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这雾霾!”掐灭了手里的烟头，老苗抱怨起北京的雾霾天气。

“前几天工地上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停工，从来北京到现在，也就干了20多天的活儿。离春节也就一个来月时间了，看来是没啥盼头了!”苗金顶是河北省定州市庞村镇苏泉村人。2016年11月15日，老苗和同村的16个青壮年劳力，一起包车来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北京城建集团某地下车库建筑一期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期)所在地，干起了水泥工人。没承想，到北京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真正干活也就20多天，剩下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工棚的宿舍度过的。20多天里只有十多天是满工日，能拿到每天200到300元不等的工钱，剩下的10多天只能按零散工时计算，每天只能拿到100到150元左右的工钱。“工头和项目经理之前都讲好的，我们来的这些人至少保证一个月有25天的满工日，至今都没有兑现嘛!”提起这些，老苗就有些窝火。

今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情况如何?北京市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又如何?带着这些问题，2016年12月18日傍晚，在北京城建集团某地下车库建筑一期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期)的活动板房宿舍里，记者见到了老苗和他的同乡们。

50岁的苗金顶：“下半年不如上半年，能多挣点儿是点儿”

三层高的移动板房宿舍，每个宿舍里有5张上下铺，住了10个人。因为工人们大部分都吸烟，简易的活动板房里弥漫着浓浓的烟味。昏暗的灯光下，塑料水杯、剩饭剩菜和废旧的烟盒杂七杂八的堆满了一桌子。

项目一期共有6个工程队，老苗所在的第二工程队大概有400多人。停工的时候，没什么事，这400多人除了外出的基本上都憋在这宿舍工棚里。到了饭点就下楼吃饭，吃完饭就回宿舍休息。年轻的，手机无非是最好的娱乐消遣，捧着手机或聊天或看视频;年长的，几个人围在一起，看看移动电视正在播放的电视剧。还有不想打牌睡觉的，傍晚，他们结队来到项目一期的围墙门口溜达。这里有摆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单薄衣服20元到30元不等，一双仿品运动鞋50元左右，一件羽绒服最贵也不会超过100元。因为雾霾天停工，最近这段时间，这里成了不少农民工人饭后遛弯的好去处。

“这下半年还不如上半年挣得多呢。上半年在老家干活时还不错，差不多挣了两万(元)吧。”2016年3月到6月间，老苗和同乡们在河北定州的某工地上打工，因为离家近，生活成本低，省吃俭用下来，每个人都攒了差不多有1.6万元到2万元不等。10月初，通过同乡的介绍，老苗他们又到了河南省鹤壁市的某工地上打工，干了20多天，抛了吃喝去，每个人拿到手的差不多也有1万元钱。鹤壁的工程结束后，回到家里没待几天，老苗与同乡们就包车来了北京。

“本来还指望能多挣点是点儿，年底了回家给孙子拿个压岁钱，给老伴儿留点抓药钱……谁知道运气这么差呢!”老苗边说着，边吃着治胃病的药：“现在倒好，这两天不知道啥原因连热水都供应不上了，吃药还得就着凉水呢。”

“老苗，别生气啦!你气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可别再气出啥毛病来又得花钱看病……”同乡杨栓成笑着安慰老苗，“不过说真的，这每天都要吃喝拉撒，一天都得差不多30块钱吧，一个月就是小一千(元)呢!”杨栓成在同乡中，打工收入算是高的。与老苗不同的是，杨栓成一直在北京打工，2016年农忙的时候也没回去，来项目一期前，他一直在位于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座工地上打工，差不多每个月都能拿到6000~7000元的工资收入。这次老苗他们来北京大兴打工，就是通过杨栓成介绍的。

“废话!不干活挣不到钱，这不就是干耗着嘛。”老苗把药吞下，扭着脖子冲杨栓成说。

据了解，在老苗他们的老家苏泉村，全村5000多人，人均不到一亩地。往年，过了麦收、秋收等农忙季节，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力都会选择外出打工。一般京津冀等地的一二线城市是他们的首选，主要是因为离着老家定州近，十几个人包车来回方便。2015年，老苗他们通过进城务工，差不多都能挣到4万元到5万元不等，像杨栓成这样好一点的，可能挣到6万元以上。

43岁的杨志强：“年底了挣多少无所谓，来年也想搞点农业项目创业”

正当老苗和杨栓成互侃着有的没的时候，下楼吃晚饭的杨志强和吕进双推门进来：“楼下就听到你俩这大嗓门儿，又在瞎侃啥?有这精力还不如睡点儿觉呢。”

“哟，这留过洋的回来啦，吃过洋面包挣过外国钱的就是不一样，境界就是高，你快来听听人家这高论。”看到杨志强等人推门进来，老苗边点烟边对记者说。

同样是苏泉村人的杨志强，早在2012年通过中铁十二局下属某公司的劳务派遣，到安哥拉打工，直到2016年8月份回国。“其实也没啥，在国外打工环境差点儿，主要是治安方面太差，多数时候面临的是人身安全问题。”据其介绍，在国外的4年时间里，由于工作认真，比较负责任，同去安哥拉的中国工人，每个月差不多都能拿到合人民币1.2万到1.3万元的工资。有一次，因为安哥拉当地的一次军事事件，杨志强等人还受到了总统卫队的特殊保护。“虽然担惊受怕，也算是开了眼界吧。”提起这件事，杨志强很是自豪。

在国外因为语言不通，平时也没什么消费，出国打工让杨志强还是攒下了30多万元的存款。回到老家，先是花了十几万在城里购置了商品房，还了几年来因为老人看病欠下的债务，给孩子交了学费，剩下还有十几万元存进了银行。“这次跟老乡们出来找点儿活干，本来也没想挣到什么大钱，年底了挣多少无所谓，出来了总比在家闲着等过年强吧。”杨志强说。

“听说现在搞农业项目很有前景，等来年也想搞点好的农业项目看看，手里有点儿闲钱，也算是创业吧。你是常年跑农口的记者，有啥靠谱的项目吗?养殖的，种植的都行，关键是要赚钱……”杨志强问记者。

30岁的薛会峰：“带上另一半南下，找个环境好点的城市落脚”

正当记者想回答杨志强的问题，一直躺在床上玩手机的80后薛会峰突然探头下来：“老强子，你就光想那赚钱的好事。哪有那么好的项目等着你从国外回来干呢?有好项目早就被别人先下手了。”

“我就这么一问，人家记者朋友兴许有啥好项目呢!”杨志强回头对记者说：“你别看这小子年龄不大，啥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国外也是没少跑。我就去过一个国家，他可是走过好几个了，在俺们村也是见过大世面的，是吧?”

“就是呀”“人家这小子走过的路比他年龄还长呢……”吕进双和工友们七嘴八舌开起薛会峰玩笑。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挣得比较少吧，每个月合人民币只有8000元左右，在阿尔及利亚稍微好点，每个月差不多有合人民币一万元的收入。”1986年出生的薛会峰高中毕业后，在老家工地上干了两年散工，后来也通过劳务输出走上了出国打工的道路。跟杨志强不同的是，在国外打工期间，年轻人喜欢玩，消费的机会也多，薛会峰却没攒下什么钱。在每个国家都没有待时间太长，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大半年，每次几乎都是干不长时间就回国。

“项目一期的活儿实在太少了，比不了隔壁的工程。人家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加班加点地干呢，干一天就结一天的钱。再等两天看看吧，实在不行，我想通过老乡介绍去那边的工地找点活儿干。”薛会峰告诉记者：“北京的空气实在太差了，动不动就雾霾天，工地上的活儿也跟着停工。等来年吧，来年看看，不行就去南方，找个环境好点的城市落脚，听说到南方打工收入也不低，就是离家远点。”

“你别听这小子瞎说。啥环境差点，他是担心他媳妇跟人跑啦”“就是呀，这小子是个‘妻管严’，离不开媳妇……”老苗和其他老乡在一旁插话。原来，薛会峰的妻子在南方的某个城市打工。就刚刚工友们聊天那会儿，薛会峰还和远在异地的妻子通了电话，商量了下回家过年的时间。

“啥叫离不开呀?我出国那几年不一样离开了嘛，说到底还是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就知道围着北京、河北跑，你们才是‘妻管严’呢。”薛会峰为自己辩解。

一片哄笑声中，有人开始提议玩牌。“反正今晚也没啥事，明天也没啥事，又不用起早上班，可以玩个通宵了吧。”此时，隔壁宿舍的不少工人陆陆续续来到老苗宿舍，不断加入牌局。

“常年在外打工确实累，可是没事的时候也没啥好消遣的，只能打牌扯闲篇儿。”差不多晚上八点，记者起身告别，一直在旁“观战”的杨栓成送记者离开。“对啦，刚才杨志强问你的那个事儿，请你平时帮忙给留个心，有啥好项目、好消息了跟我们言语一下。我们也想在家门口做点事儿，离家近，又能照顾老人孩子，谁不想呢，是吧?”

“好的。”在得到记者的答复后，杨栓成和记者再次道别。透过雾霾，记者临行前依稀发现杨栓成并没有马上返回宿舍，而是在昏暗的路灯下，掏出手机给家里打起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