子女创造优越的条件，越买越大，成为结婚花费节节攀高的重要推手。同时，子女婚姻作为父母半生成就的总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礼仪、餐饮到新人服饰都很舍得投入，赵龙父亲说：“一辈子就一次，花就花了。”这也导致家庭越富，投入越高。

　　三是普通农村家庭结婚基本会负债。弟弟讲，他准备明年进城打工，好好干三五年还上12万。村主任讲，村里3年结了6对，5对结婚都负债，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挺难，但基本可以承受，现在农村政策好，就是两代人加油干七八年的事，如果赶上征地或者是大面积承包，腾出劳动力进城打工，几年之内还清债务不成问题。但贫困户前途堪忧，王小帅结婚一年，2018年收入还利息都不够，24万怎么还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什么让农村婚姻如此“重金”

　　妈妈讲，她们那个年代结婚时彩礼流行“三转一响”，即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国营企业正式工半年工资就能结个婚。我初步估计了一下，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结婚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是负担。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费开始上涨，数额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两三年才能结得起婚。从2000年开始，婚姻消费可谓飞涨，花费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3年至5年才负担得起。近几年，大概需要6年到8年才付得起。如今这水涨船高的结婚消费增长，是怎么形成的?

　　一是男女比例失衡，供需形势相对紧张造成的。我国平均男女比例是104.81:100，从数据上看比前几年男女比例有所下降。但实际上在农村是“一家女，百家求”，供需关系极度失衡。同时与女性地位提高、人口流动加快有直接关系。女性独立性增强，涌入城市寻找幸福有更大动力，大量贫困地区女孩在城市工作恋爱。虽然成年男子也在流动，但受“父母在不远游”“一根独苗不走远”等传统观念影响，男子在本地就业完婚比例较高，这就造成了婚姻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据弟弟介绍，1985年-1995年，村里男女比例大概是3:1。赵龙讲，“这样的供需配置，价格不涨都不符合经济规律”。

　　二是攀比心理加重，社会保障不高导致的。“别人有的我也要有”“我要风光嫁女”“我要风光娶亲”，这种心态在女方推高了彩礼价格，高彩礼是女儿“价值”的量化标准;这种心态在男方推高了婚宴花费，大操大办能赚回风光和面子。以前彩礼核心是“礼”，随着市场经济对农民价值观的冲击，让淳朴厚道的传统受到侵蚀，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推高了彩礼价格。另一方面，从女方角度看，“养儿能防老”，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全，保障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彩礼钱是生女养老的必要保障。

　　三是基础教育功能缺失，教育观念落后推动的。进入2000年，大学生就业难，让“读书无用论”在村里悄然兴起。天价彩礼的存在替代了农村人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只要看到孩子成绩不是很好，就有早让他们辍学的念头，家长不愿意去冒风险投入教育，万一孩子学无所成，积蓄花光了拿什么来娶媳妇儿。索性将目标定位为挣钱、买房、娶媳妇、生娃。本就举步维艰的基础教育，由于村民不重视，从“村村有校”变成“镇里独苗”，基础教育功能的缺失影响新一代村民知识的获取、眼界的开阔和观念的转变，使得先进文明的社会观念无法进入，导致村内男青年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唯有通过拿出高彩礼提高婚姻成功率。王小帅讲，“书读的少，字都认不全，只有一股子蛮劲，没几个女孩能看得上，多出彩礼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高价婚姻伤害了谁

　　“金钱驱动下的婚姻”让农村人的婚姻价值观发生扭曲。2017年1月河南汤阴县因彩礼纠纷发生的新婚夜杀妻案，虽然有些极端，但不是个案，高额的彩礼以及高价的婚姻花费正在对社会和家庭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

　　对社会的伤害：一是“光棍”问题愈演愈烈，已经成为社会重要不稳定因素。我们村45岁以上的“光棍”有5个，都是家里穷，娶不起媳妇，后来父母去世也就没人管了。村主任讲：“这些人没家庭，整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扶贫也重点关注过，但烂泥扶不上墙，白天在家睡不够，晚上串门撵不走。有些光棍攒点钱，全用来破坏别人家庭了。”乡里估计，全乡5年内45岁以上“光棍”增加了30多个，增速明显加快，2018年隔壁乡就传出过“光棍”抢劫强奸的案件，对社会造成的不安定性将持续增大。二是农村离婚率攀升，冲击传统道德观念。去年村里有2对夫妻选择离婚，以前离婚是新闻，现在大家都爱闻不闻。由于农村男多女少，社会诱惑增加，女人离婚再嫁已不是难事。近几年，女性地位提升，社会倡导女性独立自主，选择幸福的思潮不断强化，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变淡，女性对婚姻的依赖感降低，加之，人口流动加大，外来新娘人文水土不服选择离婚，也推高了农村离婚率。

　　对家庭的伤害：代际剥削加大，家庭矛盾加深，民间讲“父债子偿”，如今结婚是“子债父还”，父母为儿子的婚事倾其所有，还背一身债务。孝顺父母的小夫妻会主动承担房贷，而有甚者两手一甩住进楼房，由老人扛着高额的债务一点点还，病不敢生，累不敢歇，“养儿防老”更不敢想，婆媳矛盾、父子矛盾愈演愈烈。

　　如何解决高价婚姻问题

　　彩礼和婚姻花费的增长，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在合理区间内增长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如果任由天价彩礼乃至高价婚姻无序发展，社会的公序良俗和家庭的安定幸福将受到不断的冲击和破坏。我国的农村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一个礼治秩序的社会，“礼”作为农村社会公认的合适的行为规范，制约着农村人的生活与行为，它从教化的层面上养成了个人的敬畏感。现代社会发展，“财”对“礼”冲击越来越大，要将农村婚姻花费控制在合理区间，让彩礼回归到“礼”的本源。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筑得金窝在，不请燕自来”，解决男女配置性失衡的关键是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抓住产业扶贫的发展黄金期，以县为单位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研究地区特色产业，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建立完善产业链，通过土地入股、扶持资金入股以及家庭生产环节承包等方式，建立小农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完善道路、水电管网建设，通过完善的配套设施，推动产业的发展。

　　二是加大乡村治理力度，宣传正确的婚恋观。全面推广行政村设立“红白理事会”“乡咨委”等组织，实现区域全覆盖。建立完善村规民约，制定婚宴花费和彩礼额度限制标准，借助村规民约的力量，倡导婚事简办，移风易俗，要求党员带头执行，建立农民相互监督机制。组织宣传“反对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确保把新思想传播到各家各户每个人。反对结婚消费浪费之风，反对结婚消费攀比之风，真正做到引导民众改变以往的结婚消费观，树立积极健康的结婚消费观。

　　三是加强教育投入，提高农村男青年竞争力。坚持志智双扶，加强基层教育建设，保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必须接受教育。大力普及农村成人教育，连接技校、中专和大专的各项技能培训专业，确保农村青年有文化有一技之长。比如利用农闲时间开办种植培训班、养殖培训班、农村生态园管理培训班等。帮助所有农村青年成为有技能、有文化、懂经营、能管理的新型农村青年。

　　另外，树立正确生育观，完善立法、严打“两非”，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网络婚恋平台等，都有助于限制高价彩礼以及婚姻花费。

　　(作者单位：中央农办秘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