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系列调查报道之三：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今年农业部提出了“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其中之一是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行动。要求在抓好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上，大力推进中华鲟和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决策部署，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给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留下足够的休养生息时间和空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自然保护的现状如何?怎样打破传统渔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如何走出“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恶性循环，本刊记者近日走进已成立25年的湖北石首市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探究竟。

　　“如果说陆生生物保护的代言人是大熊猫的话，那么水生生物保护的代言人必然是长江江豚。因为它属于食物链的顶端，而且作为哺乳动物，与人比较接近。”作为江豚保护领域的顶尖专家，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丁教授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参与到白鱀豚、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的行为学、生态学和物种保护研究中，一干就是30多年。“我是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毕业的，因为当时水生所需要开展白鱀豚、江豚声呐方面的学术研究，我就进入了这个领域，一直干到现在，感情很深了。”

　　长江江豚，世界上唯一的淡水江豚，这种头部钝圆、性情活泼，总是嘴角含笑的生灵，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500万年，是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旗舰物种，数量比国宝大熊猫更少，是名副其实的“水中大熊猫”。从1991年到2006年，长江中江豚数量的下降速率是每年6.5%。2006年，长江江豚总数为1800头。2006年之后，下降速率是13.7%。2012年底，由农业部牵头，中科院水生所等机构共同组织实施了江豚考察。估算出长江干流江豚种群约为500头，鄱阳湖约为450头，洞庭湖约为90头，总共约为1040头。根据测算，如果不实施保护的话，未来15年内，长江江豚会走向灭绝。

　　“不能仅仅把江豚理解为一个物种保护的问题，实际上它生存的状况代表了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我们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对江豚的保护来促进对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保护。”王丁说道。如果位于淡水生物链顶端的长江江豚灭绝，还会有很多水生生物步其后尘，这表明长江生态系统遭受了重创，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据中科院水生所郑劲松博士的相关研究数据显示，非法渔具、螺旋桨或船舶撞击、饥饿、疾病等因素为江豚死亡的主要原因。

　　“保护江豚主要有三大措施：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殖。”王丁介绍，“就地保护是公认最佳的保护形式，但是人类活动对于长江的生态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迁地保护成了重要的补充。”

　　经过考察论证，中科院水生所选取了湖北天鹅洲为江豚异地保护实验区。天鹅洲位于湖北省石首市东北角，长约21公里，原是长江故道，其自然生态环境和长江非常接近，地理、水文条件非常适合白鱀豚和江豚栖息保护。1992年，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江豚进行迁地保护的保护区。

　　保护区里的新生命

　　2016年5月22日凌晨3时30分，天鹅洲保护区网箱豢养的江豚妈妈“娥娥”，在经过2个多小时的分娩后，顺利产下了一头江豚宝宝。这是世界首例“网箱豢养江豚”繁育成功，标志着我国在人工豢养环境下繁育江豚取得重大突破。

　　在天鹅洲保护区的网箱养殖区域，记者见到了幸福的一家三口，小江豚跟着爸爸和妈妈在水里欢快地游弋，圆圆的额头，小小的眼睛，时不时地跃出水面发出“咩咩”的叫声，好一幅生态与自然的美丽画卷。

　　小江豚的出生十分不易，它的爸爸“天天”、妈妈“娥娥”是2008年天鹅洲保护区遭受严重冰冻灾害时，被碎冰割伤，经救护引入网箱养伤的。随着两头江豚的性成熟，“娥娥”在2013年、2014年都呈现了怀孕征兆，但由于豢养环境和技术等方面原因，都没能繁殖成功。后来保护区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采取了包括营养调配、水温调节、水质改善等多种措施，经历了1年多的护理后，“娥娥”终于成功分娩。

　　“这小家伙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除了早中晚三餐，还要给它喂一顿夜宵。”保护区专门负责网箱喂养的员工丁泽良乐呵呵地说道。他原本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捕鱼能手，渔民队的队长，因为对江豚的天性较为熟悉，保护区成立后被选派过来喂养江豚。从2008年“天天”“娥娥”救护开始，丁泽良全年365天无休地承担起这一家的喂养工作，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记者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发自内心的喜爱。

　　天鹅洲保护区成立之初一度非常艰难，“2006年划归湖北省管之前，一年经费只有50~60万元，但是江豚养护的成本一年要100万元左右，差的钱只能向渔民收取渔业增殖费。”曾任天鹅洲保护区渔政监督管理站站长的朱新培向记者历数保护区的不易，“当时保护区一共20个编制，人均工资每月只有500元，根本不够生活，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被迫分流了，养猪的、开饭店的都有。”

　　2006年，天鹅洲保护区划归湖北省水产局管辖，人员编制缩减到15个，每年财政拨款200万元，加上一些项目支持，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了很多。“但是随着江豚数量的增长，管理、巡护、喂养的成本也在上升，现在保护区一年各项支出要500万元，压力还是很大!”

　　面对现实的困难，天鹅洲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群策群力，通过向政府要支持、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冬季组织生态捕捞江豚不吃的大鱼等手段克服。在中科院水生所的技术支持下，保护区的江豚数量从最初的5头跃升至今年的70多头，并且每年以10%的速度在递增，可谓成果显著。

　　目前，天鹅洲保护区已经成为长江江豚的重要保种基地。“在整个长江流域江豚数量剧减、国际上对迁地保护有质疑的情况下，天鹅洲保护区的成功意义重大。”王丁说道。

　　人豚争水 豚鹿争地 保住桃花源实属不易

　　“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渔民们对江豚真的有感情，这个保护区早都没了。”朱新培的话也许有些夸张，但是从他激动的神情里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在江豚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一些常年积累的矛盾也在保护区逐渐发酵。针对这些矛盾，各级主管部门和天鹅洲保护区也做了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

　　缺水是天鹅洲保护区面临的首要问题。记者采访时注意到，在保护区的东南方有一个“天鹅洲闸”，闸靠近故道一侧的水位为32.5米，而连通长江的另一侧为34米，按照闸当时的设计，在丰水期，是要开闸放水，回灌故道的，但是保护区多次向当地政府申请开闸放水都没有得到回应。

　　据了解，天鹅洲保护区在1998年前是与长江连通的，1998年大洪水后，故道的上游修建起了堤防，阻断了江水，使得保护区成了一片死水，只能依靠下游的天鹅洲闸排水或者从长江引水。但是对于保护区水量至关重要的泵站管辖权在地方水利部门手里，保护区的需求并不是水利部门首要考量的因素。丰水期如果放水回灌，就会淹掉保护区内一些农民违法占用的滩涂，枯水期如果保持水位不让农民取水，则会造成保护区外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所以每次协调保护区的水位、水量都大费周章。

　　其次是水质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江豚生存。从空中看，天鹅洲保护区为马蹄形，被众多村子包围。据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赵红久介绍，天鹅洲保护区周边有18个村子分属4个乡镇2个县，一共有2万多人口，其中紧邻保护区的三户街村是湖北省最大的村，拥有3000多人口。每年春季随着水位上涨，这些人口积累的大量生活污水经由闸口排进天鹅洲故道水域，严重污染了水质。“一边是黑乎乎的污水，一边是清澈的湖水，真是触目惊心!”有鉴于此，保护区联合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目前，部分污水已经不再排放到保护区，但彻底解决还需上级部门统一协调。

　　在保护区两岸，记者看到大片的棉花生长得郁郁葱葱，几乎没有死角。“每年这些农作物无法吸收的化肥和农药都会被雨水冲刷进故道里，尤其现在这个时节，因为降雨较多，故道的水质被污染得只能达到三级。”天鹅洲保护区工程师罗长新向记者诉苦，“如果能把这些农田收购回来就好了。”

　　再次是保护区面积在减少。据赵红久介绍，早在保护区建立之初，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关规定，天鹅洲故道水位在34.5米以下的地区属核心区，34.5~35.5米为缓冲区，35.5~36.5米为试验区。然而，1998年长江洪灾之后，为了保证天鹅洲故道沿岸居民的安全，当地政府在连通长江与天鹅洲的水道两端修建了大坝，仅留小河口镇天鹅洲闸一处可与长江相通。如今，保护区核心区的水位只能达到31米左右，水域面积也由1998年的5万亩下降到现在的2.8万亩。

　　记者了解到，在天鹅洲江豚保护区的旁边，还坐落着另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麋鹿需要芦苇沼泽湿地环境，与江豚需要的水生生态环境具有一定冲突，“一个要水，一个不要水，所以他们就想在我们保护区里划一块地把麋鹿圈起来。”保护区的工程师罗长新向记者介绍。因为麋鹿保护区和江豚保护区分属不同部门管辖，曾经一度导致双方矛盾不好协调，后经上级部门努力，目前豚鹿争地的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

　　最后是渔民转产转业困难重重。目前保护区有渔民700多人，在保护区的统一安排下，主要分流成三个部分：少数进了巡护队;一部分得到当地政府调拨的农田，转业成了农民;还有一部分进了渔业队，每年参加保护区的冬季捕捞。“我家只分到了2亩田，每年种田收入1000元左右，加上保护区生态捕捞补贴、务工收入和低保，一年收入不到2万元，根本支撑不了全家开支。”44岁的当地渔民王振华告诉记者，“我除了打鱼就只会开船，出去很难找到工作。”

　　“25年过去了，保护区里的江豚数量在增加、渔民人口在增加，但是渔业资源在减少。”朱新培说道。据估算，天鹅洲故道的渔业资源大概每年有50万斤，江豚的消耗量就达到25万斤，随着江豚数量的增加，人豚争鱼的问题以后必然会发生。

　　随着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相关各方也深刻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2016年，湖北省农业厅经商省环保厅、荆州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组织开展天鹅洲保护区环境整治工作，并制定了一整套针对性很强的方案。在保护区勘界确权问题上，方案提出，要建立保护区故道水位调节会商机制。将水位设定，水域、滩涂确权颁证，故道界桩、界碑设立等工作明确落实到责任单位。在水质问题上，方案提出，要对保护区内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排查摸底，逐步恢复湿地生态环境，大力控制保护区周边面源污染和污水排放，合理引导保护区周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绿色农业。针对渔民转产转业问题，方案提出，积极向上级和相关部门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安置渔民，对部分常年依靠故道生活的两县市特困渔民进行帮扶。

　　保护区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建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关各方的努力下，保护区积累的矛盾正在逐步化解。

　　如何留住江中的一抹微笑

　　天鹅洲的许多问题也是长江流域各级保护区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如确权勘界不清，保护区成立之初在设计上是以水位划定管理范围，水涨到哪就管到哪，没有严格划定明确的保护面积，没有考虑周边农民的生活问题，所以造成了水一退人就进，人进来就不愿意走的局面。

　　又如渔民转产转业问题，今年初，农业部印发了《关于推动落实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工作的意见》，意味着占保护区渔民收入很大比重的生态捕捞收入也将消失，渔民转产转业势在必行。但是不让捕鱼又没有别的出路，地方政府分给渔民的田地太少，靠种田收入远远支撑不了生活开支，再加上引导渔民上岸转产缺乏必要的技能培训，致使渔民转产转业困难重重。

　　如何在水生生物保护和人类活动中间找到平衡点，是天鹅洲保护区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王丁认为，长江是一条母亲河，应该保护它的水生生物多样性，但是长江也是黄金水道，航运、工业等产业的发展必然对长江生态造成影响。如何寻找平衡点，在发展过程中尽量减少对长江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维持长江作为一条具有生命河流的特征，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应该在发展的同时考虑保护，制定相关规划，要把水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物保护作为前置条件考虑进去，不然它就不是一条河流，而是渠道，是运河了。”王丁说。

　　王丁以航运整治为例向记者作了说明，比如在航运规范里可以限制船速，以不造成水生生物危害为前提。再比如航道弯曲度，可以考虑在保证船只安全的前提下，整治河道时适当让它弯曲，因为作为自然流淌的河流，必然是弯曲的，这种小环境为水生生物提供了自然栖息地，而笔直的航道会破坏这种生态环境。

　　如何寻找平衡点，还需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积累，可喜的是，水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认可，王丁用自己的经历说明这种变化：“最开始跟别人讲保护根本没人听，后来是有人听了但还是没人干，现在则是既有人听又有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