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催生农村社会治理新变革——基于沪浙鄂贵农村一线的实践
时间: 来源:农村工作通讯-中国农村网 作者:尹国伟 吴贇 字号:【

  当前,信息化浪潮正在改变着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村社会管理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农村社会管理向现代农村社会治理转变,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社会治理的一个重大命题。一些地方的实践表明,“互联网+”对于农村社会治理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能够促使治理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综合研究认为,只有科学认识农村社会治理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新特征,准确把握“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和基调,充分尊重并善于运用互联网内在规律,在思维方式上创新,在大胆实践中探索,在政策导向上精准,才能过好互联网这一关。

  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

  有研究认为,网农(指上网的农民)正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监督者和被服务者,是继特定时代的民兵、农民工之后,将对我国“三农”发展产生不可忽视作用的一个群体。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为28.4%,规模达1.95亿,较2014年底增加1694万人,增幅为9.5%;农村网民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增加,规模增长速度是城镇的2倍。

  显然,互联网与农村社会治理相结合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要解决复杂多样的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必须认识到互联网时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一些新情况。一是虚拟性。农村社会步入网络世界,在与现实物质世界相对应的虚拟网络世界中,人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网农在互联网世界可以相对自由、真实地表达意愿。二是融合性。由网络世界所衍生的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进一步融合,在线交流、网上办事等互动服务愈加普及,线上线下交互更加频繁。三是开放性。互联网成为村务信息公开的新媒介,引发更多的意见表达,使原本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向扁平网络化结构转变,为网农等主体参与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民主环境。四是延展性。无限延展打破时间地域限制,利弊共存。互联网打破时空和血亲的延展方式,突破了传统农村差序格局,通过“键盘敲敲”“鼠标点点”“手机按按”,让“万水千山”变为“近在身边”。同时,使得原本线下特定区域的个体性治理问题延展成为线上广大群体的代表性问题,要求更新理念与知识结构,熟悉并掌握新技术、新工具、新思维,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的案例及启示

  上海:基础先行,三大平台,“一点通”。上海市早在2006年就启动了“为农综合信息服务千村通工程”,对全市所有的乡镇村进行信息化改造,保证每村都能有一个互联网接入点,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实现了全覆盖。2010年开始由市纪委、农委和财政等部门联合建设三个涉农信息平台(即上海市涉农补贴资金监管平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信息平台和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把全市9个涉农区县、6个中心城区的有关土地流转、资产监管、集体产权等业务流全部转化为信息流,运用信息平台全面提升涉农管理效率和透明度。为了给农民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在全市涉农区县的1391个村都建立了为农综合信息服务点,其中融合了电子政务、村务公开、生活服务等多个业务系统,通过提供集成式服务,减少维护费用,方便农民使用,实现了全程“一点通”操作。

  遂昌:培育电商,厘清政商,扶持到位。2005年,位于浙江西南部的山区县遂昌,有的个体商户开始尝试上网经营竹炭、山茶油、菊米等当地土特产品,并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遂昌县政府发现这一苗头后顺势而为,2010年支持成立了遂昌网店协会,并为其提供活动场所,2013年支持建设了淘宝网首家县级特色馆,免费为农户及网商提供产品展示及交易服务,帮助下岗工人、大学毕业生及农村青年就地创业就业。同时,依托“麦特龙分销平台”为农民电商提供供应链管理服务,包括统一采购、统一仓储、统一包装、统一物流等,网商只负责销售,这样做到了零库存、零风险、低门槛创业。在行政村建设电子商务服务站,通过合同采购、以奖代补形式,向企业购买“赶街”服务,整合商业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经营性和公益性边界的融合机制,整合供销社、邮政、电信、银行等相关业务,打造农村公共服务“超市”。

  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东县,属于武陵山区,是典型的山区县,交通不便,农民到乡镇或县城政府部门办事路途远、耗时长、成本高,是当地村民的一块心病。2013年3月开始巴东县将“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强力推进。一开始主要是依托既有的村委会办公楼等设施,设立“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系统受理窗口和办事大厅,打造涉农公共服务办理场所。通过村里的电脑接入终端,让“数据多跑路、农民少跑路”,力求做到“证件村里办、信息村里查、补贴村里领、矛盾村里调”。截至2015年底,巴东已在260个村建成这一项目,26个部门100个审批服务事项授权村级受理,累计办结行政审批事项3.67万件,使42万农民群众从中受益。同时,这一项目的外延也在扩大,农民自家产的白皮大蒜、腊猪蹄、土鸡蛋等也可以通过网络发布信息找销路。

  铜关:“连接,为乡村”。贵州省黎平县铜关村位于黔东南,由4个自然寨组成,共有居民460户1863人,侗族占93%。侗族大歌是侗族三大宝之一,2006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乡村空心化、文化传承丧失主体日渐凋敝,亲情关系因疏于联络日渐破碎等问题十分突出,农民生活困苦、发展无路。针对这一情况,腾讯提出了“连接,为乡村”的理念,尝试利用移动互联网发掘乡村价值,以“互联网+”乡村的模式为乡村连接情感、连接信息、连接财富。从2014年开始为铜关村做了“五个一”:一是建造了一组占地46亩、建筑面积5600平米的“铜关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二是为铜关村设计了一套VI和智慧旅游服务方案;三是为铜关村设计了一套微信智慧村庄运营平台;四是为铜关村的土特产提供了包装设计打造品牌;五是为村民设计一栋25万拎包入住的农家乐。在此基础上,通过移动互联网工具包,用社交工具实现情感连接、信息连接,引导村庄申请人和村委会成员学习并掌握以微信群、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功能和基本的运营技巧,高频、高质地实现村里外出和留守成员的信息和情感沟通,高效、透明地实现村务管理、活动组织、通知下达、舆情上传等基层工作的互联网化呈现。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方式对于外出务工和留守人员情感沟通、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正在不断凸显。

  这四个案例,从不同角度对“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进行探索,是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破解新形势下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有益实践。这启示我们,在推进“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注重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基础先行。只有建设好农村信息化“高速路”,相关涉农信息平台系统及终端才能“高速运行”。二是因地制宜。遂昌探索的“不离开农村,不脱离农业”的创业之路,是农村社会治理及县域经济发展理念上的创新与突破。三是协同服务。“互联网+”为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实现信息交互、数据共享、机制协同构建了一条虚拟之路,为突破传统农村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四是以人为本。“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的所有实践都必须以为民便民富民为核心。

  “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及发展趋势

  以“互联网+”提供农村社会治理新工具。网络世界不但能够将一些有限的公共资源服务于无限公众,而且能够降低农民群众的寻找成本,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有利于在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形成互信互动关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有可能开辟破解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新途径,在农产品营销、村务公开、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找到新的抓手和解决方案。

  以“互联网+”探索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由于互联网打破了原有的时空界限和身份阻隔,现实当中的农村社会治理折射到互联网世界,对于社会治理的观念、手段及实现方式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政策、投入、科技和人才等要素借助“互联网+”能够产生强大的聚集效应,甚至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出现了电子政务、移动政务、协同政务等新型农村治理模式。不仅是对传统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有益补充,也对互联网时代的农村社会治理产生着革命性的影响。

  以“互联网+”塑造农村社会治理新架构。互联网扁平式社会架构及平等对话模式,大幅压缩了由行政职级落差形成的压力感和权力真空,打破了传统利益格局对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的桎梏,现实社会当中距离感很强的不同管理层级在互联网世界变得触手可及,对于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对于提高农民群众在社会管理当中的参与感和身份认同,都在产生以往难以想象的变化。由此可促进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交融,使农村社会治理架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

  以“互联网+”打造农村社会治理新机制。如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农村社会治理中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行政、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在农村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而提高面向“三农”的管理服务水平,必须充分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遂昌等地探索的政府购买服务等新机制,对于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将产生里程碑式影响。

  综合各地实践及发展趋势看,“互联网+”与农村社会治理正日益紧密地相伴前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交融,对农村社会治理将产生一系列深刻影响,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起步阶段,主要是互联网引发的环境事物变化将带动农村社会治理参与者的意识理念转变,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搭建为接触并应用互联网提供了条件;在融合发展阶段,主要是农村社会治理相关主体,尤其是不能缺位的政府和不断发展的网农群体,将逐步适应网络世界,建立起网络世界身份认同感,信息技术在农村广泛普及,互联网深度介入农村社会治理;在有机互动阶段,主要是网络世界发展愈加繁荣,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高度相关,“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生态形成。总体上看,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处于起步阶段,要向融合发展乃至有机互动阶段发展,不仅需要依靠互联网力量的累积,也需要必要的政策扶持引导。

  政策建议

  提升基层组织和农民的“互联网+”意识。一是主动寻找“互联网+”结合点。鼓励各层级、各岗位开展自我创新,以取得实效为检验标准,满足农村社会发展各阶层的切实需求。二是壮大网农群体。通过喜闻乐见(如发红包、聊天等)的方式,手把手、面对面引导农民尝试互联网应用,让更多农民触网、上网、用网。三是发挥典型带动作用。综合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在群众身边树立榜样,结合实际探索适宜的“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优化“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发展环境。一是打造农村互联网空间连接情感。利用互联网打造就业创业平台并提升乡村吸引力,基于互联网视频聊天等功能建立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亲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二是规范农村互联网内容建设清洁上网环境。共同营造安全健康文明上网大环境,加强农民对于网络信息筛选能力的培养,降低不良信息影响。三是推广应用信息化成果。推广应用各地在信息化建设中探索建设的涉农信息平台系统及其运作模式,助力完善农村社会治理手段。

  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多元化。一是鼓励让利于民。倡导互联网企业等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活动中,为消减贫困、传承乡村文化贡献力量,在助力农村社会治理的同时彰显企业价值。二是为乡村建设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激发对乡村建设感兴趣的仁人志士,充实“空心的乡土社会”,开启互联网时代乡村建设新局面。三是调动各方积极性。在传统农村社会治理基础上,综合运用互联网等多种手段,开辟市场活力发挥空间,团结村民自治组织和网农群体等,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