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得感谢费孝通老先生，让我们苏南江村，有幸作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代表，站上世界的舞台，引起关注。费老笔下的江村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随着社会各界相关研究讨论的不断深入与扩展，如今的“江村”更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江南农村，甚至是部分地代表中国乡村而出现。

(一)

记者老家也算一般意义上的“江村”，处在长江南岸，与那个具体的江村——苏州开弦弓村，相距不远，同属吴文化圈。以市(县级)为单位上溯历史，6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活动繁衍。在市里有一处遗址，出土了代表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晚期文化的文物300多件。以村为单位，家谱记录可上溯至明朝，而村东岗上的一座古庵可以上溯到宋王朝。庵前有一棵高百米左右，主干径约四米的公孙树，据说已有七、八百岁，是当地的“树王”，远近闻名。

早年听老辈人讲，现在村里的主姓(白姓)家族不是原居民。在清前中期，当时的叶姓氏家族被从本县西部迁入的白姓氏家族所替代，当然这个替代并不是和平式的。至今村东头仅存有一座二进的老祠堂，在一些不显眼处留有未被完全擦净、未被遮盖完全的“叶家祠堂”旧字迹。祠堂大门前现留有一对径长见米的大白石门当，雕刻有麒麟、祥云、鹿、葡萄等，精美绝伦。这对门当至少百年以上，所以在成为村史代表的同时，也成为一些贼人惦记之物。据说，几年前的一个深夜，这两块石刻差点被盗。所幸住在旁边的一位村民起夜，误打误撞吓了贼人一下。贼人跑得匆忙，一块石刻被砸成了两块。为了防止再次被盗，村人现在用水泥固定在了祠堂大门口。

我们村是自然村，是个“小生产队”。据村民组长讲，村里在籍户数43户，人口150人。不过，他们中真正常年留在村里生活的，顶多也就一半。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及往后、分家单过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县城有了房子，平时也都住在城里。常年住在村里的，主要是老人和未成年的小孩，还有几户租客。村里的人早已不靠农为生了，而且也很少有人还在搞农业。年轻人全外出谋生，有靠手艺吃饭的，有在企业工厂打工的，也有自己创业的……上了年纪的人，只要能力还许可，就会在附近找个工作，辅以种点自家吃的菜。当地民营经济很发达，中小企业较多，普通务工月收入在3500元左右。用有些老乡的话讲，大家的生活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马马虎虎，还是可以的”。

这次回乡陪父母过春节期间，乡亲们或许觉得我的工作身份有助于解决一些问题，跟我聊到最多是关于村里土地的事。我出于对家乡的尊重和保护乡亲的考虑，用D市B村作为我们村的代称，其中出现的老乡一律用化名。

(二)

“现在我们村人心不齐!我们老百姓就是百人百心呀?!”不曾想，大年初一拜年礼节性祝福后，老乡贺真竟然来了这么一句。贺真今年刚满60虚岁，一辈子与地打交道，是个地道的老农。早些年还当过村代表，在大伙心中是个敢说话的人，用土话讲是村里的“老头”，官话则是“刺头”。所以，他现在有点不受村里及上级部门待见。但据一些村民讲，他所反映的事，都是原因曲折的，所争取的利益，也都是有情有理的。

不等我问，贺真继续说了。一是高速公路出口征地的补偿款为什么不发?二是上面(开发区)为什么少给他们300元征地的青苗费?这两问也揭开了我们村的地事之变。

20世纪90年代初，建设沪宁高速公路征走了村子北部50多亩地(还有十几亩之说)。“好像就赔了万把元钱!”贺真说，“但根本见不到钱，据说只是挂在村户头账上，年年结利息。利息就是5厘。算下来，一年才50元，能干个啥?”村民们并没有因此获得一分钱的好处。尽管如此，这条串起长三角最发达经济带的高速路很具有象征意义，村里的人们每晚都能听到一辆辆汽车飞速驰过的呼啸声，觉得南京上海离我们并不太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此离开村子，走进大城市了。我们村子被纳入了新的发展轨道。这是村子融入城镇化的开端。

2004年前后，我们村的行政隶属管辖发生了变化。村子原来隶属的行政村与周边几个村撤并成一个新的行政村。这个变化是由1998年启动的农村税费改革所引起，而税费改革的最大动因就是治理农村“三乱”。当年的决策者认为，农村之所以存在“三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层机构臃肿，吃官饷人太多。所以，同时启动、配套推进了乡镇机构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撤并镇村。当年江苏是国家重点先行试点地区，所以力度很大。那次撤并，我们市的乡全部被撤并成镇，小村也都并成了大村。

不久之后，我们村行政区划又被调到开发区，所在的行政村也被改制成社区。我记得那时给家里写信，必须填写开发区的邮编，不然就寄不到。也就在同时间段，我们村有几户普通农户在开发区买房定居了。

2006年前后，沪宁高速公路拓宽，又征了村里40多亩地。“这次给了2万元。仍是只挂账，不见钱，每年结利息。”贺真说。不过，由于收入相对多了点，第二年村里就进行了一次分红，符合条件的村民拿到了近百元的过年红包。

去年高速公路增建出口，这次又一下征走了村里东头的135亩地。与前两次相比，这次征地补偿在村里引起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集体事件，几乎分裂了村民。“我们听到，国家规定是征地每亩补偿10来万元。可实际上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贺真讲。他的说法记者没有找到依据，倒是通过公开途径查到了相关标准：2013年，当地征用农地，安置费每亩1.7万元，征地补偿费每亩2.1万元，青苗费每亩1000元。计算得出每亩总共补偿4万元左右。

去年9月份，村里十几位代表专门去村部讨要说法，毫无结果。“开发区是想给农民一个长久保障，所以钱不分下去，而是一亩地解决一个人的养老保障问题。”村干部白忠忠讲，“这是江苏省2013年推出的统一做法(2013年12月，《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叫土地保障。”男性村民从满60周岁起，女性村民从满55周岁起，每月可以领到670多元养老金。“这次征走135亩地，开发区说可以解决村里135个人的养老问题。这也基本上把全村的人都能覆盖了。”

“搞保障，我们不反对。”贺真说，“但为什么我儿子不能算?他的户口也在家。还有青苗费，为何要扣三百元?”

随后来串门拜年的白和生听到这个话题，也加入了讨论，“省里政策是征地后，立刻就兑现(所谓‘即征即保’)。地去年9月份就征走了，可我们这些老头子(61岁)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不会少你们一分钱的，只是需要有个时间来做的。”白忠忠勉强应付了一句，接着说，“我还有几个人家要去拜下年，先走了!”

(三)

白忠忠走了，贺真和白和生一下好像没有了讲话对象。然而这时，我的童年玩伴白文增来串门了。几句新春祝福过后，也讲起了征地的事。去年9月份那次村民代表去村部，也有他，但他的诉求好像不在补偿费的事，而是村里剩下的地为什么不分。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农户的想法。

盘点一下村里的地，大致情况是：宅基地50亩左右;水田70亩左右;山地100亩左右，其中，22亩出租给开发区用作公益，租金800元/亩，80来亩出租给人种桉树，100元/亩。白文增所说的地，就是那70亩水田。他们的诉求非常简单：按人口数平均，分到户，“这也是国家政策。”不过，现在村里(干部)不同意分，而且那次去的12位村代表也有明确不同意分的。因为这个事，村民们已经分成了两派。关于征地补偿的事，更是将村民搞得各说各话，各认各理。这中间好像也有一条“利益”的分水岭：牵涉谁的利益大，谁就叫得响、闹得凶!他们都知道国家正在搞土地确权的事，地方也在推进，但他们对“这过程中解决分地的事”信心不大。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平或争议，贺真、白和生、白文增无一不希望，土地(承包地)征用之后，村子的拆迁能早一点到来，那就可以一次彻底做了断，此后也不再需要去操心他们地的事了。但不征也没有事，“该给的给到了”，他们也能过得挺好。农村的土地之于当下城镇化十分重要，为其空间扩张提供了基本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土地资源流向了城市，但这又何尝不是农村对城镇化发展的一种融入呢?当然这种融入真正实现与否，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条评判标准：实现人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