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重扬，男，1927年生，江苏宝应人。195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艺系，曾任农业部副部长。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对台农业交流，组建并主持中国农业交流协会工作十年之久，是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合作事业的开创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之一。他根据中央对台工作方针，积极开拓，与台湾农村发展基金会建立联系，广交台湾农业界朋友，为开启海峡两岸农业界的交流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相老，请他为我们讲讲对台农业交流早期的人和事儿。

　　记 者：相老，我们都知道，1988年底，两岸农业界人士首次在香港会晤，为海峡两岸的农业交流打开了序幕。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讲，在此之前，两岸的农业交流是什么状况?

　　相重扬：1949年5月，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颁布《台湾省戒严令》，宣告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两岸往来被隔断。一直到1987年7月由蒋经国宣布解严为止，共持续了38年之久。戒严令期间，两岸人民的往来基本断绝。但两岸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有亲戚朋友，往往还会通过第三地来进行交往。关于第三地交往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陈立夫老先生的长子陈泽安，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后到美国深造，后来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1982年，他由美国到台湾，从台湾再到大陆访问，当时我们安排的接待人是瞿宁康，因为瞿宁康与陈泽安是中学同学、金陵大学同学，是老相识。中央对这次接待也非常重视，中央领导也见了陈泽安，当时何康部长也参加了。陈泽安来了很多次，为当时两岸之间的沟通也做了一些事情。

　　另一个例子是1985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给农业部何康部长写了封信，他的兄长李崇道先生(曾担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想与何部长见面谈谈两岸合作的事情。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何康部长与李崇道先生，以及时任香港渔农处处长的黄成达先生，都是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同学，三人还曾住在同一个宿舍，何康部长与李崇道先生是上下铺，关系非常好。收到这封信后，何部长向上级请示，得到批准后就准备这次见面。他们三人后来见了面，老同学重逢，畅谈两岸合作，一时传为佳话。

　　在1988年前，两岸农业的交往几乎没有，但通过第三地有联系，彼此之间的情况都了解。在蒋经国先生解除戒严令之前，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对台工作九条建议，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促进祖国统一。1982年，廖承志同志发给蒋经国先生公开信，“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说理动情，感人至深。1987年，台湾当局废除戒严令，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台湾当局从“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微调为“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的新“三不政策”，两岸民间交流往来呈现松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岸虽未“三通”，两岸农业界人士仍有同行、师生、同窗的情谊，希望促进彼此的交流，所以这种同学朋友之间的交往沟通也是有的。

　　记 者：1988年的这次会晤您参加了吗?当时是什么情形?

　　相重扬：这次我没有参加，不过当时的情形我很了解。刚才我也提到了，当时两岸三地的农业部门负责人，何康、李崇道、黄成达都是同学，关系很好，都希望促进交流。在黄成达先生的帮助下，1988年11月28日-12月3日，在香港大学嘉道理农业研究所内举行了首次“海峡两岸及香港农业技术研讨会”。这次会晤结束了两岸农业界四十年的隔绝，启动了两岸农业交流之门，具有历史性意义。

　　大陆方面选了十位同志参加了这次研讨会。由顾慰连(中国农学会副会长、沈阳农业大学校长、顾毓绣先生之子)任团长，成员有瞿宁康(中国农业交流协会秘书长)、阮德成(江苏农科院畜牧专家)、王前忠(中国农学会高级工程师)、倪嘉立(女，北京农校校长)、范乃沧(南京农大农机系教授)、俞承浩(中国种子公司专家)、周大荣(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陈惠彬(女，河北水产所专家)等十人，由北京出发至深圳，经罗湖口岸赴港，转乘地铁到达嘉道理农业研究所，住在该所招待所内，避免外界干扰。

　　台湾方面由黄正华(台湾中华农学会会长，台湾农业行政部门顾问)带队，成员有赵元桂(台湾原“农林厅”副厅长、杂粮基金会顾问)、严奉琰(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王次庚(台糖公司顾问)、邱克明(台湾食品工业研究所主任)、阙壮狄(台湾渔业技术顾问社董事长)、余增廷(台湾合美种子公司总经理)、林光演(台湾鹿谷乡农会总干事)等共八人。抵港时，黄成达和瞿宁康前往迎接。他们来了之后为了保密，避免记者采访，没有住在台资酒店，住的外资酒店。

　　研讨会由黄正华和顾慰连轮流主持，参加者分别介绍本人本单位本专业的情况，沟通交流，尤其是晚餐后的聊天，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谈笑风生，非常融洽。会见前心中的不踏实和疑虑，渐渐淡出。在台方黄正华团长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大家合唱抗日救亡歌曲，国家和民族的情怀，让大家的心贴得更紧，气氛热烈。这次研讨会达到了相互沟通、消除隔阂、推进交流的目的，非常圆满。会后，香港产销社团联合会出版《渔农科技》，刊登了这次研讨会的报告。

　　记 者：这次会晤之后，您担任会长的中国农业交流协会开始与台湾开展农业交流活动，刚开始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交流?

　　相重扬：台湾的热带水果产业是比较发达的，比如香蕉、柑橘，都做得很好。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合作搞项目，1988年第一次会晤时，双方就有讨论过先从海南岛开始合作项目，因为海南岛和台湾都是热带，气候比较相似。后来这个计划台湾方面没有同意，不愿意做项目，我们就开始改变交流方式，召开研讨会、讲习班，进行双向交流，扩大交流范围等等。

　　第一种交流方式就是研讨会。从1990年到1994年，两岸共开了22次研讨会，其中19次在大陆召开，3次在台湾召开。第一次研讨会，海峡两岸农业技术推广研讨会，是1990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为什么选在南京召开，因为南京是过去国民党的首都，台湾很多农业界人士都曾在中央农业试验所工作过，就是现在的江苏农科院。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曾在南京工作、生活过，让他们来南京，故地重游，逛逛中山陵、夫子庙，走走江苏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看看母校的变化，感受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科研教育的发展与发达，大家都非常高兴。1991年5月，海峡两岸种苗业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之所以选在四川，是因为抗日战争时，很多台湾农业界人士在重庆，所以安排他们到重庆看看新中国建设的成就。研讨会时，有一首乔羽作词的《思念》非常火，台湾人士听了之后都很喜欢，感受到大陆文化产业也很发达。最后临走的时候，还用了李商隐的一首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会议非常成功。22次研讨会我都参加了，这些会议内容涉及农业的方方面面，品种改良、花卉、畜产品、蔬菜、农业机械、生物技术等等。开始时他们不愿涉及农业组织问题，后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农产品的市场化，农会、合作社等这些农业组织问题两岸都有交流了。

　　第二种交流方式是讲习班。为了不影响台湾农民的利益，台湾方面不愿跟我们搞项目，那我们就请专家来讲技术。1992年，我们在福建省东山县、浙江省金华市举办芦笋、蔬菜生产技术讲习班。1993年，在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分别举办农产品运销和农产品加工讲习班。我们在跟台湾的合作交流中，既有交流也有竞争，他们不愿搞项目，但我们要学技术。技术交流是科学交流，是不受限制的。

　　第三个是双向交流。刚开始的交流多是单向的，多是台湾农业界人士来大陆。第一次实现双向交流是1992年，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卢良恕及夫人随大陆杰出科学家访问团赴台考察，这是两岸恢复往来后，大陆农业科学家首次正式应邀赴台。1993年，我作为中国农业交流协会会长，与协会秘书长瞿宁康、蔬菜专家李树德、畜牧专家阮德成4人赴台访问，这是第二次，当时台湾的媒体还登了这次访问的情况。1993年之后，大陆方面去台湾的就比较多了。

　　第四个是广交朋友。在与台湾的交往中，不管是政界、企业界，还是合作组织，无论是专家、教授，还是普通农民，只要来了朋友，都不拒绝，以诚相待，广交朋友。还要充分利用师生、校友的关系，广泛联络，积极推动、促成海峡两岸的农业交流与合作。

　　第五是扩大交流范围。不仅有教学、研究单位参加，而且有基层同行的接触。在人员方面，从老年、中年扩展到青年的交流。1994年，以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曹锡璜为团长的大陆高校橄榄球代表团赴台，进一步增进了两岸青年人的友谊。

　　在大家的积极推动下，海峡两岸农业界在各行业中较早地打开了科技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局面。到90年代中期，农业交流已从初期的一般性、综合性介绍到专题性研讨会，由技术问题到农产品产销方式探讨，交流人员从学者、教授到企业家，从老年、中年到青年人，交流从单向到双向，不断发展。但交流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了“两国论”，说台湾与大陆是国与国的关系，这以后交流就遇到了困难，开始走下行的趋势。

　　记 者：您去台湾参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相重扬：我曾三次去台湾。第一次是1993年，应黄正华文教基金会的邀请。我与黄正华老先生是老相识了，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们也想去台湾看看。他就以基金会的名义邀请了我们去了四个人。我、瞿宁康、李树德、阮德成在台湾待了近两周，基本上农业相关的都看了，参观了40多个单位，会见了150多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见到了台湾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基金会安排的接待礼遇非常细致周到，把相关的负责人请到我们住的宾馆来见面。这次我们还见到了陈立夫老先生。通过这次参访，我们了解到台湾的农业科研机构非常健全，当时对兴农公司非常感兴趣，这是一家卖农药的公司，同时也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社会化服务，但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新颖的。

　　第二次是1995年，应台湾合作事业协会邀请，我和江苏、福建等省对台农业交流方面的负责人一共6人赴台参访。这次访台主要看了批发市场，看农产品如何产销。还去了很多农会，了解农会是如何运作的，农村金融是怎么发展的。台湾在这方面跟大陆不同，在我们的农村地区，银行很多，农民组织没有金融权，但台湾农会有信用部，可以贷款可以存款。台湾农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农会的信用部起了很大作用。这次见到了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赵耀东，他是江苏淮安人，特别耿直，他跟我们说，“没有农业，工业是建立在沙漠上”，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三次是1998年，应台湾农村发展基金会邀请，我、任爱荣、刘北桦、陈良彪4人赴台参访。主要看了台湾的农会，看农产品批发市场，看农民的组织形式。这次访问中，我们对产销班这种组织形式非常感兴趣。所谓的产销班就是产销结合，十几户农民种一种作物，自己结合起来，统一生产，统一销售，这样既可以批量，也可以控制规模，非常实用。

　　三次访台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台湾农业发达的方面，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是台湾的整个农业生产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的农业生产呈现负增长，农业面临结构调整。曾经风光无限的“米糖产业”，产量都在下降。台湾很多糖厂都关闭了，靠进口拉美的粗糖到台湾来加工成精糖再出口。第二个问题是出现了猪口蹄疫，猪肉的出口停止了，养猪业受到冲击，还影响到了饲料工业，这是个大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农地开放买卖。20世纪90年代，台湾农地政策由“农地、农有、农用”改为“放宽农地农有，落实农地农用”，开放农地买卖，造成农地细碎化，“农地农用”难以落实。第四个问题是加入WTO台湾农业面临的冲击很大，农产品进口增多，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台湾也有办法。一是靠技术，台湾中兴大学的葡萄试验场生产的葡萄，一年能收三季，就是靠的修剪技术。二是加强推广，利用新技术加强推广，解决矛盾。三是加强农民组织，产销班刚开始是不能贷款的，后来也渐渐放活政策，产销班也能到农会贷款，这样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就是我三次访台的情况。

　　这里再讲一个小插曲。在早期与台湾进行农业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做了一个合作项目，就是福建永春的芦柑项目。1997年-1999年，两岸专家在福建永春进行芦柑技术改造项目。台湾专家的原则是相关的技术只做不讲，不宣传不张扬。实际上他们从实地调研到印发技术推广小册子，帮了我们很多忙，我们学到了几项关键技术。一是疏植，过去我们种植柑橘都是密植，台湾专家的做法就是要疏植，便于通风。二是大冠开心，果树中间的花和果晒不到太阳，要尽量让树枝往外打开。第三是草生栽培。过去我们种果树，把树下的杂草除的干干净净，台湾专家的做法是允许长草，用除草机整理到一定高度。第四是疏花疏果。第五是商品化处理。这个非常重要，过去我们的做法是果实成熟后大大小小一起卖，他们的做法就是将果实分级，每个果实单独包装，最后再用纸箱打包进行销售。这几项技术推行之后，永春的芦柑产业发展得非常好，还带动了当地的纸箱产业、运输产业的发展，成果显著。

　　记 者：在这些年的对台农业交流工作中，您有什么感受吗?

　　相重扬：第一个感受就是做对台工作要有个好的团队，当时的台办人很少，但大家任劳任怨，互相谅解，通力合作。第二个感受就是在对台交往中要讲人情，只要台湾的朋友过来，都要认真对待，真诚接待。

　　还有一些推动两岸交流的先行者值得我们怀念。一个是蒋彦士先生，他是浙江杭州人，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后来留美，他当过台湾行政部门和党务部门的秘书长，我每次去台湾，他都会抽空见我们。第一次去台湾，我们住在国泰宾馆，他过来与我们一起吃早饭，一起聊他的母校，问他的老同学的情况。第三次去台湾的时候，他已经患了癌症，还是坚持来见面，我们非常感动，蒋先生这些人是推动两岸合作非常有力的力量。第二个是王友钊先生，他是福建泉州人，曾任台湾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也是农村发展基金会董事长，非常平易近人，与我们的交流中非常真诚，一开始只讲技术不讲农民组织不讲金融，后来大陆也搞市场经济了，就跟我们聊农民组织和金融问题。退休后他还带着夫人、女儿一起来大陆。还有一个就是瞿宁康，农业对台工作早期的负责人，他积极努力、善于交往，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工作非常细致。

　　当时在与台湾农业界的交流中，双方都认同的理念就是：坦诚——坦诚相见，开诚布公;理解——相互了解，才能有共识;谅解——能做的先做，一时做不到的相互体谅;推动——不断克服困难，推动两岸农业交流。

　　回忆过去，怀念先行者，更希望来者能继续努力。两岸的交流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事情，但人心所向是不可逆转的。对台交往中，既要靠经济和军事，更重要的是人心要统一在一起。希望来者能继续努力，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