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的硝烟早已弥漫在地球的角角落落，唯有居住着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村几乎是一片盲区。原来在乡村设点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1998年开始撤并，几年时间就风卷残云，工、中、建三大银行撤并15023家，农行一家就撤并2.6万家以上，农村只有奄奄一息的农信社为农民做点杯水车薪的贷款，农村成了货币战争的真空，农民成了货币战争的白痴，农业则成了货币战争的重灾区——大量的农村资金被抽走用于发展城市、发展工业。

这是个“金融为王”的时代，谁掌控的金融资本多，谁获取财富的能力就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称，近百年来，人类财富增长了8倍，而富人的财富却增长了128倍。美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无处不在的美元，而美元的造币权、发行权、流通权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说今天的世界已经实现全球化了，其实在诸多生产要素中，土地、劳动力、技术、管理等没有全球化，只有金融资本实现了全球化，而金融资本是稀缺资源，放眼人类社会，谁掌控稀缺资源谁就能胜出一筹。奴隶社会，奴隶是稀缺资源，奴隶主掌控奴隶，他就富有;封建社会，土地是稀缺资源，地主占有更多的土地，他就富有;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厂房是稀缺资源，资本家拥有先进设备，他就富有。九亿农民与金融这个稀缺资源无缘，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富起来，更何况今天的人类社会，强者对弱者的压迫已经由武力征服、经济剥夺等演化为虚拟概念的压迫。从亚洲金融风暴到美国的次贷危机，从股市的过山车到一夜暴富的网红，无不透现出虚拟概念的威势。农民对此更是如坠五里雾中，各种福利彩票的发行，原本是想筹集社会资金解决穷人的问题，可买彩票的却绝大多数都是梦想一夜发财的农民工，他们哪里懂得这个悖论中暗藏的玄机。

其实，农民参与金融活动的梦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个梦想从贵金属时代就已经开始，且不说，大量存在的民间各种行会、抬会、钱庄，名气最大的山西票号、钱庄竟成为“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同时被称为清政府的“财政部”，业务做到海外几十个国家，经营者可都是土头土脑的乡民，既没有海归背景，也不是饱学之士。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农村合作基金会，也是中国农民对金融业的小试牛刀，农村合作基金会固然存在着许多需要整顿的问题，但长达十余年的生存历史对当时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1999年1月，全国4.5万家乡村两级合作基金会被“一刀切”地取缔，从此，中国农民便集体告别金融活动。近几年，政策虽然有所松动，各种资金互助组织、小贷信贷、担保机构、典当逐渐产生，但尚未形成气候。活生生的事例说明，担心农民没有能力搞金融是多余的。

发展的本质就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而改革的本质就是把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引起的社会震荡平覆到最小限度，使社会保持稳定。在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问题上，一定要摆正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制度设置不完善是制度制定者的责任，监管不到位是监管者的责任。如果把这些不完善归罪于农民，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决不能由于怕扰乱金融秩序就因噎废食。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任务，所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仅仅是农业的结构调整，它是一系列的制度性改革创新。农村本土金融力量的培育应是题中应有之意，让农民在货币战争的“正规战”中学习“游击战”，发展农村现代化的高端服务业，应从这里破题，从这里起步。

眼下，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全国银行业资本金的70%以上，而这其中70%的资金又都贷给了国有企业，20多年来全国每年投向农业的贷款一直只占总额的5%左右。原来农村信用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后，正在把注意力转向城市，转向工业，转向大客户，农民贷款更为艰难。印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农业农村十分落后，自上世纪后半叶开始，印度进行了三次农业革命，即绿色革命(种植业革命)、白色革命(水牛产奶技术革命)和蓝色革命(水产养殖及海洋捕捞革命)，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一跃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农村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三次农业革命成功有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比较发达的农村金融，每家每户都可以在银行开户，方便贷款，印度农业贷款额始终占总额的20%。新上任的莫迪总理为推进全民创业，又借鉴这一成功的经验，在全社会大力推广银行“开户计划”。

农民要增富、农业要增效、农村要增美，而“钱途茫茫”，“三增”便无从谈起。农村本土金融力量的培育，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作者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