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0日-27日，在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统一安排下，受台湾农民团体干部联合训练协会邀请，笔者随同大陆农业新闻媒体参访团一行到台参访。期间，笔者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考察调研了台湾地区推进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做法。

　　以20世纪60年代末《农业政策检讨纲要》发布为始点，我国台湾地区由“抽取”农业农村转向“支持”农业农村，由此开启真正现代意义的乡建探索。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台湾农村建设政策简要梳理

　　20世纪60、70年代，在台湾经济腾飞中，台湾农村也经历工业化城市化下的衰败和凋敝：大量农村人口外移，特别是青年人向都市集中，同时呈现在地农民出现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受经贸自由化和国际市场动态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农业产业出现低效益化;由于台湾投入农村建设的资源有限，公共设施不足，公共产品供给的缺乏，农村建设滞后，城乡差距呈现扩大化;此外，受传统耕作方式(施用化肥农药)等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由此，还派生出农村文化特色丧失等问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台湾当局推出一系列政策，力促农村再生。

　　1969年，台湾颁布《农业政策检讨纲要》，提出平衡工农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把经济发展政策方针从“以农业培育工业”调整为“以工业促进农业”。1970年和1972年相继出台了《现阶段经济建设纲领》和《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开始有计划地推进农村建设。80年代末期，台湾地区启动了《坡地农村综合发展规划暨建设计划》。1991年出台了《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提出要建设“发展农业、照顾农民、建设农村”的富丽农村。1997年，提出了《农村综合发展规划及建设计划》，提出发展效率与安定的现代农业，建设富裕与自然的“富丽农渔村”，培养有信心与尊严的现代农民的2l世纪“富丽农渔村”建设的蓝图。1999年发生“9.21大地震”后，以灾后重建为契机，重点规划并重建震灾农村聚落。2001年7月，制定了《农业中程施政计划》。随后，启动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2002-2004年)，着重引导民众认同自己生活的所在，共同营造社区，创造“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把社区营造成“不是家乡亦成新故乡”。2008年，推出《农村再生条例》，十年分两期共投入1500亿元台币(新台币，下同)，后追加成2000亿元，协助社区团体，进行由下而上的在地居民自主行动，以促进农村土地活化吸引年轻的农家子弟回乡，并且改造农村生活空间，以提升农村生活质量。现在，台湾地区提出进行“地方创生”，并确定2019年就是“地方创生”元年，目的在于帮助地方发挥特色，吸引产业进驻及人口回流，繁荣地方，进而促进城乡及区域均衡适性发展。

　　台湾地区推进乡村发展的基本做法

　　在推进乡村建设和发展中，台湾地区注重培育农村社区的自主内生发展能力，其做法或经验突出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

　　注重制定发展计划。不仅在宏观层面注重制订规划计划，在微观层面也非常在意，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往往处于被动的政策对象成为制订实施政策的参与者。比如，制定“农村再生政策”时，由“当局—地方行政部门—农村小区”共同构成行政管理体制：首先由台湾当局相关部门制定“农村再生政策方针”，提出农村建设的宏观方向和政策目标;再由下一级行政负责单位制定“农村再生总体计划”和“年度农村再生建设计划”，核定政策资源投入，提出地方农村发展的明确目标和短期计划;愿意参与再生计划的农村社区，按照农民自主自治的精神，整合当地组织和团体，拟定计划书，报请核准，再向相关机关申请经费。一旦申请成功，相关单位会加以督导以严格按计划推进。在台湾地区，一个农村社区，可能会同时执行几个、甚至十几个计划：小区总体营造计划、古迹与历史建筑的小区守护计划、地方文化馆计划、小区规划师培训计划、产业文化计划、漂鸟计划、有机农业、涉及农村土地活化的农村重划等等。这些计划，都列有专门预算资金。

　　注重进行宣导教育。宣导教育配合是推进乡村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宣教内容主要是绿色发展理念、环境保护生态保育等，通过课程设计覆盖到每个年龄段的人。以三芝八贤村共荣社区为例，20世纪80年代因福寿螺灾害入侵加上累积天灾灾变，耕地凌乱破碎，人口老化，文化失传，产业萎靡，就业困难，社区衰败严重。近年来，在“农委会水土保持局”辅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教育活动，确立了生态生产发展思路，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在社区建起了一个生活污水的净化系统。《农村再生条例》要求一个社区要加入“农村再生计划”，必须先实施“培根教育”，社区居民须先报名参加完规定时长的教育课程，从而为社区农村再生计划的研拟和落实凝聚共识、注入软实力。

　　注重村民意愿表达。乡村社区建设中愿意倾听，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并由此获得村民普遍支持和参与，也是台湾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听会伴随社区建设中所有涉及社区居民的每个项目、每个计划。以北埔乡南埔社区为例。2006年，先是由社区居民亲自参与方式共同讨论，提出愿景——打造“黄金水乡”。随后让社区居民提出对于愿景规划，以及推动后续工作的执行分配，并在2008、2009年申报再生计划时，让居民充分提出个人意见，并互相交流与讨论。最终，在2010年12月17日再生计划讨论课程中，经社区居民提议及推选，组成“南埔小区再生计划执行委员会”，负责再生计划推动事务。以“南埔小区再生计划执行委员会”为例，总共17位委员中，社区居民就有10位之多。

　　注重多元力量参与。参与社区建设力量非常多元，是台湾推动乡建的重要特征。除官方渠道外，还有社区外的各类社团、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社区协会、返乡人士、志工等。在具体的架构中，往往是“一主多助”格局。主持乡村建设的主体往往是社区发展协会，协会的理事长往往又是热心公益的乡贤。以大湖乡姜麻园休闲农业区为例，这个农业区就是热心大叔刘盈科带头搞起来的。现在刘盈科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像乡村规划师、高校教授等专业技能人士帮助规划、进行辅导等这种外来力量参与乡建，在台湾也非常普遍。这种规划辅导有的需要费用，有些是公益的。受大环境影响，台湾参加志愿公益成为社会主流。

　　注重专项职业培训。台湾地区围绕农村社区建设目标，非常重视在地从业者专项职业技能的培训。以南投埔里桃米社区为例，2000年确立建设“生态村”的目标后，便开始积极策划参与休闲产业的专业训练，在有关部门的辅导协助下，与世新大学观光系、观光产业界人士、特生中心共同完成“旅游从业人员职训班”“导览解说人员职训班”“乡土菜餐饮职训班”“民宿从业人员职训班”等基础教育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培训活动是持续的，往往会结合从业者需求，持续进行课程提升。

　　注重培育在地产业。在农村建设与发展中，设法活化地方产业，对本地历史文化与当地特色资源(特别是农产品)进行挖掘，进而培育特色产业，成为普遍共识。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院长卢虎生告诉笔者，观察所有成功的再生乡村，无不是培育出自己的在地产业。南投竹山几年前还是一个人口从8万人降到5万人的没落小镇，火车无法抵达、公交车要转车、出租车不好叫，一到晚上7点，便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近年来，当地大打“竹子”牌，搞起了“竹”主题民宿、餐厅，制造各种竹管、竹杯等文创产品，一举成为远近闻名的“竹山小镇”。

　　注重节庆活动营销。在台湾，节庆很多，五花八门，几乎只要能想到的农产品，都会有一个节。这些节，有的是官办，有的就是社区居民自己办。通过办节，一是打响品牌;二是销售产品。以苗栗县三湾乡铜镜村为例，2009年开始办起了颇具地方特色的“Honey蜜糖节”。此外，在很多社区，每个节假日都会举办“农夫集市”，在地农民可就近在集市上出售季节性农产品。

　　注重政策高含金量。以《农村再生条例》为例，根据2008年制定的政策，共十年安排1500亿元来推动，后又追加为2000亿元。全岛4000多农(渔)村，平均每个村达5000万元。2018年为农业缺工列预算2.6亿元，用以支付“农委会”农事团的薪资。2008年配合推动年金制度，将农民老年福利津贴纳入实施。2018年编列农业预算1312.19亿元，其中包括老农福利津贴474.76亿，占总农业预算36%。现在每位参加符合条件的65岁以上老农每月都有7000元养老金。

　　注重地方文史挖掘。建一个村史馆，修一座老旧屋，由此构建起在地居民对社区共同记忆，连接起大家的浓浓乡情，是台湾地区农村社区加强凝聚力的普遍做法。“利益共享”是台湾社区共建的关键，利益不是单纯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构建起乡民对乡土的信心。这种信心增强无论是来自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文化，还是共同生产生活体验，关键是构筑起村民之间的感情。在参访的10个社区，都有一个专属讲述村史的标志场所。这些场所往往是经过精心修缮、精心布置的百年老屋，细致地展示村里每一个能够记录的历史瞬间。以新投北埔乡南埔社区锦绣堂为例，这座老房建于1882年，是当年先民从福建移来时依山建起的第一座大屋，有着一棵樟树与一头牛的故事(因为建房要搬原住居的樟树，后来用了一头牛来换)。现在这所老屋经修缮恢复成原样——客家样式建筑，不但成为社区居民见证村庄变迁的活物，还成为游客的重要参访点。

　　注重长远可持续发展。台湾地区之前也走了一段弯路，先经济后生态，先污染后治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力进行垃圾回收。在农村也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垃圾分类回收。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在达到55%垃圾回收率。不少乡村从保护环境出发，都采用预约参访的方法，主动限流。苗栗县三湾乡铜镜村林秀英说，社区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做硬件，不能做太多非社区元素的东西，否则将来坏了也不能修。

　　台湾地区乡村发展面临四重困境

　　尽管几十年来台湾地区不断推出提振乡村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公允地说，这仍然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衰败的趋势。整体上，台湾的乡村发展面临四重困境：

　　不可逆转的人口流失。多年来，空心化、老年化几乎成为笼罩台湾地区乡村社会的一个梦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台湾地区的乡村社会开始了人口的大量流失，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台湾乡村尽管有整洁的道路，漂亮的楼房，优美的环境，但难觅人踪。笔者这次参访的村庄，除少数在市镇的社区，白天是少有人见。为了吸引有生力量到农村去，台湾当局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有“农村再生青年回乡筑梦计划”“青年回留计划”“青农计划”等，名目繁多。根据台湾地区的青农计划，一个有相当的学历的青年人，只要愿意到农村去发展，当局提供几乎是从技术培训、资金支持、营销帮助等一条龙的政策性支持，此外还有一些纯奖励性支持。但就是这样，台湾地区的青农计划仍然吸引不到足够的青年人。

　　缺乏有内生活力的经济支撑。如果从技术和硬件指标来看，台湾的农业和乡村现代化水平很高，但这种现代化缺乏内生经济活力。这来源于台湾狭小市场空间的限制。无论是传统生产性农业，还是新兴旅游产业，抑或是精深加工业，建构在岛内2300万人口消费基础之上的台湾乡村产业，难言其发展前景。笔者此次参访中，不少稻米生产者，乡村游业者，无不是对此哀叹：生产出来，要么卖不掉、要么卖不出好价格，建得民宿少有人来住。

　　争取政策性支持受所谓政党选举影响。每次地方选举时，候选人都会在争取上级支持作为重点竞选承诺重点。

　　丧失真正的历史文化之魂。这次参访社区，都很重视历史挖掘和文化开发，但最多就能追溯上120多年，就觉得很有历史。这种去中华文明的自我阉割，使得台湾乡村不得不从短短的一百年里去寻找精神支柱。这也直接导致乡村发展中人们的文化历史错乱。这表现在台湾乡村社会里的人，丧失长远精神支柱和产生主体文化混乱，进而导致一种精神文化层面的心理分裂，往往会陷入低层次的理念认知，难以从悠远的历史文化到找出有价值的认知归属。

　　对大陆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点启示

　　台湾地区乡建政策措施、有效做法和面临的困境，之于当前大陆地区正在全力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提供借鉴。

　　一是大力培育村民主体意识。把社区的事变成自己的事，在任何地方都是比较难。社会实践充分证明，仅是靠政策激励肯定不够而且不牢固不持久。应借鉴台湾地区做法，进行长期有计划的教化培育。这种教育应该是全面系统的，可以学校教育、培训机构培训甚至是社会团体来举办课堂，同时在内容方面不仅包括技能技术培训，更应注重情怀情操养成，培养农民的社区(村庄)主人翁意识和乡贤回馈乡梓的情怀。只有他们真正意识到村庄的发展，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才会真正动起来。当然这种意识和情怀不可能短期内养成，需要有足够历史耐心。

　　二是积极开发农村多种价值。乡村衰败说到底是人的减少。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一份有前景(好玩)的产业是能否留住人(吸引人)的关键，对青年人来讲，这一点更为重要。应借鉴台湾多元化开发农业农村价值的做法，为地方创造出更多新行业新职业。当前我们可以围绕“吃、住、玩、学”四字做些文章。吃，做精致特色菜食，人人都成为大厨;住，建精致特色民宿，人人都当旅店老板;玩，生产地方特色文创产品，人人都是艺术家;学，进行农事体验教学，人人都当培训师。这样，一方面能稳住在地方谋业的人;另一方面，还能吸引外来的人。实现人与业的有机结合，就能创造出我们乡村实现自我持续发展的最大内生力量。

　　三是生态环境保育保护优先。台湾的经验和教训已表明：不重视生态的发展将付出沉重代价;以生态环境保育保护为前提，乡村同样可以发展好，而且这种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等方方面面，其战略目标是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个子系统的目标系。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在推进乡村建设和发展时，很可能碰上目标冲突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预先排好目标位次，明确将生态环境保育保护优先。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任务仍然很重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技术性处理，以不恶化生态环境为底线，守好保护生态环境的红线。

　　四是同步改善人居人文环境。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农村道路、房屋、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力度，花大力气改善人居环境硬件，另一方面，应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切实加强地方文化、民俗、共同历史和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并进行适当开发。这样，不仅能有效增强乡村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也能大大丰富乡村本身的价值内涵，进而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增值。

　　五是尽量将市场前移到村头。产销对接不畅，是农业发展中遇到的普遍性难题。台湾地区“在地销售”“地产地销”，把产品卖出去，还要卖出好价钱，把流通增值最大限度留下来，这种把市场建在村头的做法值得借鉴。我们应加大农村市场建设力度，特别在乡村恢复或创建“小集市”，努力把每个村庄都变成一个出售本地产品的卖场。这种市场前移更多的是着眼微观层面，并不因此而排斥区域性、全国性大市场的建设。绝大多数农产品都是快消产品，需要大市场来快速流通。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人口分布情况、社会具体管理制度、市场体量及自我循环能力等存在较大差异性，台湾地区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之于大陆的乡村振兴会也存在相当局限性和不适应性。如何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还需要我们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走出一条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农村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