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我到山东临沂莒南县调研。晚上，借了本《莒南县志》翻看，无意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从1955年9月到1957年10月，两年间，这个地处偏远的小县报送的信息，竟有三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并分别作出大段重要批示。

　　一篇是关于《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时间是1955年9月。

　　信息反映的主要内容是，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由于群众文化水平很低，合作社找不到记账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党支部曾要求团支部从青年中挑选几个识字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团支部挑来挑去，挑出了7名能识一百多字的青年担任记账员。可他们识字太少，连起码的人名、农活名称都写不出来，只好用划杠、划圈来代替。结果，到最后结账的时候，还是一团乱麻。群众意见很大，以至有的社员提出退社，说“社会主义不好办，趁早散伙吧”。针对这种情况，村党支部采纳团支部组织青年学文化、创办记工学习班的建议，以生产队为单位，划分学习小组，聘请4名高小毕业生任教员。把社员姓名、土地坐落、各种农活、农具名称等常用字，分类排列起来，逐字学习。然后再学数字计算和记账格式。这样一来，既解决了记账员短缺的困难，又改善了合作社经营管理，从而增强了干部群众办社的信心，青年满意，群众赞扬。

　　毛泽东读完这则信息，立即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批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毛泽东这一长达760多字的批示，一如其纵横驰骋、洒脱不羁，洋洋洒洒、文采飞扬的一贯风格，兴奋之情，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极大兴趣和认可。并提出推行这一经验的若干设想。不难想象，在那个年代，领袖巨手一挥，高家柳沟的经验如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

　　几乎在作出上述批示的同时，也是1955年9月，另一篇同样来自莒南的信息摆在毛泽东的案头，即《莒南县王家坊前村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

　　这篇信息反映的主要内容是，莒南县第八区王家坊前村建立农村生产合作社后，制定了当年发展计划，但遇到资金不足的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动社员投资，有多的多投，有少的少投，没有的不投。具体做法，首先进行社员思想排队，摸清社员思想的底，看看社员思想上到底有什么想法。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爱国爱社教育，向社员算清了投入账和收益账，讲清楚社员投资的具体政策和办法，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同时，鼓励社员用种子和肥料投资。通过以上措施，春季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基本解决。

　　毛泽东在这则信息上批示：“这个合作社的经验证明，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在启发社员有了充分的觉悟以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件之下，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

　　事隔两年之后，1957年10月，莒南县又报了一则信息：《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

　　这则信息反映的主要内容是，莒南县厉家寨乡大山农业合作社建社以来，产量年年提高，社员生活步步改善，已经成为风吹不动雨打不散的合作社。所以能够这样，除了支部工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强，并且不断改善合作社经营管理以外，主要是他们发动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千方百计克服山地瘠薄、水源匮乏、农具落后等困难，全面发展山区生产，现在继续努力，争取1957年更大丰收。信息详细介绍了该社如何由贫穷走向富裕，如何通过深翻整地、开展综合水土保持，如何普及良种、改进耕作、开辟肥源、合理施肥、改良农具等途径发展生产的具体做法和措施。

　　毛泽东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请同志们在今冬明春每县选一个好例寄给我，准备编一本书。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以前直接寄我。要是经过考察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如蒙做到，十分感谢。此外，省、地、县三级的农业计划纲要，也请你们同时寄给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给我。

　　从此，“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成为上个世纪人人耳熟能详的经典。

　　我捧着比砖头还重的《莒南县志》，把这三期信息和毛泽东批示反复读了几遍，夜已经很深了。山区的夏夜，清风习习，月光柔柔。远处看去，逶迤连绵的蒙山朦朦胧胧，一片沉寂，只有不大的县城里灯火明明灭灭。我走出宾馆，在街头漫步，仿佛正在进行一次穿越，走进那段已经逝去但并不遥远的历史。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今天的月光已不是当年的月光，今天的莒南也不是当年的莒南。我一边走一边想，莒南地处偏僻一隅，毛泽东日理万机，当年的三篇信息是怎样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并作出批示呢?

　　第二天，我与当地领导同志交谈，他们告诉我，当年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莒南属临沂革命老区，战争年代，沂蒙儿女英勇支前，浴血奋斗，为党和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建立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全县上下精神饱满，热情高涨，各项工作如火如荼，风生水起。各个村之间你追我赶，争先恐后，以战争年代的那股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许多奇迹和经验。上级党委很重视，要求及时报告情况。当年县委办公室有位“秀才”，有文化，有思想，善于总结提炼，这三篇信息都出自他之手。没想到毛主席能够看到，并且那么重视，写了那么长批示。

　　为寻踪探源，在当地同志陪同下，我分别到了高家柳沟、王家坊前和厉家寨。逝水流年，往日不再。近一个甲子过去，这个三个村早已脱胎换骨、面目一新。但拂去岁月的风尘，透过外部的变化，仍可以清晰地看到，根依然在，魂依然在。当年亲历者已经为数不多，几个那时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当我问起当年的情况，几位老人立马来了精神，好像回到了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他们抢着对我说，那个时候，大家心气很高，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干的事，连毛主席都知道，表扬我们干得好，这还得了?大家干得更欢了。这三个村都把毛泽东当年的批示复印件端端正正地挂在村部里，至今引以自豪，激励着一代一代人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回到北京后，我把那部《莒南县志》带了回来，时不时拿出来翻看。说老实话，在党政机关工作，几乎天天与各种文稿打交道，会议讲话、文件政策、制度法规、情况报告等。文稿水平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水平和综合素质。机关工作人员无不希望自己的劳动变成领导决策并见诸实践。然而，做到这一点，何其容易。用今天的眼光看，莒南县的三篇信息，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印记和历史局限，思想观点和文字表达未必完美，反映的内容与今天的时代要求恍若隔世，相去远矣。昨天终归是昨天，历史毕竟是历史。但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它对信息的把握，透出的精神，达到的效果，仍不失为成功范例，它潜在的特质和魅力，令今天许多同类文稿黯然失色。

　　它的独到之处在于，从细小切入，折射大的主题。情况报告或工作信息不同于其他文稿那样直接、刚性，其作用往往是间接的，柔性的，甚至是潜在的，后发的。它需要进入领导视野，或引起各方共鸣，然后转换成指导工作推动实践的力量。这类文稿常见的毛病是，为引起领导注意，堆砌概念，人为拔高，结果往往华而不实，适得其反。莒南三篇信息，好就好在切口很小，小中见大。创办记工学习班，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这些看上去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振聋发聩的主题。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蕴含着大主题、大道理。正是这些小事，引发了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他敏锐而深刻地把组织青年识字，上升到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把改善生产条件争取丰收，上升到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高度。由此可见，切口虽小，但分量更重。

　　它的成功之处在于，问题导向鲜明，解决路径清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创新的起点。莒南的三篇信息，都是奔着问题而去。高家柳沟的问题是，办起合作社，但找不到有文化的记工员，账目不清，挫伤群众积极性;王家坊前的问题是，提出工作计划和目标，但没有资金难以启动实施;厉家寨的问题是山区条件恶劣、农具落后，实现增产丰收有困难。而这些问题，表现的是个性，反映的是共性。当时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类似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但提出问题，而且探索出了解决路径，给人以启迪和信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高家柳沟“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实践证明，针对问题，才能引起共鸣。

　　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有事例有分析，用翔实材料说话。1941年8月，毛泽东把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时，写了一个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那些夸夸其谈以及八股类的东西深恶痛绝。莒南报送的三篇信息，都篇幅不长，没有穿靴戴帽，没有空发议论，少有空话套话，而是紧扣实际，运用大量事实事例和数据进行分析，抽丝剥茧，实话实说，短小精悍，言之有物。这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学风文风相契合。

　　它的精彩之处在于，运用鲜活语言，讲述生动故事。一般说来，早市上新鲜的菜摊生意最好，多数人愿买那些沾着泥土、带着露水的蔬菜，而那些摘得干净、包装精致的菜摊则很少有人光顾。人们要的就是那个新鲜劲儿。莒南三篇信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接地气，语言好。比如，高家柳沟初办记工学习班时，群众热情不高，有的说：“现喂的鸡不下蛋，文化班白搭工夫，白熬油。”王家坊前为了打消群众投资的顾虑，干部对群众做工作时说：“钱放着也没有用，又不能下崽，投到社里对大家和自己都有好处。”厉家寨的群众对来年丰收有信心，说“社里这些办法，像皮笊篱一样，滴水不漏。”“今年丰收没问题，像打了个兔子别在腰里一样。”语言一生动，文稿有灵气。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要求各地报送材料时，把“生动叙述”作为一项要求提出来：“要是经过考察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这说明，语言鲜活、叙述生动是文稿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现在回过头来看，莒南的三篇信息所以引起毛泽东关注，除文稿自身的因素外，也与当时的特殊环境和背景有很大关系。在“三大改造”过渡时期，1955年春，中央领导层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和规模，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争论。为了弄清楚农村基层究竟是怎样搞合作化的，搞合作化中遇到什么问题，合作化搞起来有什么好处，好中差不同类型农业合作社各有什么特点，毛泽东阅读研究了大量报告和通讯，亲手撰写了大量批示和按语，并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莒南的三篇信息恰逢其时，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但抛开这些因素，它对于如何把握情况报告和工作信息，仍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是机关公文写作的难得教材。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老师。毛泽东为莒南三篇信息所作的批示，都已收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如果编纂工作信息写作工具书，我想莒南的三篇信息和毛泽东的批示，当是一个经典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