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童年的记忆，总在我的脑海中抹去不了。

　　当年，我六七岁，生产队里正在稻床上分山芋。母亲将分到的两稻箩山芋准备挑回家，我却挡住了母亲的去路，哭着喊着：“姆妈!我不要山芋，我不要山芋!我要稻子!”社员们都停了下来，静静地听着我的哭喊，母亲生气地放下肩上的担子，用手轻轻地打了我一巴掌，接着，抱着我就哭了起来。

　　那时，我家姐弟四个，父亲一个人远在外地工作，就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当时，生产队吃粮是按照工分计算，也称为工分粮。一个男壮劳动力一天披星戴月也就10分工，妇女最多7分工。别人家劳力多，工分就多，分配的工分粮当然也就多。我们姐弟小，不能参加生产队里劳动，但吃口却不少。母亲把自己当一个男劳力来对待，但一年下来，工分却少得可怜，工分粮总在生产队里垫底。称口粮时，我家少有稻谷，平时只好用瓜菜代替，山芋就成了我们家的主打口粮。早上是氽山芋，中午是蒸山芋，晚上是山芋饭。天天山芋唱主角，胃特别难受，就连放屁，也是臭气熏天。

　　家中口粮少，母亲却特别地重视家中一个米缸。这个米缸高四五尺，上下滚圆够成年人一大熊抱。没有盖，母亲请木匠做了一个松树板的木盖。米缸不是放在厨房，母亲特意将米缸放在她房间的床前。家中大门与其他房间，母亲都不上锁，唯独地将这个放有米缸的房间上了锁。

　　其实，母亲搞这么大的一个米缸，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它满过，见得最多的是，米缸露出黑釉的缸底。有时，米缸空了，恰巧家里又来了客人，母亲便悄悄地把那竹子做的米升子递给我，“快，到桂花婶家借一升米来!”母亲人缘好，仗义，借人家平平的一升米，她不仅要还尖尖的一升，还搭着父亲从城里带回来的这样那样的东西，只要母亲言声借，在村里几乎有求必应。

　　我家的米缸，除了装米，还装母亲在自留地里种的芝麻、黄豆、绿豆、花生，客来客往送的一些糕点。有时，上学回来饥肠辘辘，家中没有吃的，母亲总是变戏法般地从米缸中变出一块方片糕，一包酥糖。在我的记忆中，我家那胖胖的米缸，从来就没有充盈过，徒有一副胖胖的外表。

　　农村分田到户那年，恰好哥哥从部队复员。当年是一个丰收年，哥哥把一板车稻谷卖了之后，自作主张地买了一只闹钟，气得母亲拿起扁担要揍哥哥，“你这个败家子啊，丰年不记得荒年饥啊!”一辈子缺吃少穿的母亲，不把瘪瘪的米缸填得满满的，她就感到心慌!

　　1979年我顶父亲的职到城里工作，母亲不急着为我准备棉被什么的，却张罗着为我准备一个小米缸，让我带上。父亲说：“他到单位要吃食堂，不用准备米缸的。”执拗的母亲找了一只小水缸让我带着做米缸，“带着吧!到了城里，有米心里不慌!”我说，这个我背不动。固执的母亲却请木匠给我新做了一个米桶，权且让我做米缸用。我不好拂母亲的好意，就背着这个米桶到城里上班了。

　　刚开始几年，单身汉的我吃单位食堂，交粮票买饭票，这个米桶就成了我的书桶。成家之后，这个米桶还真派上了用场，每个月在粮站买好米，就装在这个小米桶里，就像母亲说的那样，工资虽然少了点，但米桶里有米，心里真的不慌。

　　渐渐地，粮食市场放开了，粮票成了古董，一次买米也用不了许多了，米桶便换成一个小塑料桶，一次最多就买二十斤米，管保全家一个月。如今，生活水平好了，吃菜吃得多，吃米吃得少，一个月十斤米，还分几次买，到超市要什么米有什么米，不说东北大米，就是秦国香米，台湾籼米，应有尽有，家里的米缸、米桶统统下了岗。

　　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十多年了。母亲用过的米缸，哥哥家一直在用。这次回到家乡，看到母亲用过的米缸，摆在哥哥新落成的院子中，那胖胖的米缸，蓄满了水，水里养了几棵荷花。夏日的荷花格外妖娆，把整个院子装点得妩媚起来。我问哥哥：“你家吃米不要米缸啦?”哥哥说：“现在农村谁家还用米缸，吃米不都像城里人一样，现碾现吃!”

　　回城时，哥哥问我要带点什么。我说，有没有山芋?哥哥笑了，“你不是从小山芋吃怕了吗?”说笑之间，嫂嫂已经把蛇皮袋装满了山芋，放在我回城的车子上。

　　回到家，倒出山芋，有红薯，有白薯，有紫薯，缤纷得像当今多彩的生活!

　　(作者单位：安徽省青阳县蓉城镇中山堂大药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