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年初五，浓郁的节日氛围开始消散，村里的年轻人们不再彻夜狂欢，吆三喝四的酒令声也悄然匿迹，他们开始沉下心谋划新一年的生计，打点行装，告别家人，再次踏上南下北上的谋生路。而在村西头的堂叔家，父子俩正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争得脸红脖子粗。没错，去年父子俩为堂弟的婚姻争执，今年的矛盾焦点却集中在还要不要种地。

要不要种地：老中青三代观念碰撞

堂叔今年60多岁，作为一个传统的老农，种地已经被他当成了终生的职业。当从儿子嘴里听到不想再种地时，老爷子立马火了：“当农民不种地，那还叫农民吗?我种了大半辈子的地，没从黄土疙瘩里刨出过啥宝贝，也知道种地赚不了钱，可咱是农民，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本分!”

而堂弟反对继续种地的理由也很充足：父亲年纪大了，不仅自己家有8亩多地，还包了别家大概7亩多的地，合起来十几亩，收麦子的时候还好些，收割机一来，两三天就能收完。但是收玉米就不一样了，不忙上个十天半月完不了工。前几年父亲的身体不错，十几亩地还能料理，可去年老人生了场大病，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堂弟不得不请假回来帮着收秋，请假就意味着要被扣工资，去年他请了20天的假，损失了4000多元的工资，再加上来回车票、在家的开销，1万块钱就这么没了。“我们家秋季每亩地大概净收入500元左右，这十几亩地的收入还不抵我的损失，你说有必要接着种吗?”

记者老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乡亲们的家庭收入大多还是依赖外出务工，堂叔父子为种地引发的分歧，近年来在村里并不罕见。堂弟介绍说，村里几乎80%以上的家庭都有这个问题，只要掰着手指算算账，就知道种地不如打工划算。可堂叔这代农民对种地有着特别的感情，农民就要种地的观念已经在他们的意识里根深蒂固，而像堂弟这种年轻人很早就出去打工了，根本对种地没什么兴趣。当然，其中不乏一些经济条件较好、有想法的年轻人对种地有几分热情，但为数不多。

如果说老年农民是难舍种地，年青农民多不愿种地，那么中年农民则是有心无力。

自从家里老人过世后，李国印就带着妻儿离开家乡，在广州一干就是5年。临走前他把自己的6亩地托付给哥哥耕种，只在春节回家时结算一下租金。“要是近，这地我怎么也要自己种，农民哪有不种地的，可是眼下没法子啊。”这个老实巴交的中年汉子叹气道。

地要怎么种：规模经营VS现实困顿

就在堂叔家为要不要种地争得不可开交时，在村南头的李二雷家，则是另一番景象。30多岁的李二雷一手拿笔，一手拿计算器，正同父亲说着今春小麦的长势，预估他流转的150亩地夏季能收入多少。

李二雷是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初中毕业后，他未能考上高中，转而学了一手焊工技术，在家人资助下，自己在村里开了一家装修门店。这几年村里人外出打工手里攒了钱，开始翻盖房子，李二雷因此赚了不少钱。

对于地要不要种这个问题，李二雷从未纠结过。他说地当然要种，但是像过去那样零碎地种肯定不行，“规模太小、地块分散，见不了效益。”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二雷听村主任说起国家现在开始鼓励规模经营，于是他动了心，凭着和村主任不错的交情，他请村委会出面，帮着流转了乡亲150亩地，经营了2年，两件事让他很是犯愁：一件是这150亩地无法集中连片，导致机械作业开展效率很低;还有一件是有的地四至界限早已模糊，所以收播季节经常弄错地边，为此没少跟人吵架。

像李二雷这种有了明确想法的人，在村里并不多见，更多的是有了模糊的规模经营意识，却无从下手。

李爱军中专毕业后，常年在上海、安徽等地打工，从事电路架设维修工作，是个标准的蓝领，听闻记者回乡后，他第一时间找上门来，想向记者了解一下农业经营方面的政策。他和李二雷一样，认为肯定不能继续一家一户种，但是搞规模经营有两个难题：发展什么产业好?怎么实现土地集中连片?他也想过种粮，可种粮虽然省事，但效益低，最关键的是土地不能连成片。“现在村里最缺致富带头人，这几年村干部大多也在外打工，谈不上什么向心力凝聚力，所以全村基本是一盘散沙，不管做什么都很难。” 李爱军很无奈地说。

关于进城：非要退地，可以不进

大年初二，记者按照惯例来到干爸家拜年，巧逢五六位附近的邻居前来串门。其中几位也是在外打工，年前才赶回家。闲谈时，当记者问起是否愿意进城生活，当上市民时，几位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

“城里人没那么好当的，一睁眼，什么不要花钱?我们没个正当职业，拖家带口，不是闹着玩的!不如趁着年轻，多赚点，在老家盖栋两层小楼，再买辆车，家里还有地，生活多自在!”在外务工十年的李广伟快人快语道。

李爱军倒有变成城里人的想法，最近也一直想在市里买套房子，可他担忧的是，一旦进了城，成了市民，政府会否收回他的耕地、宅基地。“虽然国家现在不会以这个为进城落户的条件，可政策也说了，进城落户农民是否要有偿退出土地，还要进行试点。”经常看新闻的李爱军忧心忡忡地说。

听到李爱军的疑虑，其他几位也纷纷说道，本来对进城就不怎么热衷，如果非要退地，城可以不进。但他们也表示，要看这个有偿的限度，如果不能保障全家的生计，那绝无可能。

“别说我们这些家里条件不咋样的不想退，就是家里条件好的，想让他们退地也难。”李爱军接着对记者说，村里的李自安就是个典型。

李自安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转业军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把全家的户口迁到了市里，现在全家人早已在市里定居，多年也不回来一次，家里四口人的地交给了亲戚耕种，虽然每年给点粮食充当租金，可由于家庭条件好，他并没有按约定收取，尽管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可当村委会找到他时，他仍是二话不说拒绝了。即便是有的人家出钱买他的宅基地，他也没答应。“家里的地和房子都是祖产，再说我也不缺这点钱，就当是给后辈留点念想。”李自安说。

“在咱们这里，推进城镇化，以农民退地为前提，很难行得通，年轻人虽然不愿意种地，可你要他们让出来，他们也未必同意，更别提爱地如命的老农民了，那更是一点可能都没有。”村党支部副书记李世涛特别提到了李小毛，他笑称这可是村里有名的“老顽固”。

65岁的李小毛现在日子最舒心：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漯河，二儿子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郑州，现在都已成家，儿子们很孝顺，逢年过节钱物从没断过，老爷子身体硬朗，吃穿不愁，可不羡煞旁人!可年年过节，父子三人总会为一件事闹得不欢而散：儿子考虑父亲年纪大了，想将他接到身边照顾，可回回都被拒绝，老人啥都舍得，就舍不得家里的地。为此，父子三个谁也说服不了谁，儿子埋怨父亲不懂他们的孝心，父亲苦闷儿子不解他的心思。

短短几天的假期，在走亲会友中，乡亲们对土地的态度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者的家乡是位于豫中的一个小乡村，秋播小麦夏种玉米的传统已沿袭了几百年，家乡父老们向来对土地珍而重之，土地撂荒现象从未发生过，随着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往一家一户传统的土地经营模式显然难以为继，然而，要想有效实现土地规模经营、顺利推进城镇化建设，诚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