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浙江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之后，“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成为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首推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示要求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推动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2004年，浙江武义县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后陈做法，明确指出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此后，“后陈经验”经过不断深化完善并迅速在全国推广，2010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2013年初，浙江桐乡市立足建设基础更牢、水平更高、群众更满意的平安桐乡，针对自治弱化、法治淡化、德治虚化的现状，在高桥镇率先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以百姓议事团(参政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议团和百事服务团为载体，推动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桐乡经验”迅速向全市、全省推开，2017年，这一经验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4年，为彻底铲除基层腐败的制度空间和土壤，浙江宁海县出台了《村务工作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厘清村干部的权力边界，规范各类村务事项运行流程，将村级小微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2018年，“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被写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年，全国首部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在浙江安吉发布。这本《乡村治理工作规范》以“余村经验”为蓝本，内容涵盖了“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和“清廉正村”等方面，囊括了组织架构、工作方法、运行流程和负面指标等具体的工作要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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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用28个字概括了现代乡村治理的新目标：“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并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具体路径之一。

　　浙江，正是乡村善治之路的践行者。除了枫桥、后陈、宁海、余村这些对中国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经验外，浙江还探索形成了诸如象山“村民说事”制度、龙游“村情通+全民网格”掌上治理、仙居“绿色公约、绿色资产清单、绿色账户”治理机制、安吉“五个所有”、松阳手绘“民情地图”、德清“草根道德奖”、温岭民主恳谈制度等一批好经验好做法。

　　观察浙江诸多样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乡村振兴离不开有效的乡村治理。可以说，在我国乡村社会走向善治的各个历史时期，浙江在很多方面都发挥了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开拓未来的关键作用，贡献了独特的改革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