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是我在中国农村杂志社工作时就开始聘请的顾问。多年来，我社每年一度召开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座谈会，都请他到会做主题报告。每每我们提出邀请，只要有时间，或者说能通过前赶后移腾挪出时间，他都会欣然接受。请他讲的主题都是与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相关的“三农”问题。在我们的主刊《农村工作通讯》和《农产品市场周刊》上首发他的稿件，也是我们的偏得。即或是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等中央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也总是找来先睹为快。有时我们之间还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经常交流和学习他所发表的大量文章，使我对他的经济学理论建树、对经济发展走势的敏锐洞察、对经济规律深邃的思考，在脑海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影像，对他那剖析经济问题的深刻赞叹不已。

　　集腋成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劳作，通过各种渠道，在多家图书馆、互联网、书报刊、资料库中寻找郑新立的著作和论文，力求完整地把郑新立的经济思想汇集起来，以飨读者。于是，共16卷约6400页、560多万字的《郑新立文集》面世了。在第一时间，我分享到了样书，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对于早年已经在报刊上读到的文章，虽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仍然觉得温故知新;对于一些首发的新作，有选择地认真读下去，一种大手笔、大思路、大智慧的感觉油然而生。

　　起于工业 升于经济

　　郑新立同志早年就读于北京钢铁学院，学的是采矿专业。改革开放伊始，科学和知识的春天来了。郑新立与时俱进，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之后，他乘着时代的东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工业经济专业。这是他日后成为知名的经济学家，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具有基层工业企业的实践经历，是其系统经济思想体系形成的起点。在此基础上，随着实践经历的不断丰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思维高度的不断攀升，加之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相结合，成就了他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学风，从而使他成了经济体制改革时代的弄潮儿。如果给郑新立的经济学说归个类别，称其是一套“实践经济学”，也是有道理的。尽管这样的称谓显得另类，但是，能够标明郑新立站在时代的前沿，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经济思想体系特点。

　　《郑新立文集》前12卷研究工业经济的色彩浓重。其中，第11卷、12卷是研究《21世纪的工业化》的专著。第11卷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考察和现状分析，阐述在新的世纪包括以工业产业为主导在内的中国经济要获得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下决心抓紧时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步伐，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素质。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者开出的“药方”是：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改善企业管理，建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完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环境。作者还从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要求出发，主张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应该统筹协调推进。

　　第12卷作为第11卷的续集，继续讨论中国21世纪工业化问题。这一卷在巩固制造业、提高企业竞争力、构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体系的经济思想统领下，利用11个章节分别研究能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机床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若干个产业的未来发展问题。每个产业用一个章节，从发展状况入笔，重点研究本产业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方向、途径，并且给出政策支持和措施安排的意见和建议。作者主张，不论哪个工业系统，都应该走专业化分工、社会化服务、集团化经营的道路，以专业协作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达到增强企业整体竞争力的目的。

　　作者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13年，前半期处于国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转变期，后半期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立期。2000年，作者转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这一期间，作者从事研究的侧重点的顺序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更新计划观念，转变计划职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作者的主要经济学建树是创建了发展计划学。作者用了20个章节，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阐述了发展计划学的内涵，明显表现出发展计划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而存在的客观性。作者从现阶段发展计划的基本特点起笔，重点讨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发展计划的编制及其技术。作者认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打破，但是，作为经济管理手段的发展计划仍然要发挥作用。特别是在资金运用、固定资产投资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还离不开发展计划的规范和指导。出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下的发展计划的不同要求，作者主张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张执行发展计划要有经济手段。《文集》的第8卷和第9卷，是我所见到的第一部将发展计划列为学科并且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期间，作者不但系统地研究了工业经济、产业经济和经济发展计划，而且还研究了现代企业制度、全民所有制的实现方式、固定资产投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一系列亟待经济学理论回答的焦点问题，形成了厚重的有见地、有思考、有精华的研究成果。这个时期，作者实现了研究领域由工业经济到国民经济的华丽转身。

　　起于微观 升于宏观

　　何为微观?深入到分子、原子和粒子内部结构或机制去观察物质，引申到观察事物，即为微观;何为宏观?不涉及分子、原子、电子等细微的物质结构及机制，在更广阔的空间观察物质世界及其所关联的机制即为宏观。用显微镜来观察生物的活性细胞以及相关联的碳链，是典型的微观;用贵州的“天眼”来观察太阳系、银河系以至到更广阔的宇宙天体，是典型的宏观。经济学说中引入微观与宏观的定义，得出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应属性概念，由此引出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支。读《郑新立文集》，我从中发现，这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部头著作，起笔于微观经济、升华于宏观经济的研究顺序暗含其中;以小见大、以短见长、以个别窥一般的视觉效果明显，这也是《文集》所固有的两个基本特征。

　　在全套块头不均等的554篇著述中，以一个单体企业或者一个地方行业调查为研究对象的至少有55篇，约占篇幅总量的10%。如果再加上日本、新加坡房地产考察报告，日、韩、德外贸政策比较，荷兰房地产抵押与保险业结合的经验借鉴，荷兰、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借鉴等10篇左右的国外考察报告，可将以单体企业或单一产业的微观研究著述比重提高到12%。其中，以研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的又占较大比重。具体的行业、企业调查，是作者研究微观经济的亮点。整套著作中，大约有50%的篇幅属于宏观经济研究成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经济链条在延长，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党的建设等各项建设关联密切。所以，《文集》中有一部分文著属于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理论相结合的复合型研究文体，很难界定是研究微观经济还是宏观经济。如果非要归类一个研究问题的范畴，也是不科学的。对于经济本体来说，微观是宏观的基础，宏观是微观的组合升级。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微观管理与宏观管理是相互促进、交叉进行的。因此，对经济现象及经济行为进行考察研究，宏观方法与微观考证并用的居多。文著学科的交叉，研究问题视野的拓宽，旁征博引的关联性增强，并没掩盖其经济学著作的本质特征。

　　《文集》研究微观经济问题的代表作主要有：“一个年产百万只北京鸭的养殖集团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顺义区前鲁鸭场调查”“汽车工业的产业特征和发展趋势”“新经济增长带——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思路”“利用外资促进行业调整的新探索——我国感光材料行业企业与柯达公司合资合作情况调查报告”“建设三峡物流中心，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华为：专利申请全球金牌的背后”和“日本、新加坡房地产考察报告”等一系列来自基层单位或一个产业的实地调查和思考。这样的研究成果基本特征是，数据、做法来源于经济实体，思考所得的建议和意见上升到宏观指导层面。比如，对顺义鸭场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养殖业要走农工商一体化的道路;联合发展能够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关键要有能够带领群众致富的企业家。又比如，对京九铁路沿线发展经济的思路，经过对沿线自然条件、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现状的研究，提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建议和意见。再比如，对日本、新加坡房地产的考察报告，通过对两国房地产经营方式、产业政策和法律等问题的解析，提出中国应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改革、健全为发展房地产产业服务体系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建议和意见。这篇考察报告出炉于1992年，当时中国住房制度还是国家配置的租赁制，作者提出住房商品化，无疑是一项很前卫的创新性思考。

　　读《文集》，使我为之一振的研究宏观经济并且进入国家决策层面的文章主要有：“关于设立由我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机构的建议”“确保全年8%增长速度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关键是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三篇应用型建议性著述。作者在“关于设立由我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机构的建议”中，通过分析这样做的战略利益、现实可能性、设立此机构的具体操作，提出了定位、名称、总部选址、高管人选、资本金规模和来源、推进路线图等六个方面的具体建议。此战略思考于2013年3月形成文本，同年4月19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干事曾培炎批示上报中央领导。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同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宣布建立亚投行的动议。2015年12月，亚投行正式成立。习近平主席指引中国开创了全球金融的中国元年。

　　“关键是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一文，是作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有感而发。文中主张，稳增长是今年(2015年)经济工作的第一位任务，调结构是经济发展新阶段必须实现的重大战略，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的关键在改革，文章从四个方面对统一认识和具体落实提出了的建议。特别提出了：“在经济快速成长期，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保持在经济增速的两倍左右比较合适。”作者认为，这样既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又不会产生通货膨胀。此文在《求是》2015年第4期发表。根据文章的据理分析和严谨的逻辑论证，我们相信，这篇文章对当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会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写于1998年4月“确保全年8%增长速度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一文，是一篇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1997年7月以后，从泰铢大幅度贬值开始，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货币币值相继狂跌，美国、中国香港股市跌破历史记录。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作者从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进出口和外汇收支三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计算和深入思考，提出通过发行国债扩大内需的建议。此文通过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上报国务院，朱镕基总理批示给当时的四位副总理传阅。四位副总理都从防止金融危机的高度上重视这个建议，纷纷签署意见。当月，国务院决定增发1000亿元10年期建设债券，同期，银行配套贷款1000亿，集中用于交通通信、农田水利、城市基础设施和环保、城乡电网改造、经济适用住房等领域建设。这项应急出台的经济政策有力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支持了当时的经济增长，成功把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转化成了发展机遇。中国1998年到2007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及时调整货币和投资政策功不可没。

　　起于深邃 升于通俗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应该有两大分支：一是理论经济学家，二是应用经济学家。以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为天职的经济学家，与理论经济学家相比，有着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工作指导路径。能够从现象中发现问题，把现象上升到理论高度来研究，从而给出抽象性的概括和总结，这是一种基本功。还有另一种基本功，即依据已经历史检验的经济学原理分解现实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成操作性措施，并且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益。对于为制定、修正和完善经济政策而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后者的基本功更为实际、更为难得。

　　在高层次上从事政策研究，能够把“大话”说“小了”，把深奥的原理说通俗了，把原则问题阐述具体了，应用研究水平高超、在解决很棘手的难题上表现出举重若轻，这才是真正成熟、大有作为的经济学家。通过读《郑新立文集》，我从中看出了郑新立作为应用经济学家的影像，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在所处的改革大潮涌动的时代，对于不断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所贡献出的智慧和能量。

　　深邃，源于功底。纵观古今中外，横看大江南北，各路经济学家不计其数，各种经济学说更是多如繁星。同类相惜，要研究领域互相照应、研究成果互相借鉴，是人之常情。读《文集》我还发现，郑新立先生研究经济问题、记录思考的行文方式，虽然也博采众长，却少见经济理论和前人著述的大段引用。少见旁征博引，不能说没有经济学理论支持。而相反，这正是作者真正将经过人类长期生产实践检验的经济学原理印在脑海，行文运用自如，能够用通俗的大众语言解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功底可见深厚。他主张对农村村庄进行整理，腾退出宅基地用于集体经营性项目开发和公益建设，这正是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经济学说的实践。他主张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进入市场，同国有土地同权同价，这正是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在改革中的具体应用。

　　思考的深邃，提出的改革主张、发展措施就会超前。作者于1990年在国家信息中心的专题研究报告中，及早地提出经济与社会发展要信息化的概念。那份报告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再是自然资源、历史条件等，而主要是包括知识在内的信息”。他在谈到信息化同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关系时，提出这“四化”必须以信息化为先导，要用“一化”带“四化”。回顾1990年时计算机技术的状况，还处于打字、处理表格和公文的初始时代，互联网进入中国大门，至少比郑新立先生提出信息化的概念，并且鼓动大力发展信息化滞后了6年以上。可见郑文的思想超前程度。

　　国家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经济系统的血液——金融，其政策应适应这样的变化做大幅度调整，作者正是及早地认识到了这一新情况、新要求，于1992年就提出了“建立国家进出口银行”的研究报告，并对其商业属性做出规定，对组织形式和创立步骤给出了操作意见。郑新立这样的设计问世不久，国家进出口银行真的建立起来了。郑新立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这样的战略决策?只凭读《文集》没法找到答案。但是，仅凭郑新立的建议先于国家决策这一点就可以断言，郑新立的建议至少起到了呼吁和舆论引导作用。

　　《文集》的文章按时间顺序排下来。读到后半部发现，作者对小城镇建设的思想也在不断升华。最早是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着笔，研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问题。作者主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推崇借鉴德国发展小城镇的经验。认为小城镇不但能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再就业的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避免大城市所出现的人口集中、住房紧张、交通拥堵、治安难保、环境退化等“通病”。作者认为，城市化如果出现上述弊端，说明这个城市化是值得研究的教训。作者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到，浙江省以各具特色的小镇带动产业发展，使小城镇有了大作为的经验值得推广。小城镇通过土地整理、村庄规划等可以收到集体节约用地的效果。由此，作者非常欣赏重庆的“地票”制度。土地的科学利用腾挪出新的用地指标，通过市场手段把土地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这一城镇化进程的“路线图”，在《文集》中明显得到体现。以盘活土地为突破口，立足于国情研究城乡一体化发展，让中国经济在人口红利消减的情况下，再造农村的土地红利，这是作者坚持呼吁的一个制度创新。这样的“新”，突出特点是适用。

　　通俗，源于“接地气”。总撰稿量达到554万字的大部头著作，与其说是作者用笔写出来的，莫不如说是作者用脚丈量出来的。作者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好河山上的经济学家。他经常白天上班晚上出发下去搞调研，坐车一边赶路一边听情况，凌晨进宾馆，上午或解读中央政策或到农村厂矿调查研究，下午再飞回北京安排第二天的工作。这样的日程表不是个别，占用星期天、节假日带着题目下乡搞调研，也是家常便饭。这段话是我的亲历。

　　我与《文集》作者，虽然没有同时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但是，由于我们之间政策研究、新闻报道的工作性质相契合，总有些业务来往，最早以读文熟人。进入新世纪，随着郑新立同志由国家发改委转回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职，我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业务往来更加频繁。我先后陪同郑新立同志到过浙江、湖北、天津、辽宁四个省宣讲“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当时中央的一号文件精神;先后陪同他到安徽、河南、黑龙江、海南等省就水库移民的脱贫致富、农村土地的流转、发展现代农业、宅基地管理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农村城镇化和特色小镇建设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作者能在零下30摄氏度低温的祖国最北端黑河市，在农机库房里同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谈国家农机具购置补偿政策的落实情况;能在34度高温的海南，与农民坐着小板凳在椰树下一笔一笔地算收入账;能顶着蒙蒙细雨在新乡土地整理现场了解村庄整理、宅基地置换情况;能顶着大雨坐车行走在大别山区的山路上，为的是进村亲眼看一看水库移民资金补助的公示榜单……正是作者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的行动，丰富了他的头脑，了解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有了丰富的“食粮”再思考，成就了《文集》的“优米之炊”。

　　成文，源于高度的责任感。及时把调查的情况整理出来，把调查过程中的思考记录下来，把调查与研究成果提炼出来，形成对国家经济改革及社会发展的真诚建议，从表面上看，这是政策研究人员应尽的职责。而能够把职责当成全天候的要务，在研究的质量和进入决策的效果上下功夫，这是源于职责、超于职责的行动。这样的行动，来自高度的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干部既清苦、又辛苦，经常是在别人熟睡的深夜奋笔疾书。饿了，泡一碗方便面;困了，在沙发上眯一会，“打地铺”也并不鲜见。正是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亿万群众的齐心协力，有为中国改革和发展孜孜以求的政策研究群体，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中国经济走上了持续稳定发展的轨道。因此，读《文集》，应向这个群体致敬。

　　(本文作者系中国农村杂志社原党委书记、社长、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