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初的包产到户试验和中国农村问题决策的制定;改革开放后，他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声疾呼，推动包产到户

　　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然而，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的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却规定“不许包产到户”。改革起点的两个标志事件竟然是“不等式”，而从中斡旋的改革推动者正是杜润生。

　　当改革的春风吹散阴霾，农村工作需要他时，杜润生第一时间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因为有农村工作经验，他被任命为1979年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农委”)副主任。

　　当时，包产到户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有争议的问题。在1980年召开的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1980年9月，杜润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发言，为国家农委代中央草拟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稿作说明，着重谈了处理好包产到户的问题。在杜润生发言前，与会人员对包产到户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大家的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

　　杜润生的发言只有2000多字，却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他在发言中讲了包产到户的由来、性质和好处，同时把各方的意见兼容并包，机智地选择了能够避开争论、容易统一双方认识的问题做文章。他阐明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暗中搞起来的包产到户，是解决长期以来没法解决的燃眉之急——温饱问题的好办法。

　　当时尽管受“左”的影响大，可哪个省的“一把手”敢夸口说自己省里没有温饱问题要解决呢?于是，听了杜润生的发言，相持不下的“一把手”们，对包产到户问题采取了妥协折中的态度，很快通过了代拟稿。

　　这份代拟稿便是后来著名的中央“7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杜润生在文件中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就是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从而让各界都能接受包产到户。

　　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始末

　　1981年7月18日，杜润生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汇报农村工作时，万里对他说，中央“75号文件”中有些内容给极“左”的人和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比如说“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农业改革在一些地区要突破人为障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万里提出，要考虑制定新的文件。

　　随后，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调查中许多农民的淳朴话语给杜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石家庄一个先进大队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一直让杜润生回味悠长。

　　10月5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文件草稿。文件草稿肯定了杜润生倡导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意见稿，并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通过后，杜润生建议将其安排在1982年元旦发出，作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和全国重视。中央有关领导当即表示赞同。

　　于是，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样，“中发[1982]1号”文件便诞生了，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多年来对包产到户的争论。这一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初步说明了“包产到户”不姓“资”，强调了要进一步注重放宽农村政策。

　　当时许多农民说，这份中央“一号文件”好比让他们吃了一颗“顺心丸”。文件发布后，到当年11月统计时，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198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加11.2%。

　　后4个“中央一号文件”的陆续出台

　　虽然1982年中央涉农“一号文件”打破了政策坚冰，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接踵而至，亟待回答。比如，是否允许私人购买拖拉机?农民能不能“倒买倒卖”、长途贩运?是否可以使用雇工等等。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成问题，但在当时则涉及争议极为激烈的大政方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杜润生又指挥部下展开紧张的调研，在各地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研究，同时继续争取最高层的支持，起草新的文件。

　　1983年至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都会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这4份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分别是：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这些“一号文件”总的方向是一步步消除“左”的束缚，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从而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政策基础。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同样主持起草了这几份有关农村政策的文件。

　　这5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绘制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整幅蓝图。作为主要拉动力的由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在此后一段历史时期，中央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特别是199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每年都会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曾有农民说“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立了大功，是农民的恩人”;有农村干部说“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方面军指挥员”等赞颂之词。对此，杜润生说:“包产到户是农民自己的发明，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本刊记者陈丽娜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