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贫困地区不脱贫，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开展定点扶贫是中央从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也是农业部党组践行脱贫攻坚使命的重要举措。

　　从1986年开始，农业部定点扶贫武陵山区，至今已走过了31个春秋，从未间断，从未松手。部党组一届接一届，挂职干部一波接一波，帮扶措施一个接一个，脱贫群众一批又一批，特色产业从弱到强，农产品品牌、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民收入逐年提高，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回望来路，砥砺奋进;瞩目今时，气象一新。31年来，我们汇聚起脱贫攻坚的持续力量，与武陵山区人民群众一起开创美好明天。

　　“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从梁家河知青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切感受到老百姓对摆脱贫困的渴望。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特别是要坚决打好精准脱贫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脱贫攻坚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关全面小康能否如期实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就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扶贫开发。94岁的农业部原部长何康在北京医院接受采访时回忆道：“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19号文件。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号召国家机关开展定点扶贫。贫困地区主要是在广大农村，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农业部义不容辞的责任。部党组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作出决定：重点联系帮扶武陵山区。”

　　自此，农业部成为第一批开展定点扶贫工作的10个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之一。

　　武陵山区集“老、少、边、山、穷”于一身，其中的恩施和湘西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更是贫困地区的“深处”。从1986年开始，农业部全力以赴，以这两个州为重点开启定点帮扶。一批又一批农业部挂职干部肩负着部党组的重托，带去政策、理念、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真心实意，真抓实干，倾情帮扶，携手走过了31个春秋，从未间断，从未松手。

　　在这31年的持续帮扶中，农业部挂职干部，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见证了恩施、湘西摆脱贫困的“三个历史性跨越”：从1986年到2000年，通过推广良种良法，改造农业基础设施，提高粮食单产，实现了从极度贫困到解决温饱的跨越;从2001年到2012年，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部分富裕的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决战深度贫困，开展精准扶贫，实现从局部富裕到即将全面小康的跨越。

　　提高粮食产量，让农民兄弟吃上饱饭

　　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86年。

　　当时的恩施、湘西两州尚有几百万农民生活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房不避风雨”的贫困线上，贫困发生率在60%以上。

　　怎么扶贫?哪里是突破口?何康老部长在武陵山区扶贫经济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搞工业的效益不如搞种养业来得快，也容易成功。必须走种养结合的路子，才能把温饱的底子打深、打厚。”发展粮食生产，搞种植养殖，正是农业部的优势所在。

　　千头万绪，温饱第一。针对贫困地区粮食供给不足，农民温饱没有解决的实际，农业部首先在武陵山区全面实施了以“品种革命”“白色革命”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温饱工程”。

　　一场以地膜玉米为核心内容的农业“白色革命”在山山岭岭依次展开。已经从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薛亮回忆说：“针对高寒山区的气候特点，如何解决不利于作物生长的问题，农业部扶贫组做了大量的调研和试验，最终确定使用地膜技术。这项技术较好地解决了春天低温下的育苗问题，实现了保春温、躲阴雨、增光照。”

　　薛亮介绍，他1996年到恩施挂职时，首先抓了良种普及和技术推广。组织当地各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深入到乡村和农户，重点抓“两杂”良种、水稻规范化种植、玉米营养钵育苗移栽、水稻旱育秧。大约用了两年多时间，普及率达到70%以上，地膜玉米面积30多万亩，出现了一批高山和二高山地区万亩连片玉米单产超千斤、低山万亩水稻单产超千斤的高产典型。

　　“要让农民树立科技种粮的观念哪有那么容易!”湘西州花垣县雅桥乡农技员危胜华对此深有体会。农业部派来的专家推广优质杂交水稻品种，一开始并不为当地农民所接受。他就把自家承包地作为示范样板，从春插到秋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做给农民看，到收割的时候让农民来测产，最后才说服农民使用新品种。1996年，他被农业部等部委联合授予“武陵山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优秀农民”的称号。

　　为了大规模普及农业增产技术，达到示范、增产的目的，农业部组织实施了“丰收计划”。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及地方有关单位的一大批农业科技工作者响应“科技扶贫”的号召，告别优越的工作环境，来到了武陵山区。

　　这其中就有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胡国文，他是“水稻丰收计划”的主持人。为了推广优质高产水稻种植，他每天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1989年4月的一天晚上，他骑自行车返回驻地时摔下山沟，左臂粉碎性骨折。但他仍坚持一边治疗、一边工作，在还未拆除夹板的情况下，步行60华里翻过两座大山去查看水稻种植情况。当地乡长激动地说：“我们乡不通公路，又没有电话，平时很少有上面的技术干部来，你带着夹板爬山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今年的水稻‘丰收计划’搞好。”

　　作为组长，他带领38名科技人员在武陵山区的四川黔江地区、贵州铜仁地区的8个市县长期驻点。据《中国水稻研究所志》记载，“水稻丰收计划”10年间累计实施面积达380万亩，8个县(市)水稻平均亩产从250～280公斤提高到420～450公斤，达到全国单季稻的生产水平。增收稻谷3.1亿公斤，初步解决了相关市县农民的温饱问题。科技工作组和当地农技人员一道先后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奖1个、农业部“丰收计划”奖3个……胡国文被评为农业部科技扶贫先进个人、武陵山区扶贫先进个人。

　　要想稳定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除了增产技术，还必须建好农业基础设施。“温饱工程”提出“一人一亩口粮田”的目标。通过兴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坡地改梯田、恢复水毁田，加快中低产田改造等具体措施，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据农业部武陵山区扶贫开发项目统计，从1986年到2000年，农业部在恩施实施179个项目，中央投入资金达5079.80万元;在湘西实施135个项目，中央投入资金达2960.50万元。

　　“这些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农业部在全国都有实施。但对定点帮扶的武陵山区，资金投入力度更大，可以说给他们吃了一点‘偏饭’。”薛亮告诉记者。到1999年，农业部用于武陵山区“温饱工程”的投资达1.1亿元，推动了整个武陵山区粮食产量的大幅增长。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农业部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从1986年到2000年，恩施、湘西、黔江、铜仁四地(州、区)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47公斤增加到425.3公斤，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举结束了从外地调粮的历史。

　　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贫困人口逐渐减少，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到2000年，武陵山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721万人减少到106万人，平均每年减少41万人。湘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15元，恩施达1200元，比1985年的228元增加了4倍多。

　　调整种养结构，让农业产业强起来

　　大部分农户解决了温饱之后，如何增加收入，鼓起农民的钱袋子，就成了进入新世纪后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至此，农业部帮扶工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八山半水分半田。”这里山高坡陡，耕地零碎，跟平原地区相比，发展大田作物并没有优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农业部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就形成共识：武陵山区山地资源丰富，发展多种经营的潜力在山，希望也在山，要在山上做文章。

　　这个“文章”就是发展以经济作物和草食畜牧业为主的特色产业。

　　2002年，农业部组织专家编制了《农业部定点扶贫地区优势特色农业开发规划》，率先提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山区特色产业。以此为标志，农业部开始有计划地帮扶每一个扶贫县发展一到两个特色产业。

　　高山云雾出好茶。陆羽《茶经》记载，恩施是中国茶树的起源地之一。恩施有近2000年的种茶、制茶史，但茶园老化、品种退化，且受制于一家一户小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没有规模，不成气候。

　　改变，从建立茶叶基地开始。2005年，农业部投资500万元在恩施鹤峰县建设茶树无性系良种繁育基地。自此，高产、稳产的无性系良种茶苗走进武陵山区。为了提升恩施茶叶品质，解决种植粗放、品质不一、价格低迷、市场混乱的问题，农业部决定在“标准”上下工夫。从处级干部时就开始从事扶贫工作的农业部计划司副司长刘北桦清楚地记得，当年农业部计划在全国创建第一批茶叶标准园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恩施。

　　“我们种了这么多年的茶，还用学什么标准!”当地许多茶农并不买账。

　　然而，农业部创建茶叶标准示范园把好的第一道关口就是：选好品种，施有机肥，不喷农药不上化肥。优质茶叶受到市场青睐，最终让茶农心服口服。几年下来，越来越多的茶农看到了标准园的好处，纷纷要求加入到标准园的建设中。

　　如今，站在芭蕉乡的山头望去，漫山遍野都是标准化绿色生态茶园。曾任芭蕉乡乡长的咸丰县常务副县长王兵回忆起“创标”之路：“芭蕉侗族乡的一个山头上立着一块碑，见证了农业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扶持恩施茶叶的过程。进入新世纪，标准化生产又从这里起步。我们就是这样干起来的，从第一片标准茶园发展到现在全州120万亩的规模。”

　　绿色生态种植需要种养结合，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杨泗庙村，是恩施州建始县最偏远的村。从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副所长任上去挂职的杨劲松，2010年把这里作为了自己的驻点帮扶村。“经过调研，我认为这里可以适度发展规模养猪养羊，建立种养小循环。不过具体操作的话，我得搬救兵。”一名挂职干部就是一名扶贫前线的尖兵，而尖兵的背后是整个农业部。

　　杨劲松请来了农业部兽医局的领导和专家们。经过考察，兽医局决定结对帮扶杨泗庙村，并首批投资20万元，与该村签订帮扶协议，推广发酵床等现代养殖技术。“以往猪在圈里冻得直哆嗦，现在发酵床热烘烘的，猪长得油光水滑。猪圈里的垫料还可以作为有机肥直接撒到地里。”一算细账，示范户熊胜友喜上眉梢。他家一年出栏的8头商品猪卖了9920元，一头猪净赚500块钱。

　　有基地就有产品，有了产品但不一定有市场。品质认证才能为特色产品打开销路。

　　时任农业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张华荣，2008年挂职恩施州副州长，他深深地体会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早在2002年，他曾经到恩施鹤峰县一个农户家里调研。“我们的茶叶这么好，怎么卖不上好价钱呢?”农民的追问一直印在他的心上。

　　张华荣到任后，以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刚上任没几天他就为恩施的农产品到处吆喝。“这是我们恩施州首次组团参加上海绿博会，向国内外大市场推介我们的绿色特色优质农产品。恩施玉露茶、咸丰乌龙茶等产品赢得了广泛青睐，家乐福、华联超市等大企业都跟我们签订单了!”时至今日，恩施州茶叶协会会长苏方俊谈起那次推介会仍然兴奋不已。

　　“恩施州森林覆盖率达到70%，发展绿色食品得天独厚。我们不能拿金块当砖头呀!”不仅带队吆喝，还为恩施开了“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先检查、优先检测、优先审核、优先颁证，农业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五优先”政策把恩施送上了绿色食品发展的快车道。

　　品牌打响了，收入增长了，当地农户和基层干部很快达成了共识，继而形成了合力。2008-2012年，恩施州累计开发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企业179家，产品494个，创建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8个，基地面积108万亩，对接龙头企业30家，农户20.4万个，基地每年增加农民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一时间，恩施的“三品一标”工作快速发展，认证数量走在全国前列。

　　有了基地、产品和品牌，还需要科技、人才、营销等方面的支撑。

　　在农业部的帮扶下，恩施州农科院暨中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建起来了;湘西椪柑品种改良示范基地建起来了;恩施州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无性系茶叶繁育基地建起来了;湘西天然草场保护和种草养畜项目实施了;以发展沼气解决农民生活用能为目标的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实施了;“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培训和新型农民培训等工程实施了……一系列农业支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发展特色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12年的不懈努力，恩施州已建成全国最大的“富硒”茶基地，湖北省最大的马铃薯、魔芋、高山蔬菜基地;湘西州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椪柑之乡”，逐步建成全国最大的猕猴桃、百合、中药材基地。“生态、绿色、富硒、高效、安全”的山区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逐渐清晰起来。

　　特色产业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农民收入大幅增长。2012年恩施州、湘西州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分别为209亿元和99亿元，是2001年的2.7倍和2.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571元和4300元，是2001年的3.1倍和3.3倍。

　　扶到村帮到户，在“精准”二字上做足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武陵山区扶贫工作进入了啃“硬骨头”的新阶段。

　　啃下“硬骨头”需要精准到户，对症下药。

　　从农业部人事劳动司副司长任上挂职副州长的魏百刚，现在是河北省农业厅厅长。他在石家庄接受采访时，给记者讲了一个老光棍的故事。挂职恩施时，正逢恩施州开展“消茅”工程，也就是以政府投入为主消灭“茅草屋”“连茅圈(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分管扶贫工作的他和当地基层干部挨家挨户走访，调查了解情况。在咸丰县遇到了一个老光棍，人在矿上打工，收入还可以，就是爱赌博，家里还住着茅草屋，吃了上顿没下顿。

　　当地村干部不同意把他列入“消茅”对象，要求他戒赌以后再帮他盖房子。他不服，还找干部闹。“你赌博输掉的钱，如果能攒起来娶个媳妇，日子早就过好了!还是赶紧攒钱娶媳妇吧，媳妇可比麻将好玩多啦!”当地干部的调侃谁知还真起了作用。经过多次劝说，总算把这个特困户管住了，戒了赌博，讨了媳妇。

　　思路决定出路。精准扶贫不仅需要因户施策，还需要立足产业因地制宜，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

　　恩施州咸丰县唐崖镇号称“湖北崽猪第一乡”。但受制于山区地形，这里不便于发展大规模养殖场。“我们自己吃的年猪都是不喂饲料的，年初下崽要养到年底才杀。跟大规模养猪场里喂饲料的猪可不一样。”当地农民的话启发了扶贫干部。

　　“这地方的农民素有杀年猪的习俗，能不能把当地的风俗跟黑毛猪养殖结合起来?”农业部办公厅的“笔杆子”祁睿，从2016年挂职起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在农业部畜牧业司的对口帮扶下，唐崖镇彭家沟村2016年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整村推进以“土法养土猪”为标志的黑毛猪养殖模式。就按农民自己吃的土猪那样养，不喂饲料，只喂青贮料，养够一年再出栏。整村推进中，每户建设一栋100平方米标准化猪舍，养殖6头恩施黑母猪，年出栏肥猪100头，配套1个小型沼气池和30亩种植面积消纳沼渣。

　　“去年底，市场上普通毛猪9块钱一斤，试点村里的土猪能卖到15块钱，全村户均增收约10000元。在我们的大力宣传下，连武汉的老板都开着豪车来收土猪。”祁睿对此津津乐道。

　　发展乡村旅游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路径。正在湘西芙蓉镇挂职的郑力文，是2015年博士毕业考入农业部工作的，他到部机关刚半年就来到这里挂职。按照农业部扶贫联络组每个扶贫干部包一个村的要求，他定点联系科皮村。“这里是喀斯特地形，缺水，比较适合发展林下养殖。科皮村有养土鸡，尤其是倒毛鸡的习惯，但是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卖不上好价钱。”郑力文告诉记者。

　　学生时代就爱好旅游的他，留心着挂职地的旅游发展。芙蓉镇是旅游名镇，每年接待游客120万人左右，这几年自驾游越来越多。自驾游客一般会留宿两三天，对食材的要求也比一般团客高，更倾向于消费地方土特产。而镇上没有当地土特产的统一供货渠道，难以满足游客的需求。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后，郑力文建议镇上15家规模较大的餐饮企业成立芙蓉镇生态餐饮产业协会，制定统一菜单和价格，集中收购贫困村农民的土特产。“我们就组织贫困村民养土鸡，与生态餐饮产业协会对接。这样的土鸡一只能卖70块钱!”郑力文说。

　　良好的生态让乡村旅游逐渐兴旺起来。2016年，恩施被农业部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州，旅游产业带动10多万群众脱贫。

　　把“电商”请到山里来，探索创新“电商扶贫”新路子。通过扶贫干部牵线搭桥，促成了京东、阿里巴巴、苏宁云商、盘古等电商平台入驻湘西，县、乡、村三级农村电商网络体系逐步形成，全州注册电子商务企业237家，农村电商网点607个。

　　精准扶贫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2016年，农业部组织部机关16个司局党组织与定点扶贫县16个村党组织开展结对帮扶、联学共建。部直属机关党委从党费中专门拿出160万元，每村安排10万元，用于修建文化广场、党员活动室等基础设施建设。

　　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扶贫效果大不一样。在地方党委政府的主导下，2014年以来，恩施州实现274个贫困村脱贫，累计减贫59.4万人，减贫数量居湖北全省第一。2013到2016年，湘西州实现27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减贫35.4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3.79%下降到16.14%。

　　感情、激情、热情，让挂职干部充满“三农”情怀

　　在农业部，干部下基层挂职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干部争着下去挂职，部党组乐意选派干部下去挂职，各单位的一把手也愿意放干部下去挂职。一定意义上讲，定点扶贫地区已成为农业部干部成长的摇篮，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干部队伍的大学校。

　　31年来，农业部共派出336名干部到武陵山区挂职，武陵山区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播撒在武陵山间，亲人般的挚爱流淌在酉水河里。

　　在恩施当地老百姓的心中，“农业部扶贫干部”是一个群体，一提到这个名词，就能在当地老百姓心中激起一种朴素的情感。曾在恩施州挂职副秘书长的现任中国农村杂志社社长彭小元，至今不能忘怀那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1996年，他跟其他几个挂职干部坐车去乡里调研，当时恩施的交通条件很差，山高路远，坡陡弯急，车子不小心撞到一棵树上，差点翻到悬崖下。几个人下车去山上找老乡帮忙，一说是农业部扶贫组的挂职干部，老乡立马给他们“烧茶子”，端出了待客才有的荷包蛋。“那种热情，那种眼神，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彭小元回忆道。这样“铤而走险”的考察调研对于每个挂职干部都是家常便饭，不仅磨炼了意志，也考验了作风。

　　时任全国畜牧总站办公室主任张野田一到挂职地，就忙着推进原种纯化，谋划品种改良，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责无旁贷”。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王国庆，挂职恩施时为了当地的茶叶发展奔走不停，把自己的一行行足迹留在了万亩茶园之中。不仅专家有了用武之地，“菜鸟”也变成了行家。为了促进当地茶叶产业发展，有的挂职干部从不懂茶叶到对六大茶类如数家珍;为了推销当地特色农产品，有的挂职干部从腼腆内敛到熟谙市场营销四处演说……

　　沉到大山深处，迅速加深了对农民、农村的感情。曾两次挂职恩施的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副所长冯忠泽和恩施感情很深。爱好摄影的他把“恩施”一直留在自己身边，记者在他的电脑上看到他拍摄的上千张恩施照片，有自然风景、有农田屋舍、有父老乡亲。其中，他和一对青年母子的合照引起了记者注意。

　　他告诉记者，这个青年叫陈才，两个人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故事开始于他1996年挂职时。一次到村里调研，冯忠泽在路上见到了年仅七八岁穿着破烂棉鞋背着猪草的陈才。冯忠泽找他问过情况后，当即决定每年资助他400块钱，一直到他上大学。而当时他的月工资也才200多元。2014年冯忠泽再次挂职恩施时，已经从长江大学毕业工作的陈才，提着一袋山核桃找到了他。当他向妈妈介绍“这就是当年一直资助我们的冯主任”时，孩子妈妈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一边是贫困户的笑容和泪水，一边是对家人的牵挂和愧疚。1996年去挂职时，恰逢冯忠泽新婚的妻子刚刚怀孕，身边没有人照顾。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不知道我们见面时，你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一个胖胖大肚子的形象。真遗憾没有时刻看见你的变化和咱们孩子的发育过程。这也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2014年挂职时，又遇孩子高考，他又不在身边。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每一个挂职干部的背后都有一串说不完的故事。

　　“你任常务副指挥长，全权负责处理设卡、封堵、消毒工作，防止禽流感流入我县!”2005年10月28日，在恩施来凤县委扩大会议上，刚来挂职不到一个月的农干院农垦干部培训部主任卢丙来，被县委、县政府委以重任。此时，禽流感正在距离来凤县仅7.5公里的龙山县肆虐。临危受命，卢丙来迅速带领相关人员奔赴县界设立关卡，一站一站现场检查。他每天20多个小时与当地干部同吃、同住，坐关守卡，历经14天终于把禽流感堵在了来凤县大门之外。“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在基层真正抓一件事需要付出多少艰辛。我个人的应急处理能力也大大增强。”卢丙来很感激挂职经历带给他的历练，这为他后来走上农干院的领导岗位打下了重要基础。

　　贴近大地，贴近基层，给了挂职干部不一样的视角。祁睿说：“工作由一条线变成了一大片，第一次真正了解了州、县、乡农业农村工作的运行机制，近距离观察参与了基层的工作，明白了文件规划与现实的差距。回到国家机关以后，特别是在制定规划、设计项目时，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很多挂职干部是典型的“三门”干部，看到武陵山区贫困的现状，深深地被震撼了。他们在扶贫日记中写道：看到当地贫困农民“住的是茅草房，穿的是破衣裳，吃的是黑糊饭，耕的是草帽田”，你还能抱怨工作条件差吗;看到基层干部“5+2”“白加黑”，你还能抱怨工作累吗;看到基层干部战天斗地苦干实干，你还能工作没有激情吗?

　　看到深山区贫困村民的生活状况后，魏百刚不仅受到震撼，连生活理念都发生了改变。“从恩施坐飞机到北京单程要1800多元，我那时候没有紧急的事情都舍不得回家。把这些钱省下来用于扶贫不是更好嘛!”魏百刚告诉记者：“这种节俭的习惯一直影响着我。后来我到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当院长时，专门制定了节水、节电、节纸的规定，每年能省下二三十万支持贫困地区，多好呀!如果大吃大喝一顿，我都会觉得对不起贫困户。”

　　他自己非常注意节俭，但是对恩施的孩子们却很大方。挂职时在巴东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看到800多个孩子睡在只铺了床单的硬床板上，90厘米宽的床位一颠一倒睡两个孩子，他难过地落泪，当即自己掏钱捐给学校，给孩子们买褥子。“一定要把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培养好，再也不能让他们受这种苦了!”他联络北京应用技术大学，与董事长赵景泉达成协议，技术大学每年拿出500万元，在农干院免费培养恩施、湘西的农村孩子，毕业后学校负责介绍就业。一开始，恩施、湘西当地人都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个被称作“阳光工程教育计划”的爱心助学活动，让近300名武陵山区的农村孩子第一次走出大山，在当地播下了一颗颗希望的种子。

　　336名干部，就是336座“桥梁”。这一座座桥梁连接了农业部党组和基层群众，凝聚了武陵山区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心。恩施州州长刘芳震对此评价道：“农业部挂职干部主动作为，以扎实的工作作风、科学的工作态度、严明的工作纪律，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农业部、农业部联络组各位同志的这种务实重行的工作作风，这种凝聚真情真意的支持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全州干部脱贫攻坚的士气，增强了我们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在恩施、湘西各族人民的奋力拼搏和农业部31年持续的帮扶下，恩施、湘西农业农村发展和脱贫攻坚不断迈出新步伐，形成了一批特色产业，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2016年，定点帮扶的恩施、湘西四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8613元、8542元、6288元、7612元，比2010年均翻了一番。

　　“农民不脱贫，帮扶不脱钩。”2002年，时任农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的韩长赋作出铿锵承诺。14年之后的2016年，作为农业部部长的韩长赋在定点扶贫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公开重复了当年的承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韩长赋表示：开展定点扶贫是中央从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农业部践行脱贫攻坚使命的重要举措。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加大定点扶贫工作力度，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