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提出明确要求。乡村振兴离不开人，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顺应民意、鼓舞人心。破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人才瓶颈，关键要搞清楚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支撑。

　　谁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乡村振兴主要的力量有以下几类人：

　　一是新型职业农民。多年来，国家在新型职业农民方面的工作重点是培训和培育，但有一项基础的工作没有做，就是建立职业农民制度。这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已经作出部署。借鉴欧美国家经验，职业农民制度的核心是“注册农业经营者制度”，即按照“公司法人经营者”“合作社法人经营者”“自然人经营者”(主要为家庭农场)对职业农民进行注册登记，国家支农资金分类投入。

　　二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者。在既有约束条件下，通过提升产权强度扩大经营规模的空间已经有限。目前，在农业生产环节分工基础上提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对提升农业经营效率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一部分社会化服务提供者本身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是农业播种、收割、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技术服务的主体，即“替农民种地”的人。但未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范围将大幅拓展，一批专门从事农业金融、保险、电商、物流的人才将会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力量。

　　三是真正的“新乡贤”。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德治水平，离不开“乡贤”的率先垂范、积极推动。要发挥好“乡贤”作用，需要一套合理的治理体系与之配套：一是“乡贤”的权力不能太大，至少不至于对村民形成经济上和宗法上的制约;二是自治体的设置要合理，利于各类“乡贤”发挥作用，不至于使一部分人落入边缘化境地。倘若制度不合理，“乡贤”变为“村霸”或在一念之间。这件事要引起重视。

　　除去以上三类人，乡村振兴当然还需要科技、教育、文创、法律等各方面人才共同努力。但是这些人完全可以通过兼业或者志愿服务等方式支援乡村，不必非得下到或者回到农村，更不必被戴上“城归”的帽子。

　　逆城镇化人口如何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过程中，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发挥作用，这就是逆城镇化人口。逆城镇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必然趋势。逆城镇化与城镇化并非对立关系，它本身是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也是城镇化进程的一部分。我们通常可以把在农村或者接近农区居住的非农业人口看作逆城镇化人口。从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出发，一定数量的逆城镇化人口对于乡村振兴有特殊的助推作用。

　　首先，逆城镇化人口能够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从世界经验看，多数国家的逆城镇化人口尽管不从事农业，但大多与农业产业链关系密切。他们可以在发展休闲旅游、生态康养、农业服务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方面大有作为。这些人通常具有资本和技术优势，能够带动广大农民进入现代经济分工体系，从而提升农业产业的总体竞争力。

　　其次，逆城镇化人口能加快实现乡村善治。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是逐步把传统的村庄共同体转变成为现代熟人社会。现代熟人社会既不同于传统农村中的熟人社会，也不同于城市的匿名型社会，要求社区成员既脱离了共同体束缚和对社区强势者依附，同时又因比邻而居的日常生活形成公共交往。逆城镇化人口经济条件、知识基础好，能够聚集相应的资源，更容易实现协商与合作。他们的融入能够加速传统乡村共同体的现代转型，从而加快实现乡村善治。

　　需要注意的是，从一般规律看，中国逆城镇化的大潮流显然尚未来到。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城镇化、逆城镇化共同推动的要求，更好发挥逆城镇化人口作用，还需要端正以下认识。

　　第一，高度城镇化是发挥逆城镇化人口作用的前提。将来我国也还会有三四亿人生活在农村，那么三四亿人生活在农村是一个什么状态?据测算，当我国农村人口达到3.5亿时，城镇人口约为11亿，城镇化率约为75%。如果各方面条件适宜，上述目标大约在2030-2035年前后实现，这一时间恰好与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节点相吻合。而且城镇化率75%左右也是城镇化速度下降、逆城镇化人口大规模出现的交汇点。

　　截至2017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8.52%，城镇常住人口约为8.13亿，这其中包括2亿多户口在农村，但在城镇工作生活超过半年的人口。如按这个口径计算，农村人口还有大约5.7亿。这一数字离总书记说的三四亿人生活在农村的未来景象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全面发挥逆城镇化人口作用，首先要走出一条高质量的城镇化之路。

　　第二，逆城镇化人口有特定的居住空间和居住形态。如果各方面条件合适，可以对2035年前后中国城乡布局作如下估计：大中小各类城市3000～4000座，承载人口约11亿;大型农村居民点2万个，承载人口约2.5亿;小型专业农庄300万个，承载人口约1亿。

　　大型农村居民点将是逆城镇化人口主要居所，这些居民点可以由现在的建制镇收缩或者大村庄扩张而成。

　　从居住形态看，环境优美、舒适宜居的低密度社区将会是逆城镇化人口的优先选择。逆城镇化人口通常属于中产阶层，他们对住房、消费、环境、公共服务都有着较高要求。现在有不少人选择购买远郊的社区(小镇)休闲度假，还有一些人选择到气候宜人、山清水秀的地方购房养老。这些人实际是逆城镇化人口的先遣队伍，他们的选择表达了逆城镇化人口的普遍需求。

　　另外，大量研究表明，居住在低密度社区中的人更容易形成紧密的邻里关系并开展公共交往，这也是前述逆城镇化人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促进作用的一个基础条件。

　　当前土地制度、区划制度、人口和户籍政策的不完善造成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制度壁垒和资源错配，不但阻碍城镇化推进，也影响了逆城镇化人口的回流。落实好总书记指示必须进一步加大上述领域改革力度。

　　乡村人才振兴要避免哪些误区

　　人才支撑乡村振兴不能搞“垒大堆”，个别地方在落实中央要求过程中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应注意避免。有一些人实际上不适合或不愿意留在农村，对这些人，应该创造条件帮助他们留在或者进入城市。当然，前提是尊重其个人意愿。

　　一是深度贫困人口。深度贫困人口或者生活居住在生态脆弱地区，或者身有残疾行动不便，总之无法就地完成有效的生产活动。他们进入城市能够得到更有效、更人道的帮助，国家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也更低。

　　二是劳动务工群体。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支撑起了中国经济发展，也加速着中国城镇化步伐。有些地方借乡村振兴之机鼓励他们回乡创业。实际上，他们当中有创新创业能力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要通过辛苦劳动换取报酬。显然，在城市找到合适工作的机会更多。在刚刚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要进一步畅通农民工进城的渠道，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使其有意愿、有条件留在城里。”

　　实际上，乡村人才振兴的根本是人才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是最高效的，这一道理对人才资源同样适用。城乡融合的制度环境下，人才会选择到最需要自己、同时自己也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论这里是乡村还是城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