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国5000多年的治乱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基层治，则国家稳、百姓安;反之，就会国家动乱、民不聊生。乡村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是巩固和完善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压舱”工作。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

　　当前，我们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一些村庄缺人气、缺活力、缺生机;一些村庄“形虽在，神已散”，优秀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失效;乡土社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减弱，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集体意识弱。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发轫于浙江省桐乡市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为我们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拓宽了视野，打开了空间，提供了路径。

　　要在打造“千千万万”上下功夫，强化农村党建引领。“农村富不富，全靠党支部!集体强不强，就看领头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推进乡村治理，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要靠一个好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将党管农村这一原则落到实处，旗帜鲜明地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全面加强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各项事务的领导，完善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体系，确保党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加强农村党组织战斗堡垒建设，关键是党组织书记这个“带头人”。

　　要在实现“当家作主”上下功夫，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农村基本制度，是还权于民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村民自治，关键要有实现自治的民主形式。要大力推广浙江省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天津市宝坻区六步决策法、湖北省秭归县治理单元下沉模式、湖南省新化县油溪桥村村级事务管理积分制等，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要厘清村级事务清单，明晰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协助政府工作事项，让村里干该干的事。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打好“乡情牌”“乡愁牌”，吸引新乡贤回归家乡，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要在推动“法治乡村”上下功夫，全面推进依法办事。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保障，要把政府各项涉农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完善农村法治服务，引导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秩序。要加强法律服务供给，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热线平台、网络平台“三大平台”建设，推动法律服务乡村全覆盖。要大力推进“清廉乡村”建设，全面推行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织密农村基层权力运行“廉政防护网”，开展农村基层“微腐败”整治，推进农村巡查工作，严肃查处侵害农民利益的腐败行为。

　　要在营造“春风化雨”上下功夫，加快建设德润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治在乡村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要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中蕴含的潜在道德力量，结合时代要求在继承中创新、在融合中丰富、在浸润中升华，强化和提升道德对社会、个体的教化、调节、约束作用，实现生活水平和精神境界的同步提升。乡村社会有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要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大力建设文明村镇、文明家庭、书香家庭、健康家庭，在乡村社会形成守望相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的创新之处和最大生命力在于在党的领导下，将自治、法治、德治熔于一炉，形成体系化的合力，统揽协调条块资源，做到整体联动、强势推进。“三治结合”的核心在互动共治，关键在发动群众，它是一种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的实现途径。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正面临着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众多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完善各有关部门衔接有效、上下联动、分工负责、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乡村善治之路，让乡村社会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安定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