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浙江省村干部是不脱产干部，没有工资，只有误工补贴，主职村干部一年的误工补贴一般只有一万元左右。在沿海发达地区，如珠三角农村、苏南农村、上海农村，村干部基本上都已经职业化了，成了脱产的专职干部，且村干部不再是拿误工补贴，而是按月拿工资，一年工资收入多则20万元，少则10万元。

　　浙江村干部不脱产和只拿误工补贴的原因之一是浙江农村村组两级集体经济收入比较有限。村干部误工补贴和村级公共支出要靠国家补贴。这与珠三角农村村社两级动辄有数千万元集体收入和苏南、上海农村村社集体普遍有较高集体收入是完全不同的。村社集体没有收入，当然也就发不起村干部工资了。

　　因为村干部只有误工补贴，浙江农村村干部也就不可能脱产当村干部，以村干部作为职业，而必须有主要的职业及其收入来源。其中最重要的自己有二、三产业收入尤其是在村庄办企业的富人，一方面有企业收入，当村干部误工补贴的多少无所谓，另一方面，企业家当村干部就有了政治身份，就更容易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因此，在浙江出现了普遍的富人当村干部的情况。大致在进入新世纪前后，浙江大部分农村干部就完成了由传统村干部向富人村干部的替代，尤其是主职村干部几乎都是由办有二、三产业的企业家来担任。

　　除了富人当村干部以外，还有一种人愿意当村干部，就是那些承包小型工程，具有一定黑灰色背景的人，在村庄中有项目开发时，他们希望借助当村干部来承揽工程获利。这种情况通常占少数。

　　(二)

　　为了督导村干部完成上级布置的各种任务，浙江农村基层治理充分发挥了联村干部制度的作用。联村干部最初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包村干部，主要是督导村干部完成国家任务，典型是税费收取与计划生育。从全国来讲，中西部农村，进入新世纪以后，取消农业税费的同时，计划生育工作也常规化了，乡镇之间出现了悬浮情况，包村干部名存实亡，甚至大部分地区包村干部的名也不存了，乡镇一级缺少与村一级互动的积极性，对村干部的工作要求是不出事就行。

　　与一般中西部农村不同，浙江是经济发达地区，村庄中有着活跃的经济发展，甚至可能有大量外来农民工进驻，经济发展与外来人口进驻使得村庄一级有诸多必须处理的事务，尤其是各种维稳防控任务和日常管理任务。浙江农村基层因此一方面开始形成一个职业化的聘用干部制度(即非主职也非选举产生的聘用干部，主要是村文书)，一方面保持了以联村干部为主要特征的乡镇对村级的督导形式。

　　联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联系村庄工作，包括督导村干部完成各种工作任务，协调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联村干部工作完成好坏与联村干部报酬挂钩。乡镇干部几乎都有联村工作的任务，即乡镇干部除了完成乡镇本职工作以外，还要督导村干部完成村一级的各种事务，包括维稳和各种上级任务，尤其是各种中心工作。联村干部对所联村庄的工作实行包保责任制。联村干部能否做好联村工作，关键有两条，一是选出好的村干部，二是有效管理村干部。选出好的村干部以及有效管理村干部的前提又是将村干部拧成一股绳，尤其不能搞成书记主任各自一派相互对立。

　　(三)

　　在一些重点工程比较多的城镇郊区，因为各项工程落地都要与村民发生利益联系，工作难度大，同时，工程落地就必然会有各种利益附着。为了限期内完成各项工程落地任务，乡镇就要安排那些能力强的乡镇干部当联村干部，这些能力强的联村干部通过公私关系软硬兼施，督促村干部协助完成工程落地任务，摆平各种利益纷争，其中可能不免灰色手段。而那些缺少经验和能力较差的乡镇干部就大都安排到情况比较简单、较少工程建设任务的村庄，并在联村过程中逐步积累工作经验与工作能力。

　　我们在浙江L县M街道调研，因为M街道是L县重点建设区域，仅2016年街道就有47项县级以上重点工程，工程落地建设任务巨大，从实践上看，M街道几乎所有街道干部都有联村任务。整个街道18个村居，分成四片，每个片都有联片领导，每个村有联村领导、联村干部，每个村都有街道班子成员当联村领导。街道班子成员除书记、主任以外都有联村任务。街道建设任务最重情况最为复杂的村，就由街道最重要的领导来当联村领导，比如街道两个副书记和纪委书记所联三个村都是街道村情最复杂、工作任务最重的村。联村领导和联村干部必须无条件完成所联村庄的各种中心工作，并且要保持村庄基本稳定，这些工作完成好坏直接与职务普升和年终奖励挂钩。

　　M街道是L县近年重点建设区块，所以有众多重点建设工程。从调研来看，M街道仅仅通过不脱产村干部队伍，加上联村领导、联村干部的督导，就相当有效地保持了重点工程的落地和村庄利益的调整，并且保持了农村社会稳定。这也说明了联村干部制度的有效。重点工程并不常有，且不同村庄也只是在某一个时期才有集中的重点工程落地任务。街道就会依据各个村庄情况和任务状况及时调整配备联村领导与联村干部，将最有能力的联村领导和最大力量的联村干部集中到任务最重、情况复杂的村庄来完成任务。一个村庄的重点工程完成了，村庄工作进入常规时期，就可以将最强有力的联村领导与联村干部力量调配到其他需要的村庄。联村干部制度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灵活根据中心工作任务和村情来调配力量，从而可以有效地完成非常规的各种重大任务。

　　(四)

　　最近几年，浙江开展全国最大规模的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各种自上而下硬性考核的任务，典型如“三改一拆”“五水共治”“三边一化”，这些任务最终都要在村庄落地。仅仅“三改一拆”拆除违建，平均到每个乡镇的“拆违”任务就有几十万平方米。“拆违”涉及村民切身利益，很容易引起村民激烈反抗甚至引发群体性事情。村干部因此普遍缺少拆违积极性。

　　我们在Z市C镇调研发现，为了督导推动村干部完成自上而下“美丽乡村”建设任务，2013年前后，C镇进一步强化之前联村干部制度，专门设立驻村指导中心，将之前联村干部变成派驻干部，联村干部脱离乡镇工作，专职当驻村指导员，督导村干部完成自上而下各项中心任务，与不脱产也就不上班的村干部形成鲜明对照。在C镇，村委会办公楼中每天按时上下班的只有驻村指导员，其他村干部只在每周一次例会以及轮到值班时间才会上班，从而出现了由驻村指导员召集村两委开会以及处理村庄各项日常事务的情况。

　　无论如何，借助联村干部制度，作为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农村仅仅通过不脱产的村干部队伍，就完成了农村各项基层工作，甚至可以很好地完成各种重大工程落地任务和高难度的自上而下“美丽乡村”建设任务，这就说明“联村干部+不脱产村干部”的双层构造是具有完成任务能力、具有活力、具有效率的制度。

　　从我们在浙江农村调研来看，联村干部制度还是培养乡镇干部的一个好办法。在村干部不脱产的情况下面，村一级工作完成情况与联村干部有着十分密切联系。村级工作(完成上级任务和维持村庄稳定)与联村干部的晋升与待遇有密切关系，联村干部必须深入村庄事务中，亲自接触村干部和群众，与村干部一道想方设法解决村庄的各种问题。长期联村，就使乡镇干部对农村工作有了最为切实的了解，带动了工作能力的提升。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