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南县三篇信息何以引起毛泽东关注
时间: 来源:农村工作通讯-中国农村网 作者:中共中央组织部二局巡视员、副局长 张金豹 字号:【

  2012年夏天,我到山东临沂莒南县调研。晚上,借了本《莒南县志》翻看,无意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从1955年9月到1957年10月,两年间,这个地处偏远的小县报送的信息,竟有三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并分别作出大段重要批示。

  一篇是关于《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时间是1955年9月。

  信息反映的主要内容是,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由于群众文化水平很低,合作社找不到记账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党支部曾要求团支部从青年中挑选几个识字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团支部挑来挑去,挑出了7名能识一百多字的青年担任记账员。可他们识字太少,连起码的人名、农活名称都写不出来,只好用划杠、划圈来代替。结果,到最后结账的时候,还是一团乱麻。群众意见很大,以至有的社员提出退社,说“社会主义不好办,趁早散伙吧”。针对这种情况,村党支部采纳团支部组织青年学文化、创办记工学习班的建议,以生产队为单位,划分学习小组,聘请4名高小毕业生任教员。把社员姓名、土地坐落、各种农活、农具名称等常用字,分类排列起来,逐字学习。然后再学数字计算和记账格式。这样一来,既解决了记账员短缺的困难,又改善了合作社经营管理,从而增强了干部群众办社的信心,青年满意,群众赞扬。

  毛泽东读完这则信息,立即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批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毛泽东这一长达760多字的批示,一如其纵横驰骋、洒脱不羁,洋洋洒洒、文采飞扬的一贯风格,兴奋之情,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极大兴趣和认可。并提出推行这一经验的若干设想。不难想象,在那个年代,领袖巨手一挥,高家柳沟的经验如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

  几乎在作出上述批示的同时,也是1955年9月,另一篇同样来自莒南的信息摆在毛泽东的案头,即《莒南县王家坊前村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

  这篇信息反映的主要内容是,莒南县第八区王家坊前村建立农村生产合作社后,制定了当年发展计划,但遇到资金不足的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动社员投资,有多的多投,有少的少投,没有的不投。具体做法,首先进行社员思想排队,摸清社员思想的底,看看社员思想上到底有什么想法。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爱国爱社教育,向社员算清了投入账和收益账,讲清楚社员投资的具体政策和办法,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同时,鼓励社员用种子和肥料投资。通过以上措施,春季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基本解决。

  毛泽东在这则信息上批示:“这个合作社的经验证明,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在启发社员有了充分的觉悟以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件之下,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

  事隔两年之后,1957年10月,莒南县又报了一则信息:《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

  这则信息反映的主要内容是,莒南县厉家寨乡大山农业合作社建社以来,产量年年提高,社员生活步步改善,已经成为风吹不动雨打不散的合作社。所以能够这样,除了支部工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强,并且不断改善合作社经营管理以外,主要是他们发动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千方百计克服山地瘠薄、水源匮乏、农具落后等困难,全面发展山区生产,现在继续努力,争取1957年更大丰收。信息详细介绍了该社如何由贫穷走向富裕,如何通过深翻整地、开展综合水土保持,如何普及良种、改进耕作、开辟肥源、合理施肥、改良农具等途径发展生产的具体做法和措施。

  毛泽东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请同志们在今冬明春每县选一个好例寄给我,准备编一本书。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以前直接寄我。要是经过考察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如蒙做到,十分感谢。此外,省、地、县三级的农业计划纲要,也请你们同时寄给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给我。

  从此,“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成为上个世纪人人耳熟能详的经典。

  我捧着比砖头还重的《莒南县志》,把这三期信息和毛泽东批示反复读了几遍,夜已经很深了。山区的夏夜,清风习习,月光柔柔。远处看去,逶迤连绵的蒙山朦朦胧胧,一片沉寂,只有不大的县城里灯火明明灭灭。我走出宾馆,在街头漫步,仿佛正在进行一次穿越,走进那段已经逝去但并不遥远的历史。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今天的月光已不是当年的月光,今天的莒南也不是当年的莒南。我一边走一边想,莒南地处偏僻一隅,毛泽东日理万机,当年的三篇信息是怎样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并作出批示呢?

  第二天,我与当地领导同志交谈,他们告诉我,当年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莒南属临沂革命老区,战争年代,沂蒙儿女英勇支前,浴血奋斗,为党和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建立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全县上下精神饱满,热情高涨,各项工作如火如荼,风生水起。各个村之间你追我赶,争先恐后,以战争年代的那股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许多奇迹和经验。上级党委很重视,要求及时报告情况。当年县委办公室有位“秀才”,有文化,有思想,善于总结提炼,这三篇信息都出自他之手。没想到毛主席能够看到,并且那么重视,写了那么长批示。

  为寻踪探源,在当地同志陪同下,我分别到了高家柳沟、王家坊前和厉家寨。逝水流年,往日不再。近一个甲子过去,这个三个村早已脱胎换骨、面目一新。但拂去岁月的风尘,透过外部的变化,仍可以清晰地看到,根依然在,魂依然在。当年亲历者已经为数不多,几个那时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当我问起当年的情况,几位老人立马来了精神,好像回到了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他们抢着对我说,那个时候,大家心气很高,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干的事,连毛主席都知道,表扬我们干得好,这还得了?大家干得更欢了。这三个村都把毛泽东当年的批示复印件端端正正地挂在村部里,至今引以自豪,激励着一代一代人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回到北京后,我把那部《莒南县志》带了回来,时不时拿出来翻看。说老实话,在党政机关工作,几乎天天与各种文稿打交道,会议讲话、文件政策、制度法规、情况报告等。文稿水平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水平和综合素质。机关工作人员无不希望自己的劳动变成领导决策并见诸实践。然而,做到这一点,何其容易。用今天的眼光看,莒南县的三篇信息,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印记和历史局限,思想观点和文字表达未必完美,反映的内容与今天的时代要求恍若隔世,相去远矣。昨天终归是昨天,历史毕竟是历史。但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它对信息的把握,透出的精神,达到的效果,仍不失为成功范例,它潜在的特质和魅力,令今天许多同类文稿黯然失色。

  它的独到之处在于,从细小切入,折射大的主题。情况报告或工作信息不同于其他文稿那样直接、刚性,其作用往往是间接的,柔性的,甚至是潜在的,后发的。它需要进入领导视野,或引起各方共鸣,然后转换成指导工作推动实践的力量。这类文稿常见的毛病是,为引起领导注意,堆砌概念,人为拔高,结果往往华而不实,适得其反。莒南三篇信息,好就好在切口很小,小中见大。创办记工学习班,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这些看上去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振聋发聩的主题。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蕴含着大主题、大道理。正是这些小事,引发了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他敏锐而深刻地把组织青年识字,上升到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把改善生产条件争取丰收,上升到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高度。由此可见,切口虽小,但分量更重。

  它的成功之处在于,问题导向鲜明,解决路径清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创新的起点。莒南的三篇信息,都是奔着问题而去。高家柳沟的问题是,办起合作社,但找不到有文化的记工员,账目不清,挫伤群众积极性;王家坊前的问题是,提出工作计划和目标,但没有资金难以启动实施;厉家寨的问题是山区条件恶劣、农具落后,实现增产丰收有困难。而这些问题,表现的是个性,反映的是共性。当时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类似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但提出问题,而且探索出了解决路径,给人以启迪和信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高家柳沟“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实践证明,针对问题,才能引起共鸣。

  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有事例有分析,用翔实材料说话。1941年8月,毛泽东把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时,写了一个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那些夸夸其谈以及八股类的东西深恶痛绝。莒南报送的三篇信息,都篇幅不长,没有穿靴戴帽,没有空发议论,少有空话套话,而是紧扣实际,运用大量事实事例和数据进行分析,抽丝剥茧,实话实说,短小精悍,言之有物。这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学风文风相契合。

  它的精彩之处在于,运用鲜活语言,讲述生动故事。一般说来,早市上新鲜的菜摊生意最好,多数人愿买那些沾着泥土、带着露水的蔬菜,而那些摘得干净、包装精致的菜摊则很少有人光顾。人们要的就是那个新鲜劲儿。莒南三篇信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接地气,语言好。比如,高家柳沟初办记工学习班时,群众热情不高,有的说:“现喂的鸡不下蛋,文化班白搭工夫,白熬油。”王家坊前为了打消群众投资的顾虑,干部对群众做工作时说:“钱放着也没有用,又不能下崽,投到社里对大家和自己都有好处。”厉家寨的群众对来年丰收有信心,说“社里这些办法,像皮笊篱一样,滴水不漏。”“今年丰收没问题,像打了个兔子别在腰里一样。”语言一生动,文稿有灵气。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要求各地报送材料时,把“生动叙述”作为一项要求提出来:“要是经过考察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这说明,语言鲜活、叙述生动是文稿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现在回过头来看,莒南的三篇信息所以引起毛泽东关注,除文稿自身的因素外,也与当时的特殊环境和背景有很大关系。在“三大改造”过渡时期,1955年春,中央领导层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和规模,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争论。为了弄清楚农村基层究竟是怎样搞合作化的,搞合作化中遇到什么问题,合作化搞起来有什么好处,好中差不同类型农业合作社各有什么特点,毛泽东阅读研究了大量报告和通讯,亲手撰写了大量批示和按语,并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莒南的三篇信息恰逢其时,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但抛开这些因素,它对于如何把握情况报告和工作信息,仍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是机关公文写作的难得教材。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老师。毛泽东为莒南三篇信息所作的批示,都已收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如果编纂工作信息写作工具书,我想莒南的三篇信息和毛泽东的批示,当是一个经典范例。

责任编辑:蔡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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