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的社会矛盾往往集中在最基层，正确处理好社会矛盾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截至2016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82亿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超过4600万人。农民工进入代际交替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主体，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返乡，他们的工作、养老、医疗、社保等问题都尚未衔接好。在城市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并不容易，他们背后隐藏着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代农民工能否满足当前市民化政策的要求?他们能否与城镇顺利对接?返乡之后是否会返贫?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几亿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关系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水平与进程。

　　第一代农民工的三大特征

　　我国农民工并非一个均质的群体，其内部代际分化严重，两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思想行为上存在着明显差别。研究两代农民工在各层面上出现的代际差异，特别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其市民化过程中的难点。明确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就建立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之上，政府在制定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时应考虑不同类别农民工主体的需求，把握两代农民工不同的市民化倾向，注重分类引导。

　　把握住特征才能深入分析进而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与建议。第一代农民工具有以下三个特征，这决定他们既不可能完全在大城市实现市民化，也不可能完全在乡村实现市民化。

　　首先，第一代农民工具有边缘性特征，导致其大城市市民化能力不足。受传统体制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他们面临着政策排斥、教育水平、认识偏见、劳动技能及身体条件制约等多重障碍，大多数人仅能从事建筑、环卫这样重体力、低技术之类的工作。第一代农民工在大城市实际上处于一种社会边缘化的地位，难以真正融入市民化生活，他们在大城市的市民化意愿与能力都相对弱于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近年来城市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但城市接纳能力毕竟有限，要想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市民并享受和市民一样待遇，需要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诸多领域做出巨大调整，这些调整不可能在短期内一步到位。因此，第一代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中一小部分人有可能逐步完成市民化进程，最终成为城市居民，但其余的大部分农民工不得不面对返回农村的现实。

　　其次，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消费性特征，完全回到乡村生活也不现实。按照传统的养老方式，农民工老了自然会“解甲归田”。但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务农，积攒了一定积蓄，属于农村高消费群体，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水平，能刺激出消费需求拉动农村经济。同时，传统的回乡依靠土地养老的模式正在面临巨大的考验。

　　最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传统性特征，仍愿离土不离乡。第一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离土的农村劳动力，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真正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具有传统农民的特征。第一代农民工一般将外出打工视为暂时性的谋生挣钱渠道，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割断自己与农村，特别是土地的联系，将农村和耕地视为退可谋生的底线。因此，他们更愿意在距离家乡近的小城镇完成市民化转型。

　　鉴于以上分析，第一代农民工实际上是城乡两栖的边缘人群，因此，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就难在改变第一代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给他们摘掉农民的帽子。他们能否成功实现市民化，市民化过程中的质量和效益，直接决定了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根据第一代农民工具有的三点特征，积极引导第一代农民工向小城镇落户，才是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这样才能充分激发农民工返乡的活力，逐步实现高水平的城镇化。

　　多举措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对农民工本身而言，地缘关系是维系农民工与家乡的重要纽带，与跨省流动不同，农民工在自己家乡的县城不会有陌生的感觉，更容易保持与家乡亲人的联系，极大地满足了农民工的归属感。对流入小城镇而言，更多农民工返回县城能起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伴随着农民工在城镇安家落户，其消费环境的改善，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意愿的改变，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创造巨大内需，同时也为第二、第三产业注入新的动力，带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从而推动城镇化建设。对国家而言，第一代农民工向小城镇落户，国家可通过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使土地资源向少数种田大户集中，提高土地利用率，提升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不仅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土地的农民工才能放心地转出土地从而安心地在城镇中生活。目前，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遭遇到了来自制度、政策、观念等多方面的阻碍，市民化状态并不理想。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转变与融入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社会转型，这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城镇迁移生活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上向市民转化的过程。

　　第一代农民工向小城镇转移，也可以与当前如火如荼的特色小镇建设有效结合起来。特色小镇，“特”在特色产业和特色旅游，以发展休闲小镇作为城市的后花园，以特色风格、风貌与风情推动我国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而第一代农民工向小城镇转移，既解决了人口市民化问题，也解决进城后的就业问题。笔者认为，在创新体制机制上将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与特色小镇建设结合起来：政府提供优质服务，搭建各方能平等参与的平台，完善特色小镇的顶层设计与发展规划;企业整合资源引进现代管理手段运营特色小镇，形成有产业支撑的特色小镇建设;返乡农民工(包括务农人员，不局限于返乡农民工)是特色小镇建设的主体，即解决了特色小镇为谁而建的问题。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民大多数属于兼业农民，在特定区域内能自行提供一定的商品，我国发达区域最早出现兼业农民。培育兼业农民也可是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兼业农民是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过渡。充分利用好农业季节性造成的劳动力季节性剩余：既可以获得农业收入，也可以获得可观的非农收入;既可以调节工农业就业结构，又可以缩小城乡差别。鼓励和发展还不能在城镇完全市民化的返乡农民工成为兼业农民能减轻大量农民进城后的不良后果，有利于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在这层意义上，兼业农民是打通城乡之间藩篱的重要力量，是社会稳定器。同时，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多年眼界更加开阔，更容易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加速农业现代化，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积极引导第一代农民工向小城镇转移，要求政府从法律和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工各项权益，才能够让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走得更好、更加平稳，有条件的区域，农民就地城镇化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之一。针对农民工市民化，国家提出了包括加速土地流转、统一户籍管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住房、养老、医疗与社保等多项制度保障市民化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到深化。给第一代农民工摘掉农民的帽子，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取消社会身份的差别，这是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由之路。最终我们所追求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目标，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相适应的市民化，更是核心在“人”的市民化。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