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地方简单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效果，有的部门为了凑数只好挖空心思“泛化问责”，最终造成基层干部“躺枪”。凑数式问责背后心态多样，有的为“拼凑政绩”，有的是“捏软柿子”，有的为“息事宁人”，有的是“敷衍塞责”，其本质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但现实中，一些问责却变形走样，变成了凑数式问责，凑数式问责不是不问责，而是乱问责。如有地方为了完成上级部门对他们的考核要求和任务，对每个村都问责，查不出“大问题”，就找“小线索”，甚至小题大做、吹毛求疵。比如山西部分教师放假后AA制聚餐被批评，湖南某教育局办公室有零食被通报，河南某医护人员丢弃半个馒头被通报为“四风”表现……

　　有些部门还会在考核期限前搞“突击执法”或“钓鱼执法”，完成了数量才不会被上级部门问责。尤其是基层干部成了凑数式问责的最大受害方。柿子挑软的捏，基层干部就是好捏的软柿子，他们成了凑数式问责瞄中的靶子。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问责本是约束权力责任，进行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重要手段，但凑数式问责让问责泛化、虚化，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误伤了被凑数式问责的基层干部，却可能放过了本应被问责的官员，让问责的“利剑”凌空蹈虚一顿乱舞。这不仅是一种问责走偏，更是一种问责“变异”，也是一种权力滥用。这样的乱问责，才最应被“问责”。长此以往，凑数式问责会斫伤基层干部干事的激情与动力，也会助长官官相护的风气，真正的违法乱纪者却能逃避惩罚。这种乱问责比不问责更坏，如果不问责是“消极作恶”，凑数式问责则是“积极作恶”。

　　对此，首先要能取消问责的数量和任务指标，问责不能搞摊派，不能搞数量指标，要能建立健全问责标准，要严格依据问责标准实事求是，确保精准。同时，还要引入社会监督，问责过程要能做到公开透明，对社会公开，请媒体与公众监督。而对于凑数式问责、乱问责、不问责，要先对这些有违问责要求的假问责、不问责、乱问责进行“问责”，进行整治，这样才能磨砺“问责利剑”，让问责机制高效而精准地运行并发挥出应有作用。

　　(湖南省常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