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农村发展的既往实践看，农村脱贫工作的根本性办法是改革脱贫、发展脱贫，精准脱贫应该是改革脱贫、发展脱贫的工作策略。农村贫困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农户不能充分就业，不能融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其背后有体制的、基础设施的、技术的和教育的等多重因素影响。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在农村建立合理的人地比例关系，使留在农村的居民融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使其成为有效率的、实现充分就业的职业农民。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统筹考虑区域性发展问题，统筹考虑一个村庄内部的所有居民，而不能单单是其中的贫困户。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认识，对贫困户的“瞄准”无论多么精准，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脱贫问题。

　　按照这样一个认识，从根本上实现农村脱贫目标必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且必须以城市化引领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奠定以后，城市的布局、城市规模的等级梯度以及城市功能的增量调整，要将农村现代化作为首要约束条件，惟其如此，农村才能做到没有穷人，使局部人口的贫困转变为城市的现象，降低国家帮助穷人的成本。

　　在经济持续增长、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改变“贫困发生机制”

　　中国粮食吃不完、房子卖不动、每年销售新车2000万辆，其他各种耐用消费品也高度普及，好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这种背景下，有人对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趋势提出疑虑。要那么高的农业效率干什么?提高农业竞争力有何意义?每一户农民种几亩地，大家相聚而居，领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乐趣，岂不快哉!这种农业虽然效率低，但只要保持一个低度的城市化水平，且城市生活尽求简朴，人们独享花落山空，不求绿肥红瘦，农业低效也就不是问题了。还有人忧心“空心村”的出现，主张不能动摇农民的村落聚集形态。

　　农民比城里人穷怎么办?有人认为总有农民“安贫乐道”，愿意过简朴的生活。还有人则主张通过多征税、增大“城市反哺农村”规模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持这种理念的朋友多不赞成城市化，不赞成农业规模经营。这其实是一种“零增长理论”的翻版，属浪漫主义农业观。这种观念需要清理。

　　“吃饭一斤粮，睡觉一张床”是前工业化的消费理念，如果坚守这种陈旧理念，工业革命就不需要了，经济增长也基本不需要了。这种理念基本上建立在对历史错误的理解上。

　　人要靠手脚之力谋得温饱，殊非易事。历史上，人类曾长期跟随在猛兽后头啃它们吃剩下的猎物骨头，不小心自己做了猛兽猎物也是常事。人吃人的现象也常常被考古所证实。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使得人们有了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多数人的贫穷仍是常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方法，一个“五口百亩之家”所使用的土地资源方可达到衣食尚足的生活水平，而种好这些土地，不违农时，生产出粮食、棉花、桑果，那是十分艰辛的事情。多数农户达不到这个水平。男耕女织的妙曼，是文人想象出来的。因资源高度紧张，又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支撑交换体系生成，人们的平等意识是不会有的，穷人对富人，特别是对所谓乡绅，普遍处于依附状态，社会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十分模糊，穷人无隐私，也无自由空间。

　　只有当代物质文明才有可能改变穷人对“乡绅”依附的命运。以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分工的出现，是一次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直接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有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与性情关联。公权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只有对公共事务有偏好的人们会更多地进入公共领域。有了这样一个公私两域的分离，穷人至多在公共领域服从可能由富人主导下建立的公共规则。如果在公共领域建立竞争性机制，公共规则也就可能避免剥夺性质。

　　所谓村庄的“温馨、和谐”，是任何熟人社会都可能有的特征。人本化的城市照样可以有熟人社会，而且，熟人社会在城市会出现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空间。熟人社会一旦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配切割开来，其维系会依靠其他几种基本要素，如家族关系、共同兴趣、同学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由此变得相对简单。这是广大农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女青年，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的原因所在。

　　诚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新兴城区，由于土地规划的错误，造成城市的熟人社会难以形成，形成极不合理的居住形态，但这不是城市化的错，而是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错。

　　中国农民要改变命运，必须抛弃“零增长”理念，支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城乡消费的继续扩大。庞大的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以后，必须辅之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其要点，一是扩大居住消费(不是高价买房)与出行消费，释放居民对保护隐私与增进自由的需求。对独栋房屋的需求、去中心化的居住点选择倾向、对轿车的需求，都是需要鼓励的消费意愿。为此要大力发展以独栋房屋为主的住宅区，鼓励购买家庭轿车。二是放手发育城市型熟人社会，形成攀比型消费模式。现代社会的消费支出中攀比型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若反对这个，经济增长就没有了动力。要降低多层共用楼房在房屋中的比例，大力提高独栋房屋的比例。

　　欧美国家在自己的经济成长历程中没有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城市化规律，开辟了攀比型消费空间，并有财产权制度给予支撑。

　　在美国家庭支出结构中，住房(包括房租或住房维护装修等，不是买房支出)竟占到支出总额的30%以上。如果没有财产权保障，没有高品质的居住条件，没有住房的可维护性，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居民能年复一年地将30%的收入花在住房上。中国人购买单元楼房是一次性投资，此后很少发生住房维护支出，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社区公共品”垮塌或拆除。同样地，没有人本城市化的演化路径，也很难想象能产生17%的出行支出。高度城市化带来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使农产品成本得以降低，使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能够降低到12.6%。这种支出结构是美国保持消费力与经济活力的基础，也是美国做世界老大的重要基础。如果美国人听从几十年前兴起的“零增长经济理论”，以国家干预来束缚美国人的消费，很难想象美国能发展到这个程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必须坚定地推进城市化，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让中国大部分家庭拥有“接地气”的住房财产，并以廉价食品鼓舞消费信心。

　　为什么要通过城市化引领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看起来要把重心放在解决农村落后问题上，但如果没有城市扩张，农村也难获得发展。

　　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是，在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的信号的引导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因素。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城镇化，未来还要借城市化之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城镇化是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引擎。城镇化的根本目标是国家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这件事做好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若出了偏差将延误发展，造成浪费。

　　城市化是市场和专业分工相互促进的结果。从业者聚集到城市里从事经济活动，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办法。鉴于中国不可能在300万个自然村的基础上构造出一个现代社会分工系统，由此，我们必须在推进城市化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而不是在保留庞大农村人口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政府花钱建设“新农村”，让农民乐意留在农村享受自己的生活，但决不是让更多的农民留在农村。

　　现代农业产业链最重要环节的技术进步，是依托城市实现的。其实在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二战以后，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而土地基本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这说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来自技术与资本。这种结果表现为地租率的下降及土地价格的相对下降。对农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种子培育、肥料研发和生产、农业设备研究开发制造都依托城市完成。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许多。笔者走访波兰时，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价情况。1公顷较差农地约4000欧元，合每亩人民币2100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1.4万元。农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13万元左右。

　　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我们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价高昂。其实不然。东京郊区1亩农地可卖到40万元人民币，考虑到日本农产品价格极其高昂，这个地价也不过是高昂地租的10倍左右，大体与国际价格相当。在北海道，一般的农地每亩合人民币约3000元，而牧业用地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农业轮作及土地休耕有利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所以，农地数量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农业经济成长的根本出路，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我们不必哀叹什么“空心村”越来越多，不必欢呼地租率与地价的提高。

　　为什么要以农村现代化约束城市化?

　　城乡一体化主要是指城乡要素市场在城乡之间实现统一，即除去涉及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而允许政府某种最低限度的干预之外，应打破现有土地、资本与劳动诸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壁垒，最大限度地实现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指标上，如果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基本相等，恩格尔系数达到0.25，城市化率达到75%。

　　城市的产生与战争及贸易有关。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又成为工业增长的条件。人们所忽视的是，农业对城市布局也有影响。距离城市较近的区域，农业发展水平更高。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人口布局还会变化，但变化速率的拐点，可能有几个关键因素起作用。关照太多因素不见得有利于判断。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对人口布局的影响可能很值得讨论。

　　第一，现有城市分布及规模情况。现有城市结构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但目前这个结构会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城市化必然伴随经济活动的专业化与经济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于是，中国成了世界的工业品主要供应国。中国的经济总量与人均收入都大幅度提高，国力增强，也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它脱离了农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工商业的大城市成长迅猛，而农业进步所需要的小城市发展不景气。我们不可能将现有城市格局推翻，但今后的增量调整中要重视小城市的发展。

　　第二，中国农民流动。使留在农村的专业农户与城市居民收入比较一致，是最重要的因素。按我们的测算，估计全国专业农户达至约3000万时是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之后，大体能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基本相等。

　　第三，从公共服务、交通结构、信息交换等方面来看，平均约每1200平方公里需要有一个城市。中国大陆约400万平方公里适合人类居住(地理学家认定的面积更小一些，约300万平方公里)或难免较多人居住(胡焕庸线以东的面积)，并有条件发展有竞争力的农业。考虑到农村道路以及公车服务的时间问题，每1200平方公里至少一座城市会有利于农业发展，这样，中国至少需要3300多座城市。

　　第四，逆城市化人口。从中国农民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以后仍然大量居住在乡村的情形来说，由历史因素决定的逆城市化人口已经有一个庞大的人口。把接近农区居住的非农业人口作为逆城市化人口，考虑到一系列因素，估计我国未来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乡村区域的规模为专业农户的2倍左右时，会有一个稳定状态，即达到6000万户左右。

　　第五，教育及学校设置因素。农村学校的设置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贫困的代际继承，具有关键意义。考虑这个因素，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需要高标准建设3万所小学校，使得农村居民在拥有轿车的情况下，10分钟内到达学校。这也意味着农村地区至少需要大的居民点3万个，其余是更小的专业农户居住点。

　　根据以上假设及推论，大体可以勾画未来相对稳定的一个人口及城市布局。

　　以上总人口15亿，估计是我国在一定时期里比较稳定的一个人口规模。

　　如果有以上这样一个人口及城市布局，中国农业会比较好，农村教育会比较好，有利于农业现代化与社会稳定。在这样一个人口布局之下，农村当然没有穷人。在高度城市化、市场化的社会，因身体病残而贫穷的人口从政府得到帮助远大于他们依靠几亩农田的地租收入，他们守住那几亩地有何意义?因技能不足而致贫的农村穷人，如果种几亩农田，逃不过亏损的命运，而城市更容易提供适合他们的工作，又何必死守在农村?一些朋友坚持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的观点，完全忘记了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能给农民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