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农”领域,尽管农村能源涉及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多个方面,对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却不是一项为人熟知的工作。从业35年,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首席专家李景明可以说见证并推动了农村能源行业的发展,走近他,同时也走进了中国农村能源的“进化史”。
清华来的“小炉匠”
李景明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父母都是学校的老师,1984年从清华大学力学工程系热物理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工作。刚接到分配通知时,李景明是抵触的:工作与专业不对口,对“三农”毫不了解,工作单位离家远……他迟迟不肯去农业部(现为农业农村部,下同)报到。直到接到农业部的“最后通牒”,李景明才来到了农业部。然而这一来,就是35年,从未离开。
当时的农村能源行业,处在解决农村用能短缺和水土流失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农村燃料短缺问题十分突出,很多家庭锅里有粮,锅下没柴,为了找燃料,农民纷纷去山上砍柴,去地里挖草,水土流失严重。针对这些问题,196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农村烧柴问题的指示》,提出烧柴问题是关系到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一件大事,各级领导必须从关心人民生活出发,切切实实解决农村的烧柴问题。农村能源领域当时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是用省柴节煤炉灶提高农村用能效率,减少浪费;二是用户用沼气替代传统用柴用煤的生活方式。李景明来到农工院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跟着同事做省柴节煤炉灶的研发。
要开发省柴节煤炉灶,就要先了解农村的用能现状。那时的农村,交通不便,李景明跟着团队去调研,都是先到县里,再想办法从县里搭上运输的卡车,坐在卡车后斗里去村里。从浙江嵊县,到江苏大丰,再到山东即墨,一路颠簸,暴土扬尘中,那个城市大院里长大的小伙子,看到农村的落后,感受到农民的淳朴,渐渐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他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农民,为他们说话,解决他们的困难。
农村当时的民用炉灶大多是非常简单、传统的大锅灶,燃烧不充分,没有排烟系统,一旦生火做饭,室内就烟熏火燎,空气非常呛,时间久了房间四壁都被熏黑。不仅如此,农民还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捡柴,在浙江嵊县调研时,李景明甚至听说有人在山里砍柴掉下山崖身亡。为了给农民提供既省柴又干净的炉灶,李景明每天都穿着一件蓝大褂,跟着前辈们在农工院的一间小屋子里做试验,被大家称作“小炉匠”。他们自己搭灶,尝试着改变传统炉具的结构,增加炉排提高燃烧效率,安装烟囱方便烟尘排出,他们还购买仪器测试灶内燃烧温度,测试排放的气体成分,反复试验。在他们的努力下,传统炉灶不到10%的燃烧效率提高到了30%,不仅省了柴,厨房的烟尘也少了很多,农民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他们还申请了发明专利,并建立了相应的省柴节能炉灶产品标准和测试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清华的“天之骄子”到穿着蓝大褂的“小炉匠”,李景明和农村能源的缘分开始了。
农村能源的“活化石”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逐渐认识到仅仅通过省柴节能炉灶和户用沼气不能完全解决农村用能问题,开始考虑利用多种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其他生物质能来共同为农村地区提供能源供给,提出了农村能源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农村能源开始进入了综合建设阶段。这时的李景明,也开始投入到农村地区太阳能热水器的研发工作中。
和太阳能的渊源,得从李景明的父亲说起。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非常重视。会后,北京市科协专门组织了一批专家研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李景明的父亲受邀成为专家组成员,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批研究太阳能的专家之一。耳濡目染,李景明对太阳能的了解起步很早。工作后到农村调研,看到农村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李景明加入了农业部牵头组织的太阳能热水器研发工作中。为了选择让老百姓可以接受的物美价廉的材料,太阳能热水器最开始是用汽油桶、塑料袋装着水,采用焖晒的方式进行加热。后来为了提高太阳能转化效率,利用新的工艺手段,逐渐发展为铜铝复合材料的平板式设备,不仅对太阳能的吸收更充分,而且复合材料强度更高,更适合农村地区使用,在农村地区普及开来。
1993年,李景明进入农业部环保能源司,从事农村能源政策法规制定、标准化管理、技术推广和宣传培训工作。1998年,进入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负责农村能源与资源环境技术推广、项目管理、国际合作工作。事业发展逐渐进入轨道,李景明开始思考:农村能源行业要发展,最重要的是要通过企业把技术转化为产品,再把产品推广到千家万户。但那时农村能源行业基础很差,缺乏行业标准、产品标准,企业大都是家庭作坊,管理水平差,技术含量低。李景明一方面从事基础性研发工作和标准建设工作,先后主持和组织农村能源领域标准制修订项目100多项,同时还牵头和参与了5项农村能源职业标准的制定,为推动行业健康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被誉为农村能源行业的“活化石”。另一方面他还关注和支持行业内企业的发展。2003年,沼气被纳入国债项目,国家随后每年支持数十亿元用于沼气产品的推广,需要大规模生产沼气灶具及配套的管道阀门,当时很多地方企业都无力完成。为了推进农村能源的工业化进程,李景明通过中国沼气学会等平台接触很多行业企业,首先把自己掌握的标准方面的知识传递给企业,把成熟的科技成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企业,引导他们建立企业标准制度,按照标准规范进行全过程生产;接着把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介绍给这些企业,引导他们建立财务、人力资源等内部管理制度,帮助他们提高员工素质,留住人才;他还借助自己掌握的智力资源,把科研院校、专家介绍给企业,帮助企业不断提高产品研发能力,不遗余力地帮助企业发展壮大。即使在纪律要求严格,很多专家谈企业色变的时期,李景明也坚持认为,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只要能严格要求自己,只是为企业提供智力资源,为企业发展指明路子,是不会有问题的。在他的坚持下,很多曾经的家庭作坊,现在都成长为现代化的生产企业,有些甚至发展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团性企业,为农村能源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
“走出去”的中国专家
2017年12月,李景明作为沼气专家前往塞拉利昂参加援非项目验收,他告诉记者:“中国农村能源的国际合作主要走了两条路,一是‘请进来’,我刚工作时,就接触过一些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国际援助项目,通过这些项目,我们学了很多先进的技术、理念,也引进了一些产品。现阶段的农村能源更多是‘走出去’,我们开始关注东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农村能源利用情况并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技术援助。”
塞拉利昂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因为卫生条件差,考察组成员不敢喝当地的水,只能买瓶装水喝,不敢进当地餐馆,只能找中国人、欧洲人开的餐馆,常常一天两餐。尽管如此,近10天的考察,李景明顶着酷暑,冒着蚊虫叮咬的风险,深入农村田间地头,与农民和基层技术人员访谈,了解项目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
这次验收项目资金170万美元,主要以物资的形式进行援助。沼气是此次援助项目的一部分,通过购买国内的玻璃钢沼气产品在当地选择3个镇进行安装推广。考察中,李景明发现,中国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在当地很受认可,“每到一处村寨,村民都能主动招呼中方沼气技术人员。”但遗憾的是,安装沼气池之后,除了少数几户农户在使用,大部分都是闲置状态。究其原因,李景明认为,塞拉利昂常年平均温度在25度左右,气候湿热,物种丰富,再加上战乱不断,造成当地人大多较为懒散,容易满足。使用沼气池需要前端做养殖,使用过程中还要进行换料等操作,在当地就不适用了。“农村能源‘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更多研究当地的经济社会体制和生活习惯,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比如户用沼气这项技术在东南亚国家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但在非洲国家就不一样,应该尽可能提供免维护、傻瓜型的产品,比如给农户安装太阳能光伏电灯,十几年都不会坏,擦擦灰就可以了。”考察过程中,李景明还了解到中国在非洲通过结合当地的规模化养殖企业,还建了一些沼气工程,这些工程的效果就比较理想。从塞拉利昂回来,李景明在给商务部的建议中提到,沼气这项技术在非洲国家是适用的,但户用沼气现阶段并不适合,未来应该通过工程沼气的援外方式提供支持。
行业发展的“引路人”
2015年11月,发改委、农业部提出到2020年要将秸秆综合利用率从2015年的81%提高到85%,业内认为这4%的空间更多将用于生物质能;2016年12月,第十四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会提出,以沼气和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以就地就近用于农村能源和农用有机肥为主要利用方向,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2017年4月,农业部启动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不久前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现在的农村能源行业,已经不单单是解决农村用能问题,更要考虑如何解决农业有机废弃物,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农村能源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
2014年一次出差的机会,李景明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带领村民建设的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了解到总书记当年两次赴川学习技术,回村之后“天天到处督导,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沼气专家,帮助指导村民建沼气池”的历史,既感动又激动。回来之后便着手在梁家河村建了一个沼气展室,帮助梁家河村还在使用沼气池的农户进行修复和服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农村能源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2016年6月,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到梁家河村调研,结合当地的农村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实际情况,提出当前农村沼气点灯做饭需求在减弱,沼肥需求在增强,沼气发展要顺时应变转型升级,把满足肥料需求摆在突出位置,要探索“以果定沼、以沼定畜、以畜促果”的“果沼畜”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可推广、可复制发展机制,实现农业资源和农产品的良性循环。
“从‘猪沼果’到‘果沼畜’,以农业生产作为目标导向,生产苹果需要多少沼肥,这些沼肥需要多大的沼气工程,这个沼气工程需要多少畜禽粪污来支撑,以此来确定养殖规模,这体现的是发展观的革命,也是农村能源行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李景明如是说。
尽管面临机遇,李景明对农村能源行业的发展现状仍然有些担忧。过去的农村能源系统是一个十分健全的体系,全国所有省、市,1800个县设有农村环保能源机构, 8000个乡镇有专人负责环保能源工作,体制内从业人员近4万人。然而由于工作传统的惯性思维,很多地方的领导还局限于认为农村能源就是要解决用能问题,思维意识跟不上新的政策,导致很多地方农村能源工作没有进入“三农”工作主战场。加之近年来简政放权不断推进,在项目整合、整县推进这些新的管理方式下,中央层面的财政支持在调整,地方在没有得到中央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村能源机构被转、并、撤,工作人员被其他部门调用,出现了“网破、人散、线断”的情况。“地方政府应该及时更新观念,尽快认识到农村能源机构在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适应新形势,利用新机遇,推进工作进入新阶段。”
对于农村能源行业的发展,李景明一直坚持两个观点:一是单一技术不能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应该坚持多能互补、综合建设的道路;二是农村能源行业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引导农村能源企业走转型升级之路,提高生产率,使产品性能更稳定,服务范围更宽广,行业才能发展和持续。“我做农村能源35年了,以前总想着把农村能源事业做大做强,现在我的目标是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行农村能源革命,革农村能源自己的命。以后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农民也能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能源供给和能源服务,农村能源这个概念消失了,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说起未来,李景明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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