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针对一号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发了20个一号文件，“三农”问题为什么总是放在一号文件的位置?我认为，中央发一号文件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一号问题，中国的一号问题就是“三农”问题，而且中央已经明确表示今后还将继续发一号文件。

　　习近平总书记有许多重要的“三农”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精华就在于三个“三”：三个必须、三个不能和三个坚定不移。“三个必须”阐明了中国的强富美与“三农”强富美之间的关系，没有“三农”的强富美就没有中国的强富美。“三个不能”说明了一种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三个坚定不移”表示了一种决心，什么时候都要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推进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的繁荣稳定。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已经练成了在世界上值得骄傲自豪的“中国功夫”：路、桥、港、车、洞、网。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中国还有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城乡。城市患了暴发户的“炫富病”，乡村犯了“综合性疑难杂症”。综合性疑难杂症是很难治的，所以中央把“三农”放到一号文件的位置用心良苦。

　　第二个问题是现在中央两项大战略同时推进，一个是脱贫攻坚，一个是乡村振兴，这两个大战略主要是围绕着两个百年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实现了全民脱贫才能说我们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二个百年目标是现代化强国梦，只有城乡之间没有差距了，才能有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实现现代化强国。还要向社会普及的三个目标，一是消除贫困，二是消除城乡差距，三是消除社会偏见。社会形成了一个重城轻乡、有城无乡的社会偏见，如果这个社会偏见不消除，我们出台的制度，我们的资源配置还是按照老路子，我们乡村什么时候都振兴不了。

　　第三个问题是很多人提出疑问，现在中国的乡村这么落后，能振兴吗?我认为完全能，有这个信心。今天的乡村振兴实际上是乡村复兴，史书上有500多部农业著作，其中300多部可以读到原著，二十四节气被联合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中国农民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农业哲学思想。

　　第四个问题是我们乡村振兴还有人做吗?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如果都进城了，乡村振兴谁来干?前不久《中国电网》调查农村空置率实际只有14%，“空心村”不像想象中那么多。东北、长三角、珠三角人口连续两年每年减少万人以上的城市已经有84个，这部分人可能到了其他城市，也有一部分回到农村。

　　观念转轨、动能转换、治理转型的核心要义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三转”，第一，观念转轨。要做好三个调整，一是要调整思维定式，长期的二元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思维惯性，重城轻乡或者有城无乡。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城乡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党的十九大更进一步提出融合发展，不能城一套，乡一套，要融合一体化。今天我们应该首先在思维方式上进行调整，重城轻乡、有城无乡的思维定式一旦继续延续，如果政策设计、资源配置还是倾向城市，乡村振兴就会落空。

　　第二，调整价值认知。一是对乡村的价值认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地方已经成为旅游观光的理想地、投资兴业的理想地、养生养老的理想地和诗意栖居的理想地。二是对“三农”之间的关系认知，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本体，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让主体农民和载体农村同时现代化建设。三是调整对农业本身的价值认知。今天农业是多功能开发，农业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很高的价值，农业生产的环境也产生了很高的价值。三是发展顺序要调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这个优先应该放在经济社会大战略中去考量，应该放在城市与农村大背景中去考量，应该放在农民与市民大格局中去考量，还应该放在三个产业的大结构中去考量。

　　第二是动能转换。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动能转换。第一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概括叫“分”，产生的是裂变效应。第二次动能转换是“流”，带来的是流变效应。生产要素的流动主要通过放活政策，经历了几个层面：放活土地、放活经营、放活领域、放活金融、放活组织、放活空间。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第三次动能转换，第三次动能转换就是一个字“合”，将带来巨变效应，裂变那是由大变小，巨变由小变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要搞合作，不要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今天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在整个价值链中越来越小，如果不跟上下前后左右搞好合作，你所从事的工作毫无意义。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应该做好合作文章，这样才能产生巨变效应。

　　概括六个方面的“合”。第一个“合”是“三物”组合。要二物思维变成三物思维，让微生物参与循环，把植物、动物的残渣废料，包括人畜粪便分解还原作为植物的营养，进行下一轮的生产，这就是一个生态循环圈。中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改这个，把农产品质量提上来，大路货卖不掉，好东西买不到，这么一个格局要改变。 第二个“合”是三产融合。和发达国家相比，他们的增值是四五倍，我们才两倍多一点，很落后。乡乡村村，家家户户都有美食，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开发，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布局推向全世界，中国的农业将上一个大台阶。第三个是“四生”契合，大家经常说生产、生活、生态，我加“一生”叫做生意，“四生”必须契合。生产、生活、生态搞的再好，如果市场不开发出来，那就是死水一潭。风景再漂亮，没有一个好的市场开发，游人不去，农产品生产的品质再好，市场没开发，没有人买，还是产生不了效益，所以要“四生”契合。第四个是城乡融合，城乡发展差距非常大，方方面面都需要统筹融合发展。对于基础教育，城市文化的价值标准是会唱歌、跳舞、弹琴、高素质，农村的价值标准是会养鸡、会养猪、会挣钱。如果用城市文化价值标准培养出来的人再回到农村去搞乡村振兴，那不很荒唐吗?国家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要求恢复原来的学校，明确规定小孩上学单程不能超过半小时。第五个是要素集合，农业现代化落后，“三农”落后问题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化繁为简来看，“三农”跟城市相比落后在哪里?缺少现代元素，如果把这些现代元素都注入，马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什么现代元素?现代理念、现代技术、现代设施、现代管理、现代服务、现代金融、现代人才等等这些现代元素，如果城市像工业那样集中投入，问题就解决了。第六个是工农整合，所谓工农整合，农业已经具有多种功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六大功能是食物保障功能、就业收入功能、原料供给功能、旅游休闲功能、生态保有功能、文化传统功能，这六大功能今天是越来越强，特别是食物保障功能比任何时候都变得难、重要，因为现在市场对农产品很不放心，所以六大功能要统合开发，不能像过去光开发一种功能，应该尽可能多的开发多种功能，这样才能拉长产业链，拓展功能链，提升价值链，这是第二个动能转换。

　　第三个是治理转型。治理转型就是社会治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乡土社会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概括为十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所谓社会主体就是主要劳动力，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是空间上的流动，过去都是在生产队，哪里都不去，现在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第二个层面是产业的流动，过去是一产，现在是二产向三产流动。第三个层面是社会阶层的流动，过去农民之间贫富差距很小，现在是大了，富的特别富，穷的十分穷。

　　第二，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过去在一个地方生活，大家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今天一个村的村民到多少个地方打工就会带来多少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特别是春节的时候，南腔北调，吃的喝的玩的各种方式都有，抽的烟到处都有，各地牌子都有，生活方式的异质性越来越强。

　　第三，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过去是一个熟人社会，今天越来越陌生，不管是穷村还是富村，穷村都出去打工了，有的一年见一次，有的甚至几年都不见一次，逐渐关系就陌生了。富村同样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人家都过来打工。2017年，有两个村的收入超千亿，一个是山东的南山集团，还有一个是陕西的东陵村，东陵村去年收入是1330亿，这个村甚至实行奖励村级户口，给村庄一年创造三千万的收入就能获得一个村级户口。

　　第四，社会空间由地方性向开放性转变或者向公共性转变。过去一个地方很少有人去，彼此封闭，今天已经是一个公共空间，谁都可以去，外国人都可以去。

　　第五，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人都走了，结构越来越松散。

　　第六，社会细胞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所谓社会细胞就是家庭，2.8亿农民工的家庭已经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上不能养老，下不能育小，夫妻也很难团聚。

　　第七，社会文化已经由前喻性向后喻性转变。美国人类学家把人类的文化传承分三个层面，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喻是家喻户晓的“喻”，就是知道、了解的意思。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文化传承通过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传递给后代，小麦怎么种就按照那个经验去操作就行了。到了工业文明时代，文化的传承就不需要代代积累了，同代人之间就可以传递。今天已经进入后喻时代，文化的传承，特别是在我们农业领域，年轻人反应快，头脑敏锐，先接受新事物，特别是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年轻人学了以后向老年人传递，老一代现在回家问问儿子、孙子的事普遍发生，现在进入了后喻时代。

　　第八，社会价值由一元向多元转变。过去村规民约大家共同遵守，价值观基本上相同，今天是价值多元。一个村的人从广东打工回来的时候说你这个事做得不错，从新疆打工回来的说不行，各种价值观互相冲撞。价值观多元是好事，但是必须有一个核心价值观作引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不然是否、美丑、对错、善恶都不分了，社会没法管理。

　　第九，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示范性转变。过去有共同的约束，很规范，今天失去规范了，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

　　第十，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过去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权威，今天很难再有这样的一个对象，都想说了算，社会权威碎片性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实现乡村振兴要改变治理模式

　　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我们的乡村振兴必须改变过去的治理模式，应该在这样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也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该给市场的给市场，该给社会的给社会，不要包打天下。

　　当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把钱就用在产业扶贫上，政府来不及研究市场就开发决策，可能过几年我们会出现葡萄、核桃、猕猴桃、大枣、苹果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个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王夫之陷阱”说的就是这种现象。王夫之发现州县官员只要对某一个事感兴趣，又没有深入了解市场，不管这东西适合不适合那个地方就大力度推进，比如说这个柿子贵，咱们都种这个，结果过剩了。这个现象历史上也有，他总结出一个说法叫这些官员的兴趣越高，推进的力度越大，老百姓受害就越深。

　　第二，构建一个或者打造一个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自治和德治是我们传统乡村治理的一种方式，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扬继承。如今我们要大力推进的是法治，用法治推进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比如农业的知识保护体系，法治的手段完善;比如说乡村的环境问题、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等要靠法治的手段推进。靠法治的手段扫黑除恶，靠法治的手段扶正祛邪，有的省在农村婚丧嫁娶方面有具体的制度，不能超过多少桌，一个菜不能超过多少钱，收礼不能超过多大的标准，靠法治的手段把这些不正确的东西给抑制住。

　　第三，各项制度改革，包括产权制度改革、经营制度改革、农业知识保护制度、乡村文化建设等等。

　　第四，因村施策，循序渐进，现在的村庄已经不像过去一样了，今天的乡村分成四类，叫作农庄型、社区型、温饱型和衰弱型。

　　农庄型乡村。就是我们现在建的农村点，根据前面说的“四生”的契合构建的这些点，这是我们需要着力做好的文章。

　　社区型乡村。城市周边的那些村庄有的已经变成社区，有的还没有变成社区，这个问题在长三角、珠三角非常突出，他们带着村庄的躯壳进了城，不把村庄的躯壳打破就很难融入城市，现在当地最头疼的就是这些村融不进城市，所有的管理也好，财务也好方方面面都是原来村里的那一套，打不破，什么事村民不同意就做不了，城市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

　　温饱型乡村，有一个很好的历史遗存，有很好的自然环境，文化旅游需要发展，保护下来。

　　衰弱型乡村。要因村施策，前提是首先要做好规划，多规合一的规划，分步实施，不要没有规划盲目地去做。分出类型，因村施策。所谓循序渐进，这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是三代人才能完成，中央规划到2050年。我们慢不得，但是更急不得，不要一刮风，不要大跃进，要循序渐进。

　　第五，要培养两支队伍，一是“一懂两爱”的干部队伍，二是“一懂一爱”的农民队伍，没有这两支队伍，我们乡村振兴就没法实施。中央提出要培养“一懂两爱”的干部，我们很少培养“一懂一爱”的农民队伍，我们应该逐步像发达国家那样让农民持证上岗，农民不是谁都能当。在美国，这地是你家的，你有三万亩地，你的儿子如果不是农业院校毕业的，对不起，你得聘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做，你儿子不能种地。像日本都是这种情况，日本农民更厉害，学生们想当职业农民，本科毕业之后得到农业院校再学两年合格之后回到家乡，因为农业需要一个“熟人”社会，回到家乡找一个农民给他当三年研究生，当地农协评价你行，本事学到了，也愿意终身从事耕种，就给你一个合格证，你就可以享受政府的各项优惠，我们未来职业农民应该走这么一个路子。

　　最后归结到一点，乡村振兴的各项措施要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农民的发展权，要实现好、维护好、拓展好。农民的拓展，一切的发展就是一个核心，人的全面发展，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什么都是空话，所以乡村振兴的大目标就是要让农民实现全面发展，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实现好、维护好他们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放宽政策。

　　第二，少取，从少取到不取。

　　第三，多予，给农民更多的实惠，现在补贴几十项，农村已经实现了“六通”。

　　第四，赋权，就是参政议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农民的参政议政权是八个农民顶城里一个人，后来修改《宪法》，是四个农民抵城里一个人，现在终于是一比一。

　　第五，自由迁徙权。

　　第六，财产权，土地的“三权分置”就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实现财产权。

　　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奔着这个目标去做文章，乡村振兴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一句话，产业振兴，不少的地方陷入一个误区产业振兴就是农业振兴，产业振兴应该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共同振兴才叫作产业振兴。生态宜居就是要契合，生态文明重在重建乡规民约。我们经常说扶贫首先要扶智，智力的“智”。还有志气的“志”和制度的“制”。乡村文明就要帮助农民重构乡规民约，把制度建设好，这才是一个长久之计。治理有效，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重点是法治，生活富裕不要走入误区，生活富裕包括两个层面，物质的生活和精神的生活。在物质建设的同时还要抓好精神建设，那就是乡村文化建设，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了才叫生活富裕。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