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上午，天气晴朗，凤阳小岗村的大牌匾在阳光下灿灿生辉。干净敞亮的街道上，游人三两成群，孩童嬉戏打闹，街道两旁白墙黛瓦的徽派小楼一幢挨着一幢，一些老人聚在榕树下聊天下棋。初进小岗村，感受到一片温暖和幸福。

　　小岗村的中央有一条宽敞的马路，名为友谊大道，在这条全长700米的大道上，坐落着一座大包干纪念馆，里面珍藏了一张由18个大包干带头人以按红手印方式签下的契约，他们互相约定：“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这份契约记录了时代的峥嵘，见证了改革的缘起和决心。

　　大包干是饿出来的

　　“当时真的是吃不上饭，一到秋天就得去要饭”，说起大包干之前的状态，18位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还是忍不住叹气，“要饭真的是太丢人了，但是不要又吃不饱饭，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严金昌家的日子原本还可以，1975年的时候，他在不到5分的自留地里种了生姜、辣椒、大葱，还养了一头母猪，母猪每年能生两个崽还能拿出去卖钱，够一家9口人糊口了。但是，他家因此被当成“走资本主义”的暴发户，接连被大队、公社批判了好几场。此后，他便和父母兄弟分头出去讨饭。

　　1978年以前，小岗村是凤阳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岗村饿死了67人，绝了6户人家。1978年，凤阳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小岗人头上。作为一个生产队，小岗“大集体”的弊端不断显现。“当时就是算工分，干多干少一个样，只要每天按时出现在地里就行”，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告诉记者，“平均主义”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谁都不愿真正出力干活的局面，“谁都不干，怎么可能有粮食吃。”

　　生存的问题把小岗村逼上了绝路，他们开始有了打破平均主义的想法，当时为了不突破政策红线，先试验分成两组，然后四组，再到八组，“两组、四组的效果不明显，一直到八组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了，那个时候积极性稍微好了些，但还是不够。”关友江说，“反正都这样了，大家就决定把地分得彻底些，分到个人手上。”1978年11月24日，严金昌、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等18户的户主在严立华家的茅草房里，借着昏暗的灯光，齐齐在那份“保证书”上摁下了红手印。之后，队里的土地按人均4亩半划分，有的多点有的少点也没有人在意，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第二年就取得了大丰收，“那一年真是人努力天帮忙，粮食多得都吃不完”，说起这个，关友江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

　　大包干纪念馆内展出的一组数字记录了1979年的大丰收：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之前20年产量的总和;交售粮食6.5万斤，自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交售油料2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归还贷款800元，小岗村历史上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虽然成果是喜人的，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分田到户的做法依然是政策明令禁止的，小岗村能够从绝境中杀出一条路，除了自身努力外，与时任领导的包容也有很大关系。据严金昌回忆，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同情小岗村民的境况，他说：“只要你们交齐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并带头还贷款，还叫你们干下去。”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在小岗视察后提出，“春耕大生产已经开始，不管用什么形式，一律不动，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由地委负责。”直到1980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到小岗村。在严宏昌家开的座谈会上，万里对小岗的包产到户明确表示：“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对于有人批评小岗在“开倒车”的说法，万里说，只要能对国家多作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岗村用生动的实践验证了包产到户能够激发生产力这条真理。此后，大包干在全国推广开来。

　　幸福是干出来的

　　包产到户后，小岗村民的日子变化很大，从吃不上饭到家家余粮吃不完，从茅草房修成了瓦房，从牛犁地换成了机械耕地，大包干迸发的活力让小岗村民走上了幸福的道路。但是之后的20多年，小岗村一直走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道路上，秉承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广大安徽农村一样，经历着粮价波动、罚款摊派、增产不增收的历史种种。相较于小岗的名气，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了。“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儿”，这是关友江对小岗村大包干后20年的总结。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04年初，那一年，安徽省财政厅挂职干部沈浩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来到了小岗村。

　　刚到小岗村的沈浩发现，这个村与他想象中的明星村不一样：从县城开着车都要半天才到，没有像样的道路，都是泥泞路，还得绕来绕去。村里没有集体资产，还欠着账。在这里工作，吃住都成问题。这样的发展环境，跟其他名村比起来，差别太大了。

　　落差并没有绊住沈浩的脚步，带着一定要让小岗村大变样的信念，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就走遍了全村108户，对各家各户的情况了若指掌。“要想富，先修路，沈浩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严金昌告诉记者，沈浩从省财政厅申请了50万元的修路赞助款，“刚开始村里打算从外面请工程队，但最低报价是58万元，没办法，我们就自己干，这样不仅能省钱，还能让村里人挣些工钱。”修路的那些日子，沈浩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扛水泥、拌砂浆。“有一次，看到刚拌好的水泥浆漏了一地，他生怕浪费了，一时又找不到铁铲，就用手把水泥一趟一趟捧到路面上，弄得全身都是泥浆，手也烧起了泡……等路修好了，我们一算账，整整省了20万元。”严金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触颇多。

　　紧接着，沈浩给小岗村定下了三步走的战略。“先是搞高效现代农业，实现科学种田，然后利用小岗品牌发展旅游业，接着就是招商建工业。”严金昌告诉记者，要实现三步走的战略，最终要解决土地零碎化问题，2006年，沈浩在村民大会上提出了酝酿已久的发展思路：把土地集中起来，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为龙头，整合资源搞适度规模经营。全村1800亩耕地，扣除前些年办的400亩葡萄园，村民以土地持股的形式成立合作社。“流转土地刚开始村民可不支持，都说以前分田到户，现在都要收回去，是开历史的倒车，还有涉及祖坟搬迁的，工作更是难以做通”，作为当时与沈浩搭班子的村主任关友江告诉记者，沈浩真的是拿出了钉钉子的精神，发动干部，发动乡贤，一家一户地做工作，“有的人饭桌上答应了，饭后就反悔了，沈浩都气得流泪”，靠着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大家慢慢被感动，逐渐接受也逐渐想明白了，沈浩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家好。

　　从那一年起，小岗村开始平整土地，引进企业，热火朝天搞建设，很快，优质葡萄由原来的80亩发展到200多亩，亩均纯收入3000多元;建起了小岗村养殖示范区、“大包干纪念馆”“红色旅游”，吸引了大江南北的游客;先后开办了钢构厂、装饰材料厂、节能电器公司等企业;开通了有线电视、自来水，兴建了居民小区和卫生服务中心，争取资金修建了14公里柏油路，解决了小岗村行路难。2006年，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5000元，“20年没有迈进富裕槛”的瓶颈，在沈浩任职的第三年被突破。

　　3年后，沈浩即将结束下派回省城。包括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在内的98位小岗村民，将摁着红手印的挽留书呈交到安徽省委组织部，要再“扣”沈浩3年。省领导征求沈浩是否愿意留任时，沈浩选择了留下。直到突发心脏病于2009年去世，沈浩用一腔热血为小岗村的腾飞筑就了坚实的基础。

　　小岗梦也是广大农民的梦

　　小岗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严金昌在沈浩的建议下开了一家农家乐，起名“金昌食府”，生意是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每年都能有个10来万的收入。他有7个孩子，除了小女儿嫁到江苏，其他6个都回到了村里发展。“老大、老五、老六开饭店，老二开超市，老三开浴室，老四是女儿，现在一家子跟着老五干。”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小岗视察并参观了“金昌食府”。严金昌对于当时与总书记的对话还能背诵如流，“我跟总书记说，小岗有小岗梦，就是到2020年要把小岗打造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村民幸福的新小岗。总书记说，小岗梦也是广大农民的梦，祝你们生活越来越好。”

　　如今，迈入新时代的小岗村正在开启新的改革征程。据了解，小岗村已完成或正在推进的改革试点共12项。目前，已全面完成小岗村1.36万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发放证书875本，发证率达100%;已完成小岗村农村宅基地和农房权属调查、分户测绘工作;已发放14户抵押贷款75万元，这些举措逐步从小岗村向全县面上推广。

　　此外，小岗村还在推进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和“三变”改革试点，以小岗村品牌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小岗村创发公司，赋予小岗村民股权，让村民真正变成了股民;制定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试点方案和流程，目前首批家庭农场融资风险补偿基金10万元贷款已发放;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现代农业发展、旅游经营等贷款贴息办法，目前正在征求意见……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820万元，同比增长20.6%;小岗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6元，同比增长11.98%。

　　夕阳下，严金昌站在“金昌食府”的门口，乐呵呵地与上门攀谈的游客唠着大包干的惊心动魄，话着沈浩的逸闻趣事，每至谈话的结尾，必然要自豪地复述一遍与习近平总书记的对话。

　　余晖洒在严金昌的脸上，岁月刻画的褶皱挤在一起，发自内心的笑容折射着幸福和对明天的向往。

　　小岗村一定会像总书记祝福的那样：生活越来越好!

　　(本社记者王翔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