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是关键。

　　中国古代，人们用“治、乱”来概括国家统治的效果。《周礼》记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老子的《道德经》提出了系统性的“善治”社会管理理论，“善治”成为古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政治目标。

　　现代社会，“善治”(good governance)则强调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涉及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组织内部层级间种种关系的根本性、全方位的调整，改变政府作为社会权力中心的格局，通过授权和分权，建立起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共同承担起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其能否达到“善治”直接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及国家治理体系能否良性运转。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乡村谁来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治理效果如何检验?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系统提出了“以发展强村”“靠建设美村”“抓反哺富村”“促改革活村”“讲文明兴村”“建法治安村”“强班子带村”的乡村治理理念。这些理念指引着浙江不断探索、实践、创新，率先走出了一条乡村善治之路。近日，本刊记者走近浙江桐乡、安吉、宁海、象山等地，访村民，访乡贤，访村干部，探寻浙江乡村振兴背后的“善治密码”。

　　理清单、讲合规

　　把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之前，确实是我们村干部说了算，但现在不行了，要按照‘36条’的规定办。”浙江宁海县前童镇某村村主任，因为违反“36条”，被取消了村两委当年评优评先资格，本可得到的2万元奖金也泡汤了。

　　宁海县前童镇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7年，一家租赁该村集体厂房的公司租约到期，公司负责人找到村委会要求续约。村两委商议后，决定仍以原来每年35000元的租金续约。没想到这一原本是为村里增加收入的决定，却遭到了村民的反对。

　　“‘36条’颁布后，老百姓都懂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对外公布，所以大家要向上面汇报。”该村村民向镇纪委反映，续租厂房的事没有对村民公布过，村主任和村书记两人私底下做了决定，村民要求这事必须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村干部、老百姓都在说“36条”，这个“36条”到底是什么?

　　“处置村里集体资源性资产，1万元以上的就要经过镇里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投标，他们违反了‘36条’当中的第17条。”前童镇纪委工作人员指着一个小本本告诉记者，2014年开始，宁海县着眼于农村小微权力的规范使用，首创并颁布了《宁海县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将涉及村干部的村级重大决策、采购、财务管理、集体资源资产处置等19个“村级集体事项”和村民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审核、困难救助申请等17个“便民服务事项”，以运行流程图的方式公布，让村干部手中的权力首次有了明确的“边界”。一旦发现村干部有越界行为，村民就会拿着“36条”的小册子来说事。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翻开宁海“36条”的宣传小册子，这句话出现在第一页。

　　“权多了、钱多了、事多了，矛盾纠纷也就多了。”宁海县委巡察办主任葛知宙告诉记者，在一些人眼中，往往认为村干部能有多大权力?“虾仔作大浪，成不了气候”，但在老百姓眼里，县官不如现管，大到批地建房，小到邻里纠纷，村干部的权力可能“大得摸不到边”。

　　尤其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级干部的权力不断增大。从宁海的实际来看，每年仅县级以上财政用于农村建设的资金就达上百亿元，部分行政村最多可得到各级政府高达上千万元的资金扶持。巨大的利益，令一些村子的干部换届竞选颇为激烈，一些“能人”通过走家串户拉关系拜选票，来的人一波又一波，导致村民家里的狗叫个不停，累倒在地。

　　“旺狗奔弄堂，累到打葡萄糖。”老百姓打趣道：“为了选个村干部，真是劳心劳肺劳断肠，嗓子变成娘娘腔，身体累成太监样，看看实在可怜相，落选还要去看相，厕门不对转方向，围墙不对拆围墙，劳民伤财悔断肠。”

　　如何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让村组织手中掌握的资金用到实处，用得规范，杜绝暗箱操作，消除村民疑虑，这不仅仅是浙江宁海一地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回答的全新课题。

　　“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村里各类建设项目越来越多，工程都包给了谁?”“市里修公路要征收土地，我家的征地补偿款怎么比别家少?是不是落到村干部的口袋里了? ”“我家盖了新房子，申办水电开户手续需要村委会出具证明，但村干部就是推诿不办怎么办?”

　　一声声追问，表达出的是群众对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的渴望;一点点怀疑，反映出的是老百姓对自身利益被侵犯的担忧;一句句诘责，折射出的是新时代农民群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梁启超说：“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乡村治理，村两委干部是关键，浙江宁海的“36条”权力清单本质上是为这个治理关键扎紧了藩篱。在权力清单面前，每个村干部都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责权利是什么，不但防范了小官巨腐，而且解决了大量新任村干部缺乏村务和政务管理知识的问题。村务工作“照单”运行，让干部清清白白，让群众明明白白。

　　“全是干货，一目了然。”“大家都按流程图来，谁也做不了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本是限制村干部权力的“36条”，居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以前村干部抽包好烟，都有人怀疑是拿了好处。现在有了‘36条’，清清白白，不怕说三道四。”葛知宙说。

　　听民意、纳善言

　　有效提升乡村善治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加快、人口流动加速、村庄变迁加剧、民主意识加强，农村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生活需求、文化需求、思想诉求愈加多元，原有的乡村治理方式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乡村，在征地拆迁补偿、惠农资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浙江桐乡高桥街道越丰村也曾被这些问题所困扰。

　　2010年，穿村而过的沪杭高铁，打破了越丰村昔日的宁静。这个以往没有一栋高楼大厦的小村，一跃成为桐乡的南大门，坐拥高速公路出口和高铁站的双重优势，迎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同时，各种矛盾和纠纷也随之而来。

　　“越丰村当时因为征地拆迁，涉及的利益主体多，纠纷也较多，加之村民刚住上洋房，很多习惯并没有改变，有人往河道里丢生活垃圾，有人把文化广场当晒场，还有人占用公共绿地盖蔬菜大棚，迫切需要一些新的办法来协调多方矛盾。”越丰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说。

　　2013年，在上级的支持下，高桥街道开始试点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治理模式，陆续推出了村规民约、百姓议事会(参政团)、乡贤参事会、道德评议团、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等“一约两会三团”基层治理载体。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让村民在房屋拆迁、村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有了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形成“大事一起干”的良性机制;道德评议团、法律服务团，利用成员在村里的个人威望、道德品格和法律专业知识，依法办事，以理服人，强化法律约束力和道德引领力，形成“好坏大家评”的民间氛围;百事服务团，发动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搭建便民利民服务平台，为村民解决日常小问题，调动民众自治积极性，形成“事事有人管”的互助局面，以服务赢民心促和谐。

　　60岁的张荣华是越丰村百姓议事会的成员之一，在他看来，这些年村里最重要的变化，还是村民的“话语权”大了，“主人翁”意识强了。在越丰村，再小的项目都要先通过他所在的百姓议事会进行审核。今年有村民反映，村里10年前安装的路灯老化，不仅耗电，长时间开启还导致路边的农作物结不了果。沈春雷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把事项交由百姓议事会讨论，大家一致决定要对路灯灯头进行更换。估算一下，更换两条线路60多只灯头，投入预计在5万多元。数额虽然不大，村里还是通过百姓议事会、村民代表等多方推荐，村里联系了5家生产灯头的企业，货比三家，由百姓议事会最终拍板决定采购哪家的灯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只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大伙心里也就敞亮了。”张荣华说，去年村里的集体用房出租，全村几百户人家共同竞争，采取了第三方公开拍租的方式，没有暗箱操作，大家都很认可。

　　对于“三治融合”的效果，越丰村道德评议团成员沈菊芬感触最深。早年因为拆迁，村民几乎每家每户都自建了工棚当作过渡房，并在搬进新居后陆续拆除，但有一户人家搬家后执意不愿拆除工棚。当时正好赶上杭州要召开G20峰会，上级环境整治压力很大，村委会多次劝导无效，准备采取措施强拆，却被村里法律服务团的律师卜炳忠阻止，“村委会从法律上来说不具备实施强拆的主体资格。”怎么办?村里想到了沈菊芬。“很多村民虽然觉得反感，但乡里乡亲怕伤和气，谁也不愿站出来说一句，这时候就该道德评议团发挥作用了。我是60后，和这名村民的年纪相仿，更容易沟通。”在道德评议团、村委会代表分批劝导之下，这位“钉子户”最终自行拆除了违章建筑。

　　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越丰村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乡村治理的新路子。随后，桐乡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并在全市迅速推广，很多长期困扰基层的工作难点和治理难题得到有效解决。据统计，2017年全市176个村连续五年实现“零上访”“零诉讼”“零矛盾上交”的占到了61%。

　　2017年，桐乡“三治融合”治理经验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当听到“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句话时，“全市的干部队伍都沸腾了起来!”

　　走进三面环山、面朝大海的浙江宁波象山县涂茨镇旭拱岙村，记者便被这里优美的环境所吸引，河塘碧波荡漾、民居青砖黛瓦、家家庭院里都栽种着翠绿的盆栽。跟随着飘散在空气中的香气，走进“廿四节气”点心作坊，一场美食盛宴正在上演，热气腾腾的年糕、红头团、夹沙糕……近十个品种，全是象山的传统点心。谁能想到6年前，村里还是另一番景象：池塘杂草丛生，只有一条宽不到3米的机耕路，汽车通行时常常“打架”。更严重的是，当时村里赌博之风盛行，最多的一天，“110”接到七次报警。

　　“要改变家乡的面貌，对内要定规矩、树权威、聚合力，对外要寻求发展资源，对接县里新农村建设、‘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工作实现借力发展。”旭拱岙村党支部书记葛聪敏说。2012年，常年在外打拼、事业有成的能人葛聪敏被家乡父老选为了新一届“当家人”，他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县里各个职能部门的领导来村里调研，帮助出点子、定规划。几番讨论下来，村里很快就达成了5年内实施新农村建设八大工程的共识——通村公路建设、村庄梳理式改造、标准农田改造、污水处理和自来水改造、多功能农民会所建设、休闲公园建设等等。

　　然而，一个个项目要真正落地生根又谈何容易。在农村，每一个项目的实施都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要得到农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每一条制度的落实都要反复做工作才能开花结果。如何打破村民与村干部的隔阂，凝聚起乡村发展的合力?当时正在象山全面推广的“村民说事”制度让葛聪敏眼前一亮。

　　“村民说事”制度就是以“有事要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为核心，让村民有事敞开说，把事亮出来;党组织牵头议，把计找出来;党员干部带头办，把活干出来;结果大家评，把谱定出来，形成“说、商、办、评”的完整链条，不仅让老百姓打开天窗说亮话，更保证桩桩件件有回音、有落实、有反馈。

　　“采取这个方法后，群众说心事、讲实话，村干部以诚心换真心，大家的心贴得更近。”葛聪敏告诉记者，旭拱岙村集体开办民宿的过程，就是实践“村民说事”制度的一个典型案例。村里新造农民会所后，老的村委会房屋怎么处置?村民说事会商议决定改造成居家养老中心。但当四合院房子快造好时，不少原先报名的老人又放弃进中心养老，下一步要如何运营?又是通过村民说事会寻求对策，最终决定改变用途、发展特色民宿。

　　眼下，旭拱岙村集体经营的四合院式的民宿“自家屋里”、以挖掘传统地方美食为亮点的“廿四节气”点心作坊、占地20多亩的荷花池及水上舞台等景观项目都已经开业。“我们的设想是以特色民宿、传统点心为卖点，通过景观打造、庭院美化来营造环境，一步一步把旭拱岙村的乡村旅游做起来，发展美丽经济，带动乡村振兴。”葛聪敏说。

　　为什么浙江乡村治理能够持续创新?一个个基层实践从“治村之计”上升到“治国之策”，背后是16年的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对‘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引领浙江乡村振兴擘画了总蓝图，16年来，浙江一以贯之深入践行总书记‘三农’重要论述，推动浙江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为新时代浙江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扎实基础。”浙江省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厅长林健东说。

　　建平台、强服务

　　运用矩阵理念提高治理效率

　　“当时就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这么多非法灌装的煤气罐，就好比一个个定时炸弹!”2017年底的一天，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新濮村的专职网格员小金巡查到村里的一处大平房时，发现屋里黑压压一片全是煤气罐。他当即通过手机APP将信息上报给镇里的综合指挥中心。第二天一早，由镇派出所、消防队、综合行政执法分局和新濮村综治队组成的联合执法队将这处非法煤气灌装点依法取缔，现场查获非法灌装煤气罐188个。

　　“一个字就是快，快发现，快处理，快解决。”这种通过网络平台调动多方力量处置的模式，彻底改变了基层处理突发事件时打电话、开协调会的“老套路”，是该镇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成效的有力体现。

　　“四个平台”是浙江省创新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一次改革探索，针对县乡断层、条块分割等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难题，运用矩阵化管理理念，把乡镇(街道)和部门派驻机构承担的职能相近、职责交叉和协作密切的日常管理服务事务进行归类，组建乡镇(街道)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大平台。以此为载体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基层治理力量融合，回答了乡村治理现代化怎么走的问题。“放”，是整合县级的公安、人力社保、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卫生计生、安监、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消防等职能，按功能相近的原则下沉纳入“四个平台”。“管”，是通过相应的功能模块划分、工作流程再造和工作机制完善，把条条与块块的工作力量结合起来，优化行政资源配置，形成社会治理和网格事项的受理、分析、流转、处置、督办、反馈、考核的闭环管理一体化机制，解决乡镇(街道)“看得见、管不着”和责大权小的问题。“服”，是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基础技术平台，实行“基层治理+互联网”，推进信息化与政务服务、社会管理、行政执法等深度融合，形成网上服务与实体大厅联动、线上与线下服务结合的新型政务服务模式。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既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完善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又要从基层入手，凝聚治理合力，推动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动”转变，治理格局由“单打独斗”向“协同推进”转变。

　　在浙江乌镇，村民们手机里都有一个“乌镇民情”APP，老百姓用它反映情况，或者把意见和建议直接@书记、镇长。如果发现环境脏乱差，只要拍一张照片提交，信息平台工作人员接到反映信息后，就会转不同部门处理，且会在最短时间内将回复内容反馈至反映人，一般小事当天就会处理好。

　　通过“四个平台”建设，乡村治理工作责权变得更加清晰，实现了由条块分割、单打独斗向乡镇统筹领导、协同共治的转变。群众生活变得更加方便，通过网上网下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和代办制度，让老百姓少跑腿、甚至不跑腿，在家门口就能把事情办成，大大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农村环境变得更加安全，浙江连续13年实现安全生产事故总量、死亡人数和重特大事故“三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到96.4%。最重要的是，畅通了群众反映诉求、参与治理、加强监督的渠道，进一步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政府单向管理向社会共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