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原农业部长何康（右）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仲夏时节，北京医院。

　　在8楼的一间干部病房里，94岁的原农业部长何康，接受了本刊专访。在农村改革即将迎来四十周年之际，我们请这位结缘农业70年的“老农人”讲一讲“农业的那些事儿”。

　　回眸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发展历程，他的身影绕不过去。从1978年出任农林部副部长，到1983年任农牧渔业部部长，到1990年卸任，他执掌大国农业十多年，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科教事业、农产品商品化、乡镇企业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荣获农业领域最高奖——联合国授予的“世界粮食奖”。

　　谈到转变干部作风，他说：“要熟悉下情，对农民要有真感情，干农业就要实打实。”

　　一进病房，正坐在椅子上的老部长就迎着我们关切的目光，站起来热情与我们握手。他满头银发，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聊起天来思维清晰，声音洪亮。

　　当我们谈起老部长为中国农业做出的贡献时，他很激动，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述过去的许多往事。

　　老部长在和我们交谈中，一直强调抓农业要实。说到机关里有很多“从家门到校门，毕业后直接进了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老部长说：“我当农业部长时就发现很多人讲得很好，实际上没有参加过真正的农业生产，感受不到农民的真实需求。农业部是搞农业的，大学毕业生只有书本上的农业，没有田地里的实践，理论和实践结合不起来是不行的。所以要接地气，要沉下去。我当年就选派一些优秀的年轻干部下基层挂职锻炼，让他们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农业部选派干部到贫困地区挂职始于1986年，如今已坚持了31个春秋，为贫困地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助力，同时也为农业系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不仅“三农”干部要接地气、察实情，“三农”工作更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现在农业部不是一直都在开展百乡万户调查嘛，这个活动就很好。关于调查研究，我当年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讲到这个事儿，老部长很是兴奋。当年，正是在他的建议推动下，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成立了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任主任，他任副主任。

　　“你自己的家底儿得清楚呀，不然怎么当家?拿农业来说，有多少土地?多少水面?土地要分类，哪个是肥的，哪个是瘦的?调查清楚了，才能各有对策，找出提高产量的窍门。所以最要紧的就是基础工作要扎实。”老部长的一番话铿锵有力。

　　这项浩大工程，历经10多年，覆盖全国2000多个县，先后完成了国家和省、地、县各级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阶段性任务，获得了大批翔实的数据资料，为农业区域开发的国家投资立项和农林牧渔各类商品基地建设，以及重点开发项目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万里同志称这项工作是“因地制宜指导农业生产的基本功”。

　　我们查阅当时的文件和领导讲话材料，多处出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把我们的工作抓深、抓实、抓出成效”这样的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观念从此得到彻底扭转。

　　谈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时，他说：“要激发亿万农民的内生动力。”

　　“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常说的就是要有一个抓手，抓什么?就是现在中央提出的‘双创’。”老部长认为这为激发农业内生动力提供了重大机遇。

　　“归雁经济”正当时。在辽阔的乡村大地上，返乡下乡创业创新，正为农业农村经济绿色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民创造了邓小平同志所称道的‘伟大创造’，那就是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可以说是当时新农村建设的载体和抓手。”老部长津津乐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亿万农民吃饱了饭。吃饱饭之后，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让农民腰包鼓起来。所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并不突然，而是必然。”老部长说，“这也是由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农民要想依靠一亩三分地致富，根本不可能，必须找出路。出路在哪里?就是搞副业，发展乡镇企业。”

　　新生事物总是面临着不同的声音和阻力。“我那时候提倡发展乡镇企业，也遭到过批评，很多人说我是不务正业。我说我是‘猪八戒吃猪蹄儿——自己吃自己’。怎么讲?国家没有投资，我们是自己靠自己。这是亿万农民自己的选择。”老部长风趣地说。

　　“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工作重点后，我们本着立足农业，服务农业的原则，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的储藏、包装、运输、供销等服务业。”老部长讲到，亿万农民和各级党政部门创造性地发展乡镇企业，就地利用农村丰富的资源，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乡镇企业成为振兴农村经济的龙头，同时还帮助了农村文教卫生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发展，并承担了乡村行政费用等支出。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了“人往乡镇企业去，钱从乡镇企业来”。

　　农村城镇化由此发端。乡镇企业的发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格局，建立了新型的城乡关系。乡镇企业成为以工哺农的先导力量，为农民开辟了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道路。

　　时过境迁，乡镇企业因为体制机制等多种原因，虽然走了弯路，但它的基因仍然在农村大地上流淌。“今天抓‘双创’，也要像抓乡镇企业一样，顺应民意，尊重创新，激发亿万农民的内生动力。”老部长说道。

　　谈到农民增收时，他说：“农业要抓特色产业，只有产业发展了，农业才能增效，农民才能增收，扶贫才有抓手。”

　　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永恒的主题。跟老部长聊农业，不可能不聊农民增收这个话题。老部长以橡胶为例，强调了特色产业对于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

　　“今天，橡胶已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胶乳、紫胶等相关产品也用途广泛。橡胶的大面积产业化种植，包括林下多种经营等，成为热作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说起橡胶这个他为之奋斗了整整二十六年的事业，老部长两眼放光。

　　“穷则思变，新中国的天然橡胶产业是被逼出来的。”老部长回忆，1952年，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的他接到通知，让他去林业部报到，发展橡胶。原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天然橡胶作为军需物资严重匮乏。

　　为什么要种植天然橡胶?“合成橡胶不耐高温，用于飞机、卡车等战略物资就不行。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天然橡胶，飞机飞不起来，汽车也跑不了。”老部长为我们细心解释。

　　国家利益面前，唯有知难而进。

　　筚路蓝缕，砥砺前行。老部长说，面对杂草丛生的荒地荒山，他和员工们自搭茅草房，常与蛇和蜈蚣为伴。他和科技人员、农垦职工成功地在我国北纬18度～24度地区大面积引种天然橡胶成功，打破了《大英百科全书》“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赤道南北10度以内”的断言。

　　好不容易培植成功了橡胶树，割胶又成了新的难题。“毕竟是在热带，胶林密不透风，异常闷热，蚊虫又多。再加上割胶要靠水分作用形成根压，我们只能天不亮就起来割胶。”老部长对当时的创业情景记忆犹新。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后来设计了一套装电池的头灯，工人们戴着头灯割胶，解决了摸黑作业的困扰。

　　“离休后，我还多次去海南、云南、广东农垦考察过，那里的胶农告诉我，他们靠种植橡胶走上了增收致富之路。在橡胶林下，他们搞综合开发经营，有剑麻、咖啡、可可等热带经济作物。这成了当地山区扶贫的一个重要抓手。”老部长告诉我们。

　　遥想创业之艰，更叹成就之巨。从最初的年产不足万吨，到今天年产70万吨以上，中国天然橡胶产业已稳居世界第五位。

　　谈到农业新闻宣传时，他说：“不要板着面孔说教，要入情入理，面目可亲。”

　　老部长很关心农业新闻宣传工作，问起中国农村杂志社的发展情况。当我们跟他汇报杂志社旗下现有8本杂志一个网站，主刊《农村工作通讯》发行量近年来大幅提升，现在月发行量达22万多份，刊发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稿件时，老部长很是高兴地说：“现在农业成就很大，你们要做好宣传工作。”

　　说到现在纸质媒体受新媒体冲击很大，老部长有自己的看法。“你们杂志有自己的优势，多抓深度报道，多发有思想深度的文章，做农业农村工作的同志还是需要看的。讲政策的时候，也不要板着面孔说教，要入情入理，面目可亲。”说到这里，老部长腰一直，眼一瞪，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问我们：“你们喜欢这样的面孔吗?”逗得我们忍俊不禁。

　　“另外，我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多登一些国外的农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是世界的一员，我们应该关注和吸取国外农业的精华。中国人吃自我封闭的亏太大了!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应该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你们多介绍一些国外农业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成果，这样一方面让全国从事‘三农’工作的同志开阔眼界，另一方面有了国外和国内的比较，才能促进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有差距的地方才能迎头赶上。”老部长说，“做法嘛，也很简单。订国外几个主要国家的农业杂志，然后择要选取。”

　　交谈时，老部长时不时俏皮地蹦出几个英语单词，发音地道，用词精准。让我们难以置信的是，他并没有在国外留学久居。老一代农人为了开阔视野而刻苦学习的精神令人感佩!

　　访谈期间，老部长还给我们讲述了他家庭的革命经历，送给我们一本他家庭共同出版的新书，还坚持要题书留念，“何康”二字苍劲有力。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们起身告辞。他指着我们送去的花篮说：“这兰花开得多好啊!谢谢你们，谢谢杂志社的同志们!”他坚持把我们送到了病房门外。

　　祝愿老部长早日康复，如兰花一般吉祥如意，福寿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