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是最核心的。但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将进城农民市民化，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包括就业、医疗、住房和养老等。坦率地讲，这些问题在现有的制度架构下，没有得到很有效解决。因而，我们能看到不少进城农民工因进城失败而又回到农村。所幸的是，在目前的农村经营制度下，退回农村的农民工又能重拾土地营生。对于这一现象，值得分析。

一、中国可逆的城市化道路

有一句流行的话，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前不久笔者在上海农村调研，一个村支部书记说，世博会期间，外国友人到他们村参观也发了这个感概。这句流行语需要我们自行脑补的就是，中国不能只是将城市建设的像欧洲，而且也要将农村建设的像欧洲。乡村建设“强富美”的目标可能也是这样来的。问题是，当前中国人均GDP只有欧盟国家的大约五分之一，欧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能够像欧洲就已经非常不容易，要农村也像欧洲，就有点困难了。如果短期内硬要将农村建设的像欧洲，那就很可能是形式上像，似像似不像。那样就不如将乡村建设的当前目标定低一点，在乡村建设和乡村规划上立足现状，不激进，宁慢毋快，宁缺毋滥。

当前全国70%左右的农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一个农民家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守从事农业。一个农民家庭因此可以同时获得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农民家庭就可以每年略有积蓄，以应对人生大事，或储备进城体面安居的资本。

中国之所以普遍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户家计模式，是与当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中等收入阶段，正在艰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联系在一起的。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城市能够提供的稳定就业与高收入机会不可能太多，因此，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都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更难全家进城。他们自己在城市务工经商，父母、子女可能仍然留守农村，年轻时在城市打拼，年龄大了却可能还要返回农村。这与制度无关，很大程度是由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中国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可能所有进城农民都能够在城市体面安居。

不过，中国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一般发展中国家，农民进城往往是不可逆的，即使无法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进城农民也很难返回农村，他们因此在城市体面、不体面地居住下来，大部分缺少在城市体面安居所需就业与收入条件的农民就落入到城市贫民窟中。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存在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正是这样来的。

中国的差异是保留了农民返乡的退路，就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他们自己努力，天又帮助，就可能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就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如果不能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就可能返乡。正是因为可以选择返乡，进城农民不愿意落入到比农村生活状况更糟糕的城市贫民窟中。中国因此没有一般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有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

二、农民进城可逆的原因在于制度

让中国农民可以进城失败后返乡的，恰恰是两个很重要的制度，一是城乡二元体制，二是小农经济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已不同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因为这个体制完全不限制农民进城，即使当前农民进城仍然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这些障碍也正在清除中。当前城乡二元体制的要害在于限制城市资本下乡，这个资本不仅包括工商资本，也包括城市市民手中的过剩资金。比如城市人不能到农村买农民的房子。正是不允许城市资本下乡，就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了返回农村的可能。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就不再是剥削农民的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而变成了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之所以要保护，是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

另外一个让农民可以返乡的制度是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这个制度保证每个农户都有承包的土地，面积不大，解决温饱却不成问题。

三、农民返乡应该是他们的自主选择

提供了返乡的可能，并不等于进城失败的农民就一定愿意返乡。当前中国农民之所以在进城失败后愿意返乡，是因为农村生活质量要好过城市贫民窟。将来农民返乡后的生活质量能否好过城市贫民窟，这就要看乡村建设的状况，就要看国家财政资源下乡后，能否为农民提供进行农业生产和维持农村生活的基本条件。

当前中国农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想要靠土地致富，几乎没有可能。

农村生活的好处是，有自己的房子住，小规模经营虽然不能致富，却足以解决温饱，农业收入不高，农业生产所需要投入劳动时间也不长。且在当前农业机械化的背景下面，农业劳动强度也不高，每年农忙时间也就1~2个月，最多2~3个月。在农村，劳动力可以与土地结合，利用房前屋后的土地种菜喂猪，种花养草。农闲时可以捞鱼摸虾。农村自给自足经济使得农民可以生活得好。收入不高，消费也低，生活质量并不差。

对于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来讲，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农业获得就业与收入，而且，村庄是熟人社会，他们在村庄中可以利用农闲打打麻将。村庄是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也就有归属感，有安全感。农民正是在村庄中完成社会价值的再生产，获得体面、尊严和社会意义。

甚至，相对于子女已经在城市买房，从而随子女进城的农村中老年父母，留守农村也并不是坏的选择。与子女一起进城的农村老年人，和子女同住，不自在，不自由。若家庭经济困难，收入比较少，则家庭代际关系必然紧张。老年父母与子女一起住在城市，就度日如年。

因此，为农民尤其是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弱势农民)提供农村生活的可能，让他们选择，这对农民很重要。

四、乡村建设要旨在维系

乡村稳定

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往往是农村强势群体进城，是农村精英进城，是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进入城市。因此，农民进城的过程也就是农村空心化的过程。

一个系统，资源不断流出，这个系统就很难保持稳定。同样，农村人财物大规模流出，农村越来越凋敝，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维系就可能出现问题，农村凋敝到农民无法在农村完成基本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不仅基础设施不足，甚至缺少合格的村干部人选，农民也缺少基本的合作能力。这样无法维系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凋敝农村，不仅无法保障粮食安全，而且进城失败农民也不可能返得回去。

正是因此要进行乡村建设。国家应当投入资源进行乡村建设，以为持续衰落凋敝的农村提供基本的秩序、基本的公共品、基本的服务，回应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注意，笔者所强调的是基本的，而不是优越的、良好的、高等级高品质的。正是借助国家财政投入进行的乡村建设，维系了农村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从而为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提供了可以在农村生活下来、生活得好的可能，也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可以返回的农村。

五、乡村建设更应立足当下

乡村建设并不一定是要将乡村建设得比城市还好。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在城市，农业GDP占比已经不足10%，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城市经济就必须有更大份额和更快发展，正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为进城农民提供了更多稳定就业机会与收入条件，更多农民家庭才能体面进城安居，中国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表面上是为农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实际上农民缺少获得收入的条件，就不可能有比城市更好的农村环境可以享受。农民进城是当前的时代潮流，只是农民进城，他们是希望进到城市过体面的生活，而不是要落入到城市贫民窟。若无法在城市体面居住，农民就愿意回到农村。

现在大家都喜欢说“乡愁”。问题是，我们的乡愁究竟是城市人的乡愁还是农村人的乡愁，是富人的乡愁还是穷人的乡愁，是旅游者的乡愁还是经营人的乡愁。上海市计划大规模建设城市郊野公园，原因是上海市民需要接触自然，需要从城市钢筋水泥丛林出去透透气。市民到郊区农村接触自然的乡愁，就为上海市郊农民提供了满足市民需要而经营致富的机会。上海市郊的农民就可能会通过经营乡愁来发财。问题是，全国90%的农村是缺少上海农民通过经营乡愁来发财的机会的。

而从全国一般农村地区的农民需求来讲，他们目前更希望能够全家体面进城，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他们更多是“城愁”，就是如何体面在城市安居的忧愁。

目前来看国家要对乡村进行建设，以让乡村可以获得良好的生产生活秩序，从而为农民提供保底与退路。正是农村的保底与退路，使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也才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几乎必然会出现的发展中的社会失序和政治不稳定。

当前确定农村建设“强富美”的目标，试图通过各种政策努力来达到之，但任何政策的施行都应十分慎重。所有好的政策都有两面性。比如，我们说，农村缺钱，农民要创业、要发财致富，就需要有融资。所以，一般说来，金融应该下乡，目前不是金融下乡，而是城市抽水机将农村资金抽到城市去了，农村没有钱。没有金融，农村富不起来。农村金融改革正是因此而引起各方面重视，目前正在改革中。问题是，金融下乡，农民创业，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成功，还有一种就是失败。成功当然好，失败了，农民家庭就不仅将十几年、二十几年务工获得的几十万元败光了，而且将土地经营权和住房财产权抵押进去了，而且还要找亲朋好友借钱创业。创业失败，血本无归。保底就都没有可能了。农村市场机会有限，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通过金融下乡支持农民工创业，结果难料。如果创业失败，不仅未能致富，而且无法保底，成为流民。这种情况已经很普遍了。其实，在农村，亲友之间借钱办红白喜事，大家是愿意借钱的，因为这样的周期性的办红白事，农民是有能力还上的。而借钱创业，发展生产，农民之间都是不愿意借钱，因为创业失败后就不再有能力还上，风险太大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极在城市，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在农村。稳健的乡村才是中国现代化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