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前后，县城开发到我们西边的村子;2010年前后，北边的村子整村拆迁;2012年前后，南边的村子被开发;2016年，村里东边的135亩地被征用，用于沪宁高速公路扩建。一个陷入城镇化进程重围之中的小村子，面对终将消失的斯房斯地，利益纠葛下，村民、干部、外来人和游子心情复杂，态度迥异。

　　农历腊月二十九，夜，我回到久别的江苏丹阳农村老家，陪父母过春节。大年三十一早，久违的太阳很是应景地露出了脸。站在自家门口，向西看去，不远处出现一片30、40层的高楼，是恒大的楼盘。对我这个很少回家，且能待时间不长的人而言，这大楼仿佛一夜之间长出来似的。几年前，那块地像我们村现在一样，还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起的二层小瓦楼。望着那些高楼，我父母有些期盼地说，何时才会拆迁到我们村子。

　　“上面”：再也不让动房子了

　　我们村在江南还算蛮典型的：人口不多，全村只有40多户，150多口人;地很少，人均水田不到5分，此外还有几十亩山地，但一直未分到户;历史较长，族谱可上溯到明朝，村史至少可追溯到宋代;生活较富足，单就拿一个指标说事，几乎一半人家有小汽车……可是最近村民却被村里的地和房的事，搞得有些不开心，甚至似乎影响到了过年气氛。

　　“从2008年开始，管得是越来越紧。近些年村里再也不让动房子了。”父亲说。为此，上面还组织过一次入户测量，并在2009年发下了一个红本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据说，上面放话了，“谁家动房子，发现了就直接扒。就是建成了，补偿也不认。”

　　不过，村民白明芳家五六年前，还是趁着一个空，快速地将自家的房屋狠狠地扩建了一下，两间旧楼、一间厨房和一间猪棚，一起改修成四间大堂屋，占地面积足足扩大10多平方米。

　　白明芳家祖住在这个村子。父母生下两女儿，两儿子。白泽芳上面有个姐姐，是家中长子，还有排行老四的弟弟白明飞。按照当地风俗，女儿出嫁就基本与这个家庭分离了，只是每年中秋春节和一些大事时来看望父母，送几季包(一般是点心什么的)。儿子成年就会分家单过。他父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白家兄弟盖了座二层小楼(各分得一间)，隔层用的是木板。以现在眼光看，那算不上是楼房。但放在当年，这绝对是高大上。同期的村里其他村民的房子大都没有隔层，都只有一层。与现在情况一样，当年找媳妇，男孩也得有间房。为了修这楼，不但耗尽了他们一家所有，还负了一些债。

　　按说，白明芳根本没有必要搞这个房。他高中毕业后，就自己跑供销，后来自己开起厂子。早在10年前，他和媳妇带着儿子一家三口就搬进了位于开发区核心地带的一间150平方米的自购大楼房。2008年之后，他们家人就基本不回村了。现在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在城里上班。

　　他家的改建，归因于2007年始，越刮越烈的拆迁传闻。按照当年的拆迁政策，补偿主要看实际住宅面积。也就是在那几年，村里所有能修的房子，哪怕是都倒了三面墙的一些老宅子，也被修好了。那些能加盖的小平房，就像一夜之间长了个，都成了两层三层的砖楼。

　　那正是我们国家建设大发展的时期，我们市(丹阳，县级)也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县城的建设开发也像摊饼子向四边扩开了。也就在同期，市政府将办公楼搬到了开发区，离我们村1.5公里左右。随之而来，是拔地而起的各个市直机关单位的大楼：交通大楼，广电大楼，地税大楼，国土大楼……2007年前后，县城开发到我们西边的邻村。2010年前后，北边的村子整村拆迁。几乎同期，我们村的行政隶属管辖发生了变化，与周边几个村撤并成一个新的行政村。不久之后，新组建的村行政区划又被调到开发区，村也被改制成社区。2012年前后，南边的村子被开发。我们村被开发热潮包围。

　　这个过程中，村子拆迁的消息不时就会出现一下。但每次都只是“听到楼上的阵阵脚步声，不见有人下楼来”。

　　租客：再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房子了

　　每次拆迁的消息，都会对外来的租房人产生一些小冲击。“真是拆迁了，怕是很难找到这么合适的房子了。”来自安徽六安的一位钢筋工孙师傅说。

　　10多年前，这个村子有了第一批租客。那时，几位福建老板在村东头搞起了一个砖厂。这也是村里招商引资的一个成果。这几位老板是第一批村子租客，将一户人家的二层小楼共6间屋，都租了下来。据说，一年也要付2000元左右的房租。严格讲，当年的租客还包括一大批来自四川和贵州的几十位打工农民。但他们条件较差，几十个人挤住在几间砖厂搭建的临时的棚子里，其中不少人是拖家携口的。

　　这是村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第一次村里房子有了出租收入。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就是一份财产性收入。从那以后，陆续有些安徽贵州等地来打工的人租住在村里。

　　孙师傅和媳妇是2012年来村里的。他在我们这儿给建筑工地扎钢筋架，干一天挣200元;他媳妇在附近一家皮鞋厂做杂工，一个月3000元左右。对他们而言，这间近20平方的租屋，功能齐备。房主几乎是按照城里公寓样式标准来修建的，南北向通透大开间，北面独立卫生间，用塑钢玻璃墙隔开;中部厨房开放式，一个简易的煤气灶;南面靠窗一张双人大床。“一个月才150元，这种房子如果再往城里一点，就是200元。”孙师傅说。另外，从这儿到他媳妇的厂子，骑电动车也就是20来分钟，很是方便。从2012年以后，他们两口子一直住在这里。

　　2013年前后，附近几个村子拆迁，又来了一些邻村的租客。按照原来的计划，一两年内就能回迁安置。但不曾想，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按时住进回迁楼。来自后面村子(徐家村)的徐双福(70多岁)和老伴，以一年一万元价格租下了一户村民的房子，上下共六间，200平方米。至今他们已在这个村子住了4年多，早已习惯与我们村里人打交道，闲时还会与村里的人一起打麻将。尽管不算太方便，也不是原来的同村熟人，但他倒是满足，“住的条件没有比原来条件差，开发区(政府)每月补贴1千块钱租房(具体算法是，一平米补贴几块钱)，减去房租，还能剩点。”

　　每次听村民讲要拆迁，孙师傅不免会有些担心，到时还能不能找到性价比这么好的房子。

　　村干部：再也不分地了

　　“拆迁”的另一只靴子迟迟未见落地，可村里的地却越来越少。

　　2016年9月份，村子里东边的135亩地被征用，用于高速公路扩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经历了三次耕地征用，1996年高速公路建设征走村北约40亩;2004年高速公路扩建征走约40亩; 2005引进一家砖瓦厂，以租代征占了50亩左右田。后来因环保问题，砖厂被责令关闭，直接被别人接手用于设施农业。这块地总算又搞回农业了，但搞农业的已经不是村里人。

　　我们村里二轮承包时总共约有400亩的地，其中有250亩左右的水田，150亩左右的丘陵山地;另外，还有几亩鱼塘。经过几次征用开发，现在只有70多亩水田，70多亩山地。

　　“现在这些地都在村里(集体)。”村民白文庆对这些地的处置很是不解。“为何就不分了?”为此，去年9月份，部分村民还到村委驻地讨要说法。村里并没有给出统一说法。同时，这件事又夹杂在“征地换社保”的大背景下，也就是按照江苏的统一政策，征走一亩耕地，解决村里一个人的养老问题。征地补偿充入农户的养老金账户，村民到60周岁后，每月可以从养老金账户领取约670元。有了养老的事牵扯，所以部分村民对分地并不是很坚持。

　　据说，根据村里意见，这次土地征用后，剩下的就不再分了，统一放在集体。据村民讲，“村里把地拿在集体手中，是为了以后用起来方便”。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干?笔者分析，可能还是因为城镇化。按照现在的势头，开发到我们村恐怕不会太长时间。其实，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心里很清楚，以后征地会越来越难，代价越来越大。

　　与之想法相对应的是，部分村民之所以强烈要求分配剩下的地，就是觉得需要有证在手，未来土地再被征用时，能在谈判补偿时占据有利地位。

　　不过，上级要求，2018年前村里要完成土地确权，而且需要确权到户并颁证。此外，究竟采用确权不确地，还是确权确地的方法，至今好像没有定论。这些也着实让村干部和上级有关部门费了心。

　　上面却不断传来好消息，国家先后出台相关农村土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文件等。“政策具体怎么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今后我们的地与房是更值钱了。”这让想分田的村民非常兴奋，但村里迟迟不“分”田，也让他们有些不放心。

　　村民：再也不种地了

　　村里不再分地了，但并不排斥村民去种。“谁想种，谁就去种好了。”村干部白忠国说，“但也得按照这里的标准交租金。”开发区定的最低标准是：山地800元/亩，水田1200元/亩。这个标准也让绝大多数想种地的人望而却步。

　　其实，对农户而言，就是地要过来，也不是自己种。“挣不到钱，再也不种地了。”村民白保金说。白保金，今年61岁，原是个种田老把式。但他早在十多年前，就不种田了，主要靠在外面打杂工挣钱。

　　村里除了极少数上了年纪的人会种点自家吃的菜，早已没有人愿意种地了。我们村的村民弃农比较早，这归因于当地发达的民营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乡镇企业和民营小企业就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村民只要愿意，在3~5公里范围内就能找到一份工做，而且收入还算可以。所以，从那时起村里人就基本靠务工来挣钱了。

　　二轮承包时(1998年前后)，白保金家还有四五亩田，当时搞麦稻两熟，或油菜水稻两熟。白保金说：“那时种地不但很苦，而且基本挣不到钱。”后来国家政策好了，种田有补贴，粮价也上涨，但种粮仍然挣不到钱，种地纯粹就是为解决一下家里的口粮供给问题。但如果现在还种粮，即使是管理得好，天还帮忙，市场行情还不差，此种情况下，村里一亩地也就是几百元的效益，远低于开发区定下的关于地方土地流转租金最低指导价。所以村里一些土地几年前基本处于半休耕状态，大部分地一年也就种一季稻谷。

　　农户不种粮了，大家都需要从市场买米吃。从国家层面来看，江苏需要实现粮食自给，所谓“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地方(镇江市，地级)的一位主要领导，专门问过粮食自给问题。当时这位领导说，主要通过在东北设立商品粮基地的办法解决。也就是说，市里以一定的价格从基地订购粮食，满足我们地方消费。这样，基地生产出粮食就视作我们地方生产出来的。但这个情况，也无从求证。

　　“挣钱还得靠手艺、靠出去打工。”白保金说。在我们村上，有跑运输的，一天能挣大几百;有做瓦木工的，收入按天算，大工200元/天，小工150元/天;还有做眼镜的，熟练技术工能稳定地有5000元月收入;做皮鞋加工的，熟练普通工能稳定地有4000元左右月收入;做服装加工的，能稳定地有3000元左右月收入;还有不需要技术的苦力活，比如去超市搬货，能有2500元左右月收入;即使上了年纪的老人，给人看大门、扫马路，还有2000元左右月收入。

　　村里人靠着务工，生活都过得不赖。现在村民不但衣食无忧，算是过上了较为体面的生活。

　　进城的人：再也不想回村里了

　　对耕种的放弃，意味着村民生活方式也会跟着发生改变。在我们村里，大体可以40岁作为分界，年纪大一点的人，还是愿意生活在村里。这里是熟人社会，他们待得自在。年纪轻的人，很少愿意留在村里。

　　我们村150多口人，经常在村也就100来口人。如果以户主处在30~40岁年龄段为例，总共有10来户，其中住在村里也就是一半。这一半中，有几位也在县城置了业;还有两位是因为孩子马上要考大学(读大学)，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暂时没有到县城置业;另外一位，是因为能力不足。算下来，只有两户对离开村子，愿望不是很强烈。

　　“再也不想待在村里了。”白菲菲(40岁)一家20年前就全家搬进城了。早期她们家人还时不时回村里看看老房子，甚至还会种点菜带回城里吃。四年前她们家干脆将家里房子全出租了。只是在大年初一，这个最重要的日子，才回来两个人，与村民相互拜个年、打个招呼。对于她们一家，从20年前那次搬家，就意味着与这个村子的告别。她们的孩子出生在县城，上学、长大也一直在县城。对白芳芳一家人而言，早已习惯了城里的生活。

　　大年初三，我又一次辞别父母，离开村子。一位老同学热心地开车送我去高铁站。在路上，他不经意地突然来了一句：“不想都20多年了，物是人非。”对笔者而言，从20年前提上行李，踏上外出求学路那一刻起，就是与这个村子作了告别，但一直都别而不得离。我的父母坚持，在他们身体都健康的状态下，就住在村里。有时，真希望村子早点拆掉算了，这样父母也没有条件留下了。但每一次听到村子要拆迁的消息，心里又有些不情愿。

　　好像有意似的，老同学走了北行的路线去高铁站，经过了恒大的楼盘。向东，我看到了不远处的老家。我就想：“身旁的高楼，似乎也是我们村子未来的归宿。”如果有朝一日，村子真被拆掉了，就意味着20岁以前的我只能留存在记忆之中。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的村子都还会以某种形态继续存在。

　　(出于对家乡的尊重，我隐去了老家名字，同时文中出现的人物都用化名)

　　后记：

　　不得已的“前后”和“多”

　　源于含混折衷主义的传统，我对老家也用了很多不精确概述表达，比如文中多次了出现“XXXX年前后”，“XX多户”，“XX多口人”，这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关于村子开发的时间。比如，确认村子被开发的时间，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标准。如果从政府角度来看，发出拆迁(征用、开发)文件的日子，就是正式开发的日子。但对农户而言，拆迁利益的兑现之日，才是真正的开发日子。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开发过程往往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我们西边的村开发为例，最早征用文件在2004年就出来了，但房子正式被拆迁是在2006年，而农民获得完整的拆迁利益则又是在2年之后。这期间，还涉及一些相关政策的调整变动。这里就不再赘述。

　　关于村里的人口。就像现在的城市，我们村里的人口统计起来也很难，难就难在口径的把握。我们村主要有五类人：一是原籍原户，这占绝大多数;二是回迁村民，有三四位;三是迁入农户，有一户(四口人)从外村迁入;四是户口迁走仍居住在村的人;五是外来租户。此外，还有嫁到村里的媳妇和外嫁的女儿，这中间有迁入和迁出的。这实质牵涉一个较为核心的问题，集体成员资格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获得集体福利。就我们村来讲，在籍来算43户，150口人;但以集体成员资格来评判，150口人中，至少要减去当年迁出后又迁回户口的人，因为根据村里的规定，这部分人尽管户籍回村，但不能享受集体福利。以常住状态来看，已经有50多人常年定住在县城，基本不回村子。这儿又用了一个“多”，仍然是不得已，因为有些人尽管定住在县域，但仍时常来村里的房子住住。

　　不过，“前后”和“多”的表述，却是我们这个村子城镇化的一种实在表现。在笔者看来，城镇化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瞬态变化，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标态，这绝对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此外，我们村子在位置上也处于城乡过渡带，所以城与乡的特征也是兼而有之。而我们的村民正处一种亦城亦乡、半城半乡的状态之中。尽管条件不甚好，但在这种状态下，村民实现了自恰和满足。套用一句话，“有点阳光，就会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