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教我骑自行车，在我十多岁的时候。

很早就听妈妈说，爷爷是骑自行车的一把好手。我在小的时候，也坐过爷爷骑的车，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记忆中，爷爷慢慢地坐上自行车，慢慢地，一只脚先踏在一只踏板上，慢慢地，另一只脚又踏上第二只踏板。车头先是向一边倾斜，伴随着隐隐的摩擦声，又向另一边扭去。车头在扭转的过程中甚至还有极短暂的一两下停歇——一切看似都是那么缓慢，甚至僵硬。爷爷回头，“看，就这样。”说着，爷爷又缓缓地向前蹬了几下。

不懂自行车的我，那一刻，看爷爷骑车骑得那么慢，默默地感到几分伤感，心里叹了一句“廉颇老矣!”

没一会儿，我就学会了骑车，而且，骑得飞快，仿佛自己是吃了兴奋剂的阿姆斯特朗。正当我要向爷爷炫耀“后生可畏”的时候，爷爷像个顽童似地给我提出了新要求，“骑得快容易，试试慢骑呢?”

我不解，我都会跑了，难道还不会走嘛。我模仿着爷爷的样子，慢慢地坐上自行车，一只脚慢慢踏上了踏板，另一只脚却已沉不住气似地紧接着踏上踏板，车头猛地向一边倾斜——我重重地摔在地上。会骑车的人都知道，其实想要骑得慢、骑得稳是最难的，尤其起步的时候，没有初始的惯性，单靠把握车把是很难让自行车保持平衡的。

“来，再看爷爷骑一次。”爷爷犹如慢动作般地起步，向前的速度甚至不比我走路的速度。车头左右慢慢地转动，爷爷的大手牢牢地握住车把，车竟沿着一条笔直笔直的路线向前行进着，仿佛沿着路上的一把直尺，仔细描过每一个刻度。爷爷目视前方，眼角刻着深深的鱼尾纹，眼睛时不时眨两下，一切云淡风轻，却稳如泰山。

(一)

我的爷爷，姚龙涛，是全国闻名的兽医，两次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中国大多数规模化养殖场的场长、经理都认识他。我小的时候对爷爷的印象就是空中飞人——尽管那时他已经退休，一个月三十天，爷爷有二十多天都会赴约赶到全国各地为养猪场讲课。爷爷存下来的飞机票足够做一件马甲;每年的飞机里程足够绕地球三圈。

爷爷能成为兽医这一行的状元，离不开他实事求是，有一说一的工作态度。在爷爷眼里，真理在前面，就应该坚定方向去争取，不应该拐弯抹角，更不能犹豫不前。

我清晰地记得，2009年H1N1流感病毒暴发的时候，很多媒体因为该种病毒除人外亦在猪群中传播，便称该流感为“猪流感”。这一俗称在社会上引发了对猪肉的恐慌，导致猪肉价格暴跌，许多养猪户都承受了极大的损失。然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把H1N1流感叫作猪流感是有极大误导作用的，因为并没有证据确认该病毒是先在猪身上发生的，传统意义上的猪流感完全不会造成这次H1N1流感对国人造成的危害。而“猪流感”这样一个热词对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国人谈猪色变。

虽早已退休，身体也不如当年，爷爷却依旧活跃在猪病研究防治的前线，时时关心着养猪户的利益。在看到铺天盖地的“猪流感”报道后，爷爷坐不住了，连夜写信给国家卫生部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信中，他从猪病专家的角度阐述了将H1N1流感称为猪流感的不合理性以及这种说法对畜牧养殖行业产生的巨大损害。

后来，爷爷的信有了回复，卫生部也建议媒体报道时不再使用“猪流感”这一俗称，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恐慌。

爷爷告诉我，当他听到“猪流感”这个名词时，神经一下子就紧了起来，“一辈子都在给猪看病，我不为猪说句公道话，谁来说呢?”

(二)

爷爷的实事求是，敢说敢做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

在老兽医还年轻的时候，一次，公安局要他协助调查“毒牛案”——五头健康的奶牛突然死了，阶级斗争意识极强的警方怀疑是有人“投毒”。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死了一头牛在农场就是大事。办案的警察非常重视，誓要揪出投毒的“阶级敌人”。

爷爷临危受命，赶往牛场。在检查死牛的时候，爷爷没有让所谓的“投毒论”先入为主，实事求是地勘查现场，得出结论——奶牛并没有中毒，只是中暑而亡。奶牛不像耕牛，不穿鼻，在迁徙时需要人工驱赶，且难操控。先前牛场从凌晨开始赶牛，到下午三点才完成任务，再加上迁徙之路都是荒芜的盐碱地，排河里的水都是咸的，这一系列客观因素致使部分奶牛中暑，五头牛死亡，完全入情入理。

其实之前牛场的场长和兽医就提出过中暑的主张，但在那个年代，在有“觉悟高”的干部“大胆”提出投毒论后，他们便沉默了，因为他们都有海外关系。而作为一个年轻的兽医，爷爷在结案会上，顶着压力，从气候、迁徙路径、临床特征等角度充分分析、说明情况，让所有与会成员心服口服。

(三)

爷爷爱抽烟，也爱喝茶。记得爷爷常用一个绿釉茶杯，一个透明烟灰缸。茶杯内积着厚厚的深棕色的茶渍，烟灰缸里总躺满了吐出白雾的香烟头。

小时候的我喜欢想象自己是精灵国的王子，而爷爷就像动画片中久经风雨、知天晓地的精灵长老——虽然年纪大了，但只需要点上一根烟，喝上一杯浓茶，便依旧法力无边。每当精灵族人遇到什么困难，总会向长老求助，倾听长老的智慧。

一大家人吃饭的时候，爷爷总会坐在圆桌的中间，爸爸、妈妈，舅舅、舅妈常会和爷爷说自己工作的事，虽然他们全都不是兽医，工作性质也与爷爷大不相同，可所有人事业上遇到什么不解和困难，都会向爷爷请教。爷爷总是先吸一口烟，抿一口茶，再一层一层地帮着小辈分析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时不时伴随着响亮的咳嗽。以前，我并不能听懂大人们所讨论的话题，只知道爷爷将要说话的时候，整个房间都会安静下来。然后，爷爷一开口，小辈的焦虑或是疑惑仿佛就少了一半，因为爷爷的声音是很静心的，只要到爷爷的声音，心好像就定了，事好像就平了。

爷爷善于处事，但不圆滑世故，好比弹烟灰时候的干脆利落——过去了就过去了，发生了就发生了——但办法总有，烟也总能再燃起来。母亲是40来岁的人了，但有什么重要的决定总还是咨询爷爷，她告诉我，“听了阿爸的，心里就感觉稳了。”很多时候爷爷的话就像船里的压舱物，没了压舱物，船自然也是能浮，但有了舱底的这份重量，船才能在汪洋中航行，不管大风大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